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那么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慢慢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详细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那么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看法，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那么“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浅薄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到处花”时也写农夫的食粮，农夫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输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挖苦的苛酷，笔锋的锋利，以及惊慌与气愤，全已消逝，代之而出现的，那么是一种光芒暖和、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化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今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全部，虽一毫而莫取”的感慨，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愿栖，孤独沙洲冷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胜利，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非常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盼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呼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那么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来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相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劲，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最终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愉快而满意，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那么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非常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行“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闲而唱，而必需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丽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踊跃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局部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疑心，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行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缺乏以御气，性缺乏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那么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行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起先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外表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事实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那么兼济天下，穷那么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

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假设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际，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起因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困难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看法，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那么“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

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旧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结果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马上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熬煎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终，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恳求宋神宗处死苏轼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惊奇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背后 当苏轼步入仕途，刚起先就被任命为福昌县的主簿，(就是此时此刻的河南伊川县)这只是一个协助知县处理文书档案的九品小官苏轼的知名度在此时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的确写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韩琦和知制诰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迁到陕西凤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当时官员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谢表，所以苏轼按例向皇帝呈递《湖州谢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祸端第一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此时，新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旧为新党把持其次.他们对苏轼的才华和很高的名气心怀忌恨在《湖州谢表》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已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在向皇帝说：“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怕我与那些新进人物搞不好关系但知道我诚实本分，或许在外州郡治理百姓还可以这自然是有意攻击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御史中丞李定对宋神宗说：“苏轼说因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职莫非我们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爱生事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攻击皇上施行新政为‘生事’吗？”他还指出苏轼的四条罪状：1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毫不悔改；2他的错误言行流传很广影响很坏；3他很会强词夺理、蒙骗人们；4对陛下不运用提拔他心怀怨恨。

象这样的人不加严惩，要国法何用呢？于是便对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诗词，加以曲解、牵强附会陈列罪名受害人 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保藏苏轼挖苦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对苏轼的影响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挖苦的苛酷，笔锋的锋利，以及惊慌与气愤，全已消逝，代之而出现的，那么是一种光芒暖和、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化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今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全部，虽一毫而莫取”的感慨，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愿栖，孤独沙洲冷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胜利，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非常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盼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