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pdf
21页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87▋ 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 差异成因探析 李 杰∗ 摘 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为探求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和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 建立了理论模型， 发现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 并因此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而知识溢出效应的提高， 则使产业的空间分布模式保持对称稳定， 并因此促进区域间差距逐步减小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 经济系统存在两种长期均衡路径： 对称结构均衡和核心—边缘结构均衡， 且前者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小于后者的经济增长率 通过对中国经验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发现，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体现的正是效率较高的核心—边缘结构均衡， 但由于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明显大于知识溢出的作用， 故导致产业的空间聚集力大于扩散力， 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东部隆起和中西部塌陷的经济地理现象 为此，本文对促进区域协调的调控政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空间内生增长理论；贸易自由度；知识溢出度；核心－边缘结构均衡 一、引 言 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存在差异， 当这些差异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 造成社会福利下降。
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 而区域差距越来越大， 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出现了东部地区发展远远快于中西部地区的“东部隆起、 中西部塌陷”的经济地理现象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区域之间出现差异是难免的，但是， 区域之间差异的持续扩大， 最终必将导致要素和产业在发达地区的过度聚集， 不利于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 而且， 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如果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太大， 当发达区域的产业需要向外转移的时候， 落后地区却不具备接受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必要条件，也将阻碍全国的经济增长 因此，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不仅是中华民族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李 杰，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邮编： 518060)， E-mail： nkkelly@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8 年度青年项目“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批准号： 08CJL020)的成果之一。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88是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引起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 以此探讨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林毅夫(1998)、 雷泽(1998)、 王绍光、 胡鞍钢(1999)、昉蔡(2001)、刘夏明(2004)等经济学家， 以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 对区域间的差距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省级区域来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是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收敛(宋学明， 1996)， 但从大的地带范围来看， 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不均衡现象十分明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各省区呈条件收敛而以后则呈现发散的趋势(林毅夫和刘明兴， 2003) 更具体地， “条件收敛的倾向在 1978 年到 1980 年中后期较为明显， 而在 1990 年开始变弱”(张吉鹏、 吴桂英， 2004) 相对富裕的地区省份不成比例地受益于经济改革(雷泽， 1998)， 地区与内陆省份的区域收入非均衡的存在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陈秀山等， 2004； 林伯强， 2003； 德穆格尔等， 2002)。
