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doc

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杜兴强周泽将【摘要】政治联系是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普遍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审计师选择产生着 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据民营上市公司2004至2007年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联 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等不同的政治联系类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 “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关键词】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 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审计师选择审计师选择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存的文献主要从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环境视角 研究审计师选择问题(Wang等，2008)但是，对政治联系(Political Connection)这— 颇具中国资本市场特色的因素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则研究相对较少钱颖一•等( 1993)指 出，非国有企业中的许多企业家实际上就是几年前党的干部或政府官员即使在市场经济高 度发达的美国，Goldman等(2009)亦注意到，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肴经济活动， 同样也会影响到审计师的相关决策本文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2004到 2007年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检验了政治联系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旦政府官员 类政治联系的公司显著倾向于选择“非十大”所、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公司选择“十大”、 “非十大”所无显著相关性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 设；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进一•步研 究方向一、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1) 审计师选择的文献综述审计师选择的理论解释，存在三种典型的观点：信号假说、保险假说和代理理论信号 假说认为，企业选聘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更好地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主 要原因在于大所如果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将有可能丧失更多的准租金，从而大所的审计质 量会更高(DeAngelo, 1981)保险假说认为，审计是一种降低投资者风险的补偿机制， 当投资者面临投资损失时，他们可以依据“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 theory)起诉会计师 事务所，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Dye, 1993) 代理理论认为审计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 的机制设计，代理成本越高，企业对独立审计的需求越强烈(Chow, 1982)。

关于信号假说，Beatty (1989)研究了审计师声誉和IPO公司定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结 果表明审计师的声誉越好，IPO的初始收益率(initial return)越低，从而为高质量审计降低 信息不对称程度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关于保险假说，Menon和Williams (1994)研究了 Laventhol & Horwath事务所破产的经济后果，即该事务所客户的股东会因为事务所的破产 失去向事务所求偿的权力(保险价值)，并且这一•影响会在股票市场价格上面有所体现—— 该事务所的客户股票价格确实存在显著的负向变动，从而支持了保险假说o Baber等(1995) 的研究认识到，导致股票价格下降的原因可能不仅在于保险价值的消失，还可能山于审计的 信息价值而引起，其信息价值消失的原因在于事务所在破产之前已经陷入财务困境，他们更 可能为了短期利益而向客户妥协，从而影响了审计质量但Baber等(1995)并没能区分保 险价值和信息价值的影响Jensen和Meckling (1976)指出，审计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监 督机制，Watts和Zimmerman (1983)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史证研究(基于历史证据的研究)。

关于代理理论，Chow (1982)以1926年包含在《普尔工业手册》上的165家公司为样本，研 究了为什么会产生自愿审计；研究发现，规模大公司、高负债公司和以会计为基础订立贷款契约较多的公司更有可能聘用外部独立审计师综上所述，信号假说、保险假说和代理理论在审计师选择这一问题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 经验文献支持然而在我国现行转轨经济背景下，2004年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速发展，民营经济L2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相比于国有企业，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的 生存、经营和发展都发挥看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 前提因此该领域吸引着众多学者围绕政治联系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研 究尽管如此，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这-•领域内的研究尚不多见二） 政治联系的文献综述在政治联系的相关文献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衡量方法被广泛运用，其中的虚拟变量 法已成最为主要的方法（Boubakriet aL, 2008）在虚拟变量法下，当公司高管中至少有一 位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时，即认为该公司是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但近年来，研究中国上 市公司的政治联系相关问题时，一些学者尝试采用了赋值法，如胡旭阳（2006）、邓建平和 曾勇（2009） o其中，邓建平和曾勇（2009）对民营企业家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按照级别 对应赋值0到5；胡旭阳（2006）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分值进行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取值。

杜兴强等（2009）将赋值法进一步完善，并且区分了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并 按照高管的个人级别和单•位级别分别赋值、取两者乘积作为政治联系的最终赋值本文政治 联系度量，借鉴杜兴强等（2009）的思路，采纳三种方法：（1）虚拟变量法；（2）划分政 治联系类别的虚拟变量法；（2）划分政治联系类别的斌值法其中（2）研究是否存在某类 政治联系，为定性研究，而（3）则往往可以探究某类政治联系的强度后者是前者的重要 补充和进一步深化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中国资本市场中，政治联系是一项弥足珍贵的“关系”资源政治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 为正式机制的一种替代，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贷款、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 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吴文锋等，2008）——但政治联系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其方式更多是 隐性的周黎安和陶婚（2009）指出，“中国的民营化进程并没有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步， 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掌握着大量民营企业创立和发展所需的 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是不透明的，血旦缺乏司法监督” 批批、一-个个更量级的民营企业家涉案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典型的如黄光裕）。

