第二章清中叶诗文词.ppt

第二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 浙派厉鹗 袁枚性灵说乾隆三大家和张问陶 “后三家”舒位、王昙和孙原湘 黄景仁桐城派：义法、雅洁、神气、“阳刚”和“阴柔” “文之精粗” 《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词选》 阳湖派“阳湖三家”李兆洛与恽敬、张惠言 沈复《浮生六记》 汪中的骈文常州词派：词史、寄托 “清词后七家”,学习目标,第一节　流派纷呈的诗坛和袁枚一、沈德潜和“格调说”（一）沈德潜沈德潜（1673～1769 ），清代诗人，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横山学诗，不久即以诗文名世，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沈德潜科举屡不中，其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 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

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升降沈德潜这种受到皇帝“隆遇”的特殊地位，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甚大直至乾隆三年，六十六岁的沈德潜方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得授翰林院庶吉士袁枚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乾隆帝对沈德潜的恩遇，乾隆七年四月十九日，沈德潜在庶吉士散馆考试考场上见到了前来巡视的乾隆帝，乾隆帝称沈德潜为“江南老名士”三日后，沈德潜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与乾隆帝的诗歌唱和，亦走上了飞黄腾达之仕路，先是被提升为左中允，又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九年担任湖北乡试正考官，迁少詹，乾隆十年晋升詹事，担任武会试副考官乾隆十一年（1746），沈德潜被任命为内阁学士乾隆十二年，请假归葬夫人俞氏的沈德潜假满回京，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教授皇子读书直至退休之后，乾隆帝对沈德潜仍恩遇有加，先是赐原品休致，赐人参官帛，又于次年赐《御制诗集》，乾隆帝十六年南巡，又召见沈德潜，赏赐有加，二十二年南巡，又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加封沈德潜为太子太傅而沈德潜于十六年冬进京祝皇太后大寿，乾隆帝赐“德艺清标”额，为其诗集作序，二十六年又一次进京祝太后七十大寿，被乾隆列为九老之首。

沈德潜于花甲之年后受此意想不到之恩遇，自然感激不已，感叹“君恩稠叠，不知何以报称，窃自惧也”，又作《誓墓文》，发誓廉洁奉公，以报朝廷而沈德潜作为文人所受之旷世恩典，作为盛世文治精神之象征，受到当时文人的艳羡，如袁枚云：“嗟乎！海内经臣耆士，穷年兀兀，得朝廷片语存问，觉隆天重地，而公受圣主赐诗四十余首，其他酬和往来，中使肩项相望，不可数纪虽然乾隆帝再三表示，其对沈德潜之恩遇，主要是对其人品学识之赏识，并非仅仅是由于诗歌唱和，“若谓朕进用人才，沾沾于文艺之末，雕章琢句，专事浮华，此风一炽，必有藉手捉刀，希图侥幸者，岂不玷玉堂而贻羞文苑郎耶？”然以风雅自居的乾隆帝与沈德潜之交往，实主要是诗歌之唱和，赐诗和诗成为君臣二人交流之主要形式沈德潜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拜见乾隆帝，即奉命和《消夏十咏》，不久又奉命和《纸鸢》《柳絮》《落叶》《喜雨》等诗，乾隆帝非常欣赏，此后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升迁沈德潜归家葬妻，乾隆赐诗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其假满归京，乾隆帝又赐诗云：“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其归田前，奉命校御制诗稿，稿成进呈，乾隆帝赐诗云：“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其归田之次年，又奉命和御制诗集其诗集成，请求乾隆帝为作序，乾隆帝高兴地答应了，在序言中，乾隆帝将沈德潜之诗与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相比，称其诗为当世非常之诗。

乾隆帝几次南巡，沈德潜几次进京拜寿，都要进行诗歌唱和沈德潜于乾隆十年开始编选《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二十三年完成，乾隆二十四年刊刻，共收九百九十三人诗四千九十九首，凡三十六卷乾隆二十五年又加增删，前后历时达十六年之久修订后的《国朝诗别裁集》于乾隆二十六年刊刻乾隆二十六年十月，沈德潜至京城为太后祝寿，将《国朝诗别裁集》献于乾隆帝乾隆帝阅后，指出选钱谦益、钱名世之诗，称慎郡王之名等几处失误，下令南书房删改重刻南书房删改重刻本即《钦定国朝诗别裁集》，十八名“贰臣”诗人和屈大均之诗篇全被删除，前附《御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序》云：“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焉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所选，非其素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此书出，则德潜一生读书之名坏，朕方为德潜惜之，何能阿所好而为之序！又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选，而慎郡王则朕之叔父也，虽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国家典制，平时朕尚不忍名之，德潜本朝臣子，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前后倒置者，益不可枚举。