胡鞍钢、 熊义志(2000)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 建立知识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计算了各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 说明各地区知识发展差距的特点， 认为产生知识差距的主要原因， 包括经济、 知识发展模式、 开放度以及政府作用等 王铮、 葛昭攀(2002)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 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分别收敛不同的均衡点 现有的研究所依据的大多是规模收益不变， 或者规模收益递减的经济增长理论，为此认为， 资本富裕的地区单位资本的收益率低于资本缺乏地区的资本收益率， 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 最终实现区际的均衡发展 但现实中， 贸易自由度的提高， 将促使资本、 劳动力等可流动要素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 而非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 也就是说， 规模收益不变， 或者规模收益递减的分析框架， 在技术上难以解释规模收益递增和空间问题， 对区域间的差距问题， 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解释力有限 1991 年，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著名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进行修正， 从而推演出在考虑空间因素的前提下的经济理论， 为国内外的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以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地理和空间问题展开探讨， 发展和扩充了空间经济学理论(克鲁格曼， 维纳布尔斯， 1995； 滕田， 蒂斯， 1996； 滕田，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1999)① 空间经济研究者不仅在技术上解释了规模收益递增的问题， 并且把曾经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提出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分布结构是相互影响的， 在产业聚集过程中， 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导致出现区际经济增长的差距 空间经济学为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空间，实质上提供了理论基础， 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 ① 早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也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89 由于空间经济学引入较晚， 我国学者通过应用早期的空间经济学， 即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了交易成本、 产业关联等因素对于我国的产业聚集， 进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范剑勇(2003)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定， 通过分解产业基尼系数， 解释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 文玫(2004)利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 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在区域上进行重新定位和集中的方向， 认为影响制造业重新定位和集中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口规模、 外资、 城市数目和交通运输条件等 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 使广东、 江苏、 山东等省份成为众多制造业的中心 由于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工业总产值的强相关性， 制造业的区域化就伴随着普遍观察到的区域收入的不平等 而交易和运输费用的下降， 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杨宝良(2003)利用分行业的截面数据， 对中国的工业地理集聚进行了实证分析 梁琦(2003)认为， 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基本因素有运输成本、 规模经济和马歇尔的外在性，并由此推论造成差距的原因是距离引起的运输成本 这些研究初步应用了空间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解释我国的经济问题， 但相对欧美国家的研究而言， 我国对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刚刚起步， 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探索 而且， 国际上对于空间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还相对薄弱， 多数实证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地区或国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盟、 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而展开(奥塔维诺， 普格， 1998； 西科尼， 2002)。