山民营企 业家依靠政治联系建立的优惠和特权，往往是依靠“潜规则”、通过寻租、地下交易获取的， 即便不是见不得阳光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但至少是灰色的、擦边球性质甚至是不合规的 而这一切的不透明事项，最终都要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掩饰和粉饰为此，具有政治联系的民 营上市公司往往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差，且并不希望高质量的审计——因为外部审计作为一 种监督机制，审计质量越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会计处理、乃至经营中的“问题” 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可-合理预期，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总体上对于高质量的外部审 计需求动机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i：限定其他条件，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 计通常，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两种情况：（1）若政府官员离任后直 接开办企业、运作上市，迫于中纪委的监督（一批官员退休后纷纷落马说明了这一点）和舆 论的威力，他们往往并不希望其“关系资源”和“政府渊源”引起关注，所以与之相关的民 营上市公司的信息通常而言更为不透明，因此，相比较于其它公司，其膊任“十大”所的概 率更低2）若民营企业“草根”出身，经过苦心“经营”，和政府官员建立起政治联系， 这类民营上市公司要求的是实惠、特权和优惠，同样并不希望引起“关注”、带来麻烦，招 致管制，所以选择不透明的信息披露合情合理为此，上述两点决定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往往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计，缺乏高质量审计监督需求。

对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而言，代表委员往往是民营企业的主要高管（总经理或董事 长），该民营上市公司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是“明星”企业，为此代表委员出于个人和企业 声誉的需要，一般不会断然选择“非十大”所，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一个不愿购买高质量审 计服务、不希望高质量审计监督的不良印象所以，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 其选择何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往往是相机决定的、状态依存的（state-contigency）当 业绩突出时，往往选择“十大”所进行审计；当企业业绩不佳时，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 计，或许可.以通过适度的盈余管理，来掩盖或推迟一些不利现象的出现，继续维持其应有的 明星企业的“光环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将假设1进行细化，提出子假设2和假设3：H2：限定其他条件，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 所进行审计，且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强度越大、越可能选择“非十大”所进行审计H3：限定其他条件，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在选择“十大”所、“非 十大”所进行审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一、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本文选取深沪两地2004至2007年IP0时最终控制人为民营企业或者个人的上市-公司 作为初始样本。

关于政治联系的数据系本文作者从年报中手工搜集获得，审计师与审计意见 类型数据系从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获取，其余的数据来自于CSMAR系统的中 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对于初始样本，本文按照如下的研究惯例和原则进行了剔除：（1） 剔除同时发行A股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2）删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原因是金融行 业公司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财务指标往往差异较大；（3）删除了ST、*ST类的上市公司；（4）删除了高管简历不全的上市公司；（5）删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本文得到624个观测值，其中2004至2007年分别为121个、146个、141和216 个其中非“十大”所相关的观测值共497个，2004至2007年分别为93、118、111、175个 观测值为了检验政治联系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参考Wang等（2008）,本文构建了如下的 模型（1）：AUDITOR= ^o + 6ZiPC + 6Z2FIRST + 6Z3BIG2_5 +a^PLU +Q5INDRATI0 ^GROWTH +aiR0A +sLEV +Q9LNSIZE +soCA/CL +aiiTACC +anINV/TA+auMKT +a\HNDREG +qYEAR +g （I）其中，AUDITOR代表高质量审计需求。

政治联系（PC）是主要的解释变量，本文共采用了3 类衡量方法：（1） PCDUM； （2） GOVDUM、DBWYDUM； （3） GOVMAX. DBWYMAX模 型（1）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表1：表1 变量定义AUDITOR若上市公司的审计师为国内“十大”，赋值为1：否则0PCDUM政治联系虚拟变量，用以定性的考量政治联系，具体原则如下：当公诃高管（芾事长或总 下同）曾经或现在在党委（含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常设机构、法院、检察院、人民银行任 曾经或现在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赋值为1,否则为0GOVDUM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虚拟变量，衡量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存在与否，确定原则为：当公司 经或现在在党委（含纪委）、政府、人大或政协常设机构、法院检察院任职时，赋值为1, ?DBWYDUM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虚拟变量，衡量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存在与否，确定原则为：当公司存 在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党代表（比较鲜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不包括人大或政协常 设机构成员）时，赋值为1,否则取0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赋值变量，衡量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强度，具体确定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