因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版以行于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潜也所以终从德潜之请而为之序也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仲冬月御笔沈德潜之所以如此编选，还因为他想超越社会政治而专论诗在《明诗别裁集》的序言中，沈德潜提出“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在《国朝诗别裁集》的凡例中，沈德潜论选诗之原则云：“国朝选本诗，或尊重名位，或藉为交游结纳，不专论诗也陈检讨《筐衍集》，较诸本为善，然只及康熙癸丑，以下闭如兹补癸丑后八十余年诗，而名位、交游之念，不扰于中，此差可自信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影印教忠堂本）不以人存诗，自然也就不因人而废诗，沈德潜引以自豪的正是《国朝诗别裁集》不涉政治，为一纯粹的诗选，之所以将满清宗室成员之诗置于卷三十而非首卷，之所以称乾隆帝叔父慎君王之名允禧，亦本此编纂之原则沈德潜本以为乾隆自命风雅，而又与其有诗文唱和，乾隆当对其所选诗赞赏有加，而实则乾隆写诗作文本为政事之余事，于关键之时，当然首先注意于政治沈德潜之遭遇，为文学附丽于政治的另一种解读《国朝诗别裁集》事发后，乾隆帝下令查禁钱谦益之诗集，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密查沈德潜是否收藏有《初学集》《有学集》在沈德潜死后九年，乾隆得知沈德潜为一柱楼诗案之主犯徐述夔作传，勃然大怒，下令追夺其阶衔，罢祠削谥，平毁墓碑。

清末民初天嘏所著 《满清外史》：“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乾隆一辈子写了近四万一千余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时还在写诗，日平均诗产量为二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也就是请人捉刀，可能还不止一位，估计，张廷玉、汪由敦之流，都是他的写作班子成员也许乾隆觉得官僚写诗，四平八稳，不如文人写诗，才情横溢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据说，乾隆下江南，亲到苏州去看望这位老秀才、大文人，这位沈老先生是何等角色，他马上明白陛下的用心，也马上表示肝脑涂地的忠诚乾隆立谕两江总督，召布衣沈德潜进京，这真是馅儿饼从天而降，从此发达不止沈德潜的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乾隆刻本），包括自订《年谱》 1卷、《归愚诗钞》14卷、《归愚诗钞馀集》 6卷、《竹啸轩诗钞》18卷、《矢音集》4卷、《黄山游草》1卷、《归愚文钞》12卷、《归愚文续》12卷、《说诗晬语》 2卷、《浙江省通志图说》1卷、《南巡诗》1卷等。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二）格调说“格调说”主要见于《说诗晬语》、编《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

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的根本原则是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诗晬语》第一节：“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二、翁方纲和“肌理说” （一）翁方纲翁方纲(1733～1818) 清代诗人、书法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翁方纲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又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倡始人书学欧、虞，谨守法度。

尤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二）肌理说本意：翁方纲论诗的著作有《石洲诗话》，但他的基本见解，则见于专篇论文中他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格调论上》)又说：“其实格调即神韵也《神韵论上》）翁方纲用“肌理”说来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借以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继续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肌理：翁方纲倡言“肌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他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前）他说：宋、金、元诗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而明代诗人只是沿袭格调，并无一人具有真才实学，只有清朝经学发达，可以用经术为诗（《神韵论下》），这种主张，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提倡经学、提倡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

复古：在"诗法"上，翁方纲主张求儒复古的旗号，他割裂引用杜甫诗句"法自儒家有"，解释为"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诗法论》）翁方纲的复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别推崇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他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和史学价值,把诗与"经术"、史料混为一谈所谓"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鉴古今一代词章配经术,不然何处觅元音？"（《书空同集后十六首》）这是一种模糊文学特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