为此， 本文通过应用空间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成果， 探讨区域差距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形成机制， 并用我国区域数据予以实证验证， 以此为基础， 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政策 二、理论分析框架 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表明， 由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存在， 市场规模的大小通过影响厂商投资的区域选择决定产业的空间布局 空间经济学家大都强调聚集经济的作用， 认为促使资本与人口流动是一个自我加强、 自我实现的过程 在空间经济学模型中， 最终决定空间长期均衡稳定性的力量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市场接近性所带来的优势， 这是引起区域分异的力量， 也就是导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聚集的力量， 可以称为聚集力， 它包括两种力量， 即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 这两种效应都具有循环累积的因果特征： 即使初始条件完全一样的地区， 一些很小的条件变化， 也会触发资本与人口的持续流动， 最终使各种产业高度集中于资本与人口流入地区，造成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 另一种是促进现代部门扩散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源于市场竞争， 在企业集聚程度很高的地区， 往往企业间的竞争强度很大， 这就限制了企业的获利能力， 这种分散力促使现代部门在空间上均匀分布。
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决定了长期稳 定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模式聚集力和扩散力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作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90用的？我国区域差异是否也是该机制作用的结果？下面本文将主要依托鲍德温，马丁和奥塔维诺(2001)提出的地区溢出模型(LS 模型)，对我国的区域差异的成因进行 探讨① 1. 模型的基本假设 (1)经济系统由两个区域(南部和北部)、 两个主要部门(农业部门 A 和工业部门M)、 两种要素(资本以及劳动)所组成 这与 CP 模型相一致 每个区域的劳动力禀赋为世界的一半， 并且区域间不能流动， 这一点同 CP 模型不同 CP 模型中的劳动力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工业中充当可变成本的是工人，工人是跨区域流动的 两个区域的劳动力禀赋是长期不变的 资本是通过资本创造部门来创造， 新资本的形成需要消耗劳动 由于引入了溢出效应的影响， 新资本的生产成本随着总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 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在区域间都不发生流动， 但资本是可以流动的， 故其他地区也可以利用本地区的资本 为了简化起见， 我们假设资本在区域间无成本的流动， 且所有资本收益全部返回到资本所有者所在地。
(2)知识资本创造部门(I 部门)的学习曲线I 部门的知识资本产出分为两种： 一种是私人知识资本， 它可以获得专利， 并卖给他人来生产产品 我们假设私人知识资本在区域间不能流动 由于私人知识资本专门用于新产品发明和新企业的创建， 所以私人知识资本的数量等同于企业数量(假定一种差异化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成本) 另一种是公共知识， 它无法获得专利， 但可以广泛传播并迅速被其他企业消化吸收， 因此公共知识是可以在区际流动， 并转换为企业新的知识资本 同时 I 部门受到学习曲线的约束， 创造新的单位资本所需的劳动量将随着资本单位的积累而下降(知识溢出提高学习效应) 这是基于过去生产经验的积累， 会提高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而且， 该模型假定部分的知识溢出是在本地内实现的(我们称它为技术溢出的本地化)， 也就是说， 北部区创新部门的工人从北部区学习的知识， 比从南部区学习的知 识多 进一步假设， 部门 I 只利用劳动来生产新的知识资本， 每单位资本 K 的生产需要Ia单位的劳动投入以及Lw的劳动工资 因此， 如果用 F 来表示创造单位资本的边际成本， 则ILFa w= I 部门的学习曲线， 就意味着部门 I 的单位劳动投入Ia随部门 I 产出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这是因为存在学习效应， 或者说存在跨时期技术的外部性或技术的 溢出效应。
假设在资本生产部门中存在完全竞争， 尽管资本生产部门在总量上存在着 ① LS 模型是对空间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模型——克鲁格曼提出的 CP 模型的改进 他们将知识资本引入模型， 认为知识资本的形成成本受到以前的知识资本存量的影响 随着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 新资本的形成成本趋于下降， 当前的创新从以往积累的知识中获得好处 知识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 随着资本的增加， 溢出效应的加强， 人们更易于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 正是这一改进， 使得他们的模型突破了资本的收益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下降的限制， 从而成为一种内生的增长模型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91动态的规模经济； 同时假设每个资本生产企业的规模都很小， 即每个资本生产企业都把Ia看做是给定的参数 这时， 北部和南部的资本形成成本的表达式分别为： LIFw a=， 1/()wIaK A≡， (1)KKAssλ≡+− LIFw a∗∗=，1/()wIaK A∗∗≡，1KKAssλ∗≡+ − (1) 带＊的为南部变量。
其中wK表示整个经济系统具有的资本禀赋总量， A 为本地区的知识资本流量，Ks和Ks∗分别表示北部和南部私人知识资本在总知识资本禀赋中所占份额λ 反映公共知识在空间传播的难易程度， 以北部为例，λ 越大， 传播就越容易，外区的知识传播到本区时衰减的就越少， A 也就越大， 新资本形成的成本就越小；λ 越小， 则传播的障碍越大， 外区的知识传播到本区时衰减的就越多， A 就越小， 新资本形成的成本就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像φ度量空间贸易自由度一样，[0,1]λ∈度量知识在空间传播的自由度；λ=1 表示公共知识资本完全自由地传播；λ=0 表示公共知识资本不能传播(知识溢出只限于当地)； 在 0<λ<1 范围内， 可以认为 1—λ 是公共知识在传播到其他区域时损耗的部分 2. 模型的短期均衡 短期均衡中， 世界资本存量wK和资本的空间分布 Sn是固定的， 资本的空间分布相当于一个外生变量， 此时市场完全出清， 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因此， 北部和南部两区域的资本收益率π可以表示为： =wwwwμππσ∗∗==,;EEbBbBbKK EEEESSSSBB =φφ∗∗∗=++ΔΔΔΔ11,;-- (2) ==nnnnS +SS +Sσφφφτ∗−Δ−Δ−=1(1),(1); 从上式我们可以看到， 区域的资本收益率取决于产业的空间分布 Sn和相对市场规模 SE。
