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在城市治理中的空间与前景.docx

摘　要：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催生出“智慧城市”的新型城市理念，在智慧城市的治理中，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关系，造成了城市治理的困境在城市治理中引入区块链技术就显得尤为必要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建立各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这一方面明确了城市中人、物的权利与责任，降低了城市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仍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正视区块链在城市治理应用时所面临的难点与困境，为技术实践提供缓冲期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关键词：区块链；智慧城市；城市治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城市愈发处于全球竞争网络的枢纽位置作为联络国家宏观治理和社会微观治理的关键环节，城市可以被看作参与全球区域竞争的重要单位其中，城市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然而，作为特定区域的空间治理概念，城市治理并未形成固定模式从其动态发展过程来看，城市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到经济发展、文化环境、技术变革的直接影响其中，技术变革更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在推动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治理模式的革新。

首先，从城市治理理念的形成出发，梳理了信息化时代智慧城市理念的兴起过程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作为智慧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缺一不可其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智慧城市理念中存在的成本过高、权责界定模糊和隐私保护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治理技术的完善和优化再次，本文通过对区块链技术的介绍，论证了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城市治理中的可能性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之中，有助于在各城市治理主体之中确立信任关系，形成维护多方参与的信任机制，且城市治理的效率也将大幅提升最后，针对区块链在城市治理应用中面临的困境和难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建设原则，从而为技术的落地留出缓冲期一、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治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城市的形成无疑助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现代城市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成为唯一能够在有限区域内集人口、资源、资本、建筑、生产设施等为一体的完整系统，进而逐步形成了资源集中生产、利用、消费的经济体系简而言之，城市汇聚了各类物质实体与生产要素英国城市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翰•巴顿（Kenneth John Button）指出：“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

[1]生产要素的汇聚使现代城市成为社会主要生产要素的一个集中点，配合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高效率，现代城市当仁不让地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和社会所生产的各种商品流通与消费的主要空间然而，当城市规模聚集到一定的程度，原本规模经济的优势便逐渐产生了负效应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秩序混乱等城市病也逐步暴露这些问题的出现，推动了城市新型社群的兴起环保运动组织、反种族歧视组织、性别平等组织等新社会运动社群，不断争取新的政治权利，对城市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促使政府日趋重视城市的治理问题在此影响下，城市治理成为各国城市研究的中心主题[2]有关治理的概念众说纷纭，其中，认同较为广泛的是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并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治理，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协调适应，并能采取合作行动总的来说，治理除了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还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认为，治理的观点为公共行政管理提供了一套组织框架，不仅明确了发展的关键趋势，并为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指南。

[4]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的理念便是伴随着现实问题的显现而逐步萌生与发展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对城市治理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城市治理是指制定和实施城市及城市区域约束决定的社会过程”此外，他还指出了衡量城市治理的六项标准，即城市资源是否丰饶、生态是否可持续、环境是否适合居住、空间是否安全，以及是否具有包容的氛围和关爱的精神[5]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学家也愈加关注技术给城市治理理念带来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技术发展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新变革美国城市规划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探讨了信息化城市的特征，即对流动空间的结构性支配这一观点对城市治理领域中的城市体系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也促成了智慧城市（smart city）这一概念的萌发[6]都灵理工大学教授保罗•内罗蒂（Paolo Neirotti）带领的研究团队考察了影响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自然资源和能源、交通、建筑、生活、经济、人口是影响智慧城市治理最为关键的六个变量，而城市治理的措施也应主要围绕这些变量展开。

[7]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教授罗科•帕帕（Rocco Papa）以整体的视角和前瞻的眼光展望了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他将智慧城市的核心构成归纳为技术中心、以人为本及两者融合三个导向其中，技术中心论、以人为本的观点分别强调了信息技术和相关硬件设备、人和社会资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双核心作用[8]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认为，智慧城市的与众不同，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传统基础设施的相互融合智慧城市治理是使用新的数字技术进行协调、集成的城市智慧城市的概念颠覆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城市规划将从原先长达数年、数十年的跨度缩短到几天、几小时甚至实时规划与调度；二是城市的静态规划将转变为动态规划，大量有效数据的应用将帮助城市管理者提高规划精度，从而保证城市体系的动态平衡[9]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确以信息系统为基础，而其具体技术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移动互联网，更融合了物联网注1的概念[10]由此可见，智慧城市的治理离不开两个关键要素，一是智慧，二是治理城市的“智慧”主要来自于以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与应用。