由于 Sn在短期是固定的， 因此区域的收益率就取决于市场份额 SE， 而市场份额的大小， 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规模 这意味着两个区域的资本增长率必须相同， 否则就会使 Sn发生变化； 在中期 Sn的动态调整中， 两个区域的资本增长率不同， 资本份额较大区域的增长率必然高； 而到了末期， 达到长期均衡时， Sn又固定下来， 此时两个区域的增长率也必然相等， 或者资本全部集中到一个区域(此时世界资本增长率就是该区域的资本增长率) 3. 模型的长期均衡 长期均衡就是指资本的空间分布保持长期稳定状态， 即每个区域单位资本回报率恰好等于创造新资本的成本 长期均衡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均衡(01KS<<)， 两个地区都能生产资本， 两个区域的资本增长率相同， 即gg∗=， 因此也称为对称均衡； 二是CP 结构均衡(0KS=或1KS=)， 此时一个区域占有世界的全部资本， 该区域也是唯一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92创造新资本的区域， 因此也称为非对称均衡 在长期均衡中， 对称均衡下的资本存量wK的长期增长率为： (1)(1)2wsymbgLbλρδ+=−−− (3) 其中：bμσ≡，wL为劳动禀赋总量；σ 为消费者需求弹性；μ 表示支出在工业品上的支出份额。
每个时期资本品的折旧率用δ来表示 从式(3)可以看出， 长期的资本增长率由劳动力禀赋、 折现率、 资本折旧率、 整个经济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 工业品的替代弹性所决定， 并且长期资本增长率与资本的空间分布无关， 这一点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其一， 由于资本形成成本的假设， 即原有技术和知识对任何区域的资本形成成本产生同样的影响； 其二， 在均衡时， 必须保证资本的价值与资本的成本相同， 因此资本收益也必然相同， 这样就使得资本的增长与资本的空间分布无关了， 也就是说， 对于资本的生产， 空间是无关紧要的(这里所说的资本增长率与资本的空间分布无关， 指的是在两种长期均衡条件下， 无论是对称分布， 还是核心-边缘模式， 资本增长率都是一样的)； 经济的长期总收入由劳动力禀赋和折现率决定 另外， 在对称均衡的情况下， 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加强(λ上升)， 将提高长期均衡增长率当不存在区际知识传播障碍时(λ＝1)， 长期均衡增长率达到最大另外， 由于gg∗=， 式(3)给出的均衡增长率， 也就是世界资本的均衡增长率， 因而， 实际收入增长率是 g 的/(1)μ σ−倍 在长期均衡中， 非对称均衡下的资本存量wK的长期增长率为： (1)wCPgbLbρδ=−−− (4) 式(4)就是所有资本都集中在北部时的长期均衡增长率， 与式(3)的对称均衡下的增长率相比较， 这相当于1λ=的情况。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资本都集中在一个区域， 所有的资本都生产在同一个区域， 因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全部集中在该区域， 知识在传播中没有衰减， 此时λ为无关的参数 比较上面两种情况下的增长率， 可以看到， 集聚下的增长率比对称分布的增长 率高 (1)2wCPsymbggLλ−−= (5) 这里空间是“非中性”的了， 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影响长期的均衡增长率， 这是空间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典型表现 我们通过引入知识溢出， 建立了一个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 证明了经济的空间分布的最终模式不仅受到贸易自由度的影响， 还受到知识溢出度的影响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聚集， 而知识溢出度的提高促进分散区际技术溢出要比区内技术溢出遭受更大的阻力， 因此最终导致长期均衡区位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现为内部对称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93均衡的经济增长率小于核心-边缘模式均衡下的经济增长率。
也就是说， 经济系统受到扰动后， 会从对称结构内生地变为 CP 结构， 从而形成区域“增长极”和“塌陷区”并且， 长期均衡条件下， CP 结构的增长率高于对称结构的增长率 4. 模型对我国区域差异的解释 经济一体化既包括降低交易成本， 使贸易自由度增大， 又包括知识跨区域溢出成本的降低， 前者对经济是一种聚集作用， 而后者对经济是一种分散力量 当区域间没有知识溢出时0λ=， 不管贸易自由度为何值， 核心-边缘结构总是稳定的， 即任何对称结构都会变为核心-边缘结构， 这说明内生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种聚集力当区域间知识完全溢出时1λ=， 如果贸易自由度足够低， 则对称均衡是稳定的， 这说明知识溢出是促进经济分散的力量同时通过引入空间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我们发现区际技术溢出， 要比区内技术溢出受到更大的阻力， 于是形成了另一种集聚力， 即源于资本溢出效应的聚集力 当一个区域资本份额较高时， 有利于降低该区域资本形成成本， 使本区域对资本积累更有吸引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本区域的资本份额， 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这种聚集力与商品流通的空间成本无关， 而与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强度有关， 溢出效应强度越大， 这种聚集力越小， 这样就解释了现实中创新中心形成以后不会轻易地被其他地区所取代的原因， 而且由此可以推论长期均衡区位， 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上述模型最重要的结论是揭示了经济区位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对称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小于核心-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通过经济聚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使得经济进入“快车道”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 