城市的“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参与、协作共赢，而治理的最终目标也是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整体利益因此，智慧城市的治理，就是城市中的不同行为主体，利用数据、经验和知识进行逻辑推断、理性思考，并将这些推断和思考用在城市决策和行为规范的实践过程中总而言之，智慧城市治理理念的形成，与通信技术的革命和新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同时，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治理，既脱胎于城市治理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亦离不开技术发展给治理模式与方法带来的变革可以说，技术的进步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颇多新颖且更具行动力的解决方案然而，技术的发展往往是线性逻辑，其目标是解决相应的问题在应用新技术时，可能会伴生一些副产品因此，城市治理的理念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建立在一些有益的治理价值基础上二、智慧城市治理的现实困境从本质上来说，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当于给城市中的各主体赋能，通过个体的数据反馈，促使各城市单元从个体联结为整体，推动治理过程中数据信息的利用效率然而，由于智慧城市的治理不是简单地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铺设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在治理及决策过程中还要利用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业务和数据的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多主体协同合作。

因此，这一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可能会成为智慧城市治理的“短板”，而“短板效应”会使得智慧城市的整体发展受到制约辜胜阻等学者曾撰文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面临着“重项目，轻规划”“重建设、轻应用”以及“重模仿、轻研发”等问题，而变革治理和智慧整合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11]上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治理理念的革新，而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建设中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成本问题作为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城市，其最可能面临的“短板”便是技术实现的成本目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确实能够解决某些城市问题例如，人脸识别的应用大大提升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置效率然而，技术和产业化之间依然存在鸿沟由于智慧城市是围绕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展开的，因此，技术不应只存在于实验室之中，而是需要产业化的实践应用例如，未来的智慧城市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布局大量的信息采集设备这些设备硬件布局和运营的成本，以及这些设备产生的采集、分析以及处理数据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目前，存储成本下降的速度远远小于数据增长的速度李德仁教授的团队曾做过测算，仅以天津市安防系统为例，4.6EB的存储能力将耗费超500亿元的成本[12]因此，未来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系统化地将新型技术运用到这些场景中去，并保证这些技术的实现成本也是政府所能够负担的。

其次，权责界定问题在城市治理从管理转向服务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转变便是城市治理运行模式的市场化其中，通过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赋予部分治理职能智能化的路径，正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接纳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它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常见的项目运作模式该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13]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模式，城市治理监管的方式更加多元，政策释放的社会效能也更加充分，并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治理参与意识然而，PPP模式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一种合作关系，在项目合作期间内，必然会涉及到两者权力边界、责任范围和义务担当的配置问题此时，由于智慧城市中与治理相关的信息会牵涉到多个主体，在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中，风险与收益、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一旦失衡，可能导致多个主体之间的矛盾，并最终使得项目合作失败智慧城市并不能完全杜绝传统城市治理中各治理主体自说自话、自建自用的现象，而各主体之间的权责不清也将导致互相推诿以我国智能政务的推广为例，当前，我国政务类应用共有近2400个，其中地级和县级占比合计超80%[14]这些繁多的政务应用，使得原本便民的电子政务系统，变成了冗余的“垃圾”，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使用难度，造成了“政务信息孤岛”。

因此，城市治理系统内部的协调统筹，绝不是一味地响应政策号召，更要做好顶层设计，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打破信息壁垒的目的最后，隐私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指向智慧城市中与信息采集相关的终端设备信息采集设备的大规模铺展将对个人隐私形成重大挑战[15]如前文所述，城市治理智慧的实现是建立在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的大范围铺设和布置的基础上，而这些设备中的数据会包含众多隐私这种隐私的风险不仅出现在公共场所之中，同样还会出现在家庭之中家庭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人隐私保护最重要的场所，但是伴随着智能化设备在家庭中的普及，家庭作为私人空间的属性也在降低[16]例如，在不远的将来，智能音箱、智能冰箱、智能家居以及扫地机器人等会大量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设备工作的主要原理就是不断地采集个人数据，并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才能为人类提供智能化的服务一旦黑客进入了数据服务中心的后台，那么这些家庭隐私数据无疑会暴露在黑客面前这一问题不仅是针对个人的，而且是针对整个城市治理的由于城市治理涉及众多关键性设备，例如桥梁、地铁、道路、安防等，这些设备与人民的生命安全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这些重大设施的数据被黑客窃取或者篡改，其产生的安全危害将会是难以衡量的。

此外，智慧城市中的数据一旦被上传、存储、应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