我国区域正是沿着非对称均衡的发展路径， 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 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继建立和壮大起来， 促进了当地的产业聚集 一方面， 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的设立， 使得东部地区的企业在政策上享受到许多优惠待遇， 这些政策也吸引了一大批的企业在东部地区落户， 从而带动劳动力的转移，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循环因果效应， 推动了产业聚集于是， 东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的隆起地带产业集中在这一区域而产生的聚集力， 具有一种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因为产业的聚集不仅有利于各企业分享劳动力市场， 而且吸引新的资本和人才不断流入该区域， 导致资本的聚集 资本聚集程度越高， 产生新资本所需的成本越小，资本的利润率就越高， 就越能够吸引新的企业进入， 形成累积因果循环 另一方面， 由于企业之间的相互靠近， 基础设施的利用率提高， 信息和技术的传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小， 而更加迅速和有效， 已经进入东部地区的企业的成本因此而降低， 可以得到周围区域的企业无法享有的聚集经济效益， 从而， 企业的利润增加， 工人工资提高。
所以， 尽管我国提出了产业转移的政策或措施， 试图来改变这种格局， 希望通过东部地区向中、 西部地区进行产业的迁移， 或者鼓励东部企业在中、 西部地区投资， 来改变区域间的产业分布状况， 从而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但这样的措施却一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94直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而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塌陷地带 同时， 模型也表明， 贸易一体化能以地区发展不平衡为代价， 来帮助外围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核心区的形成， 外围区存在失去产业导致的静态损失和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动态收益之间的权衡， 但如果外围区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μ足够大， 那么从核心的经济起飞中获得的动态收益占主导， 外围区最终福利水平会超过起飞前的福利水平， 这样， 核心区经济增长就可以补偿边缘区从现实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 沿海开放城市是最早的经济腾飞地带， 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度不断加大， 其周边省市的经济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 环渤海经济圈， 而在这些经济圈的进一步辐射带动下， 这三个经济圈的链接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经济也开始获得了新的生机， 从而逐步形成了全国区域经济梯次发展、 能级不断提升的战略格局， 区域协调程度不断提升。
当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对调控政策的尺度把握也非常重要 单纯的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容易导致极端的聚集， 但如果同时使用促进知识溢出的政策， 则可以避免“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这为我国区域协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说 假说 1：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贸易自由度的提高， 促进了产业的空间聚集， 并因此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而知识溢出效应的提高则使产业的空间分布模式保持对称稳定， 并因此促进区域间差距逐步减小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与贸易自由度正相关， 而与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度负 相关 假说 2：在我国， 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明显大于知识溢出的作用， 导致产业的空间聚集力大于扩散力， 从而在一些地区不断形成产业聚集， 而另一些地区则产业发展缓慢，最终造成了地区间的差异， 形成了典型的东部隆起和中西部塌陷的经济地理现象 假说 3：一个区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 可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相互作用形成产业聚集的累积循环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该作用机制下， 东部地区由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动优势， 使其区域的市场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从而使其产业聚集能力优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水平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三、实证方法和指标的说明 这些假说是否符合我国的具体实践？为此， 我们将通过对我国的产业聚集和经济 ① 在空间经济学中，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生产分布的变化会引起区域相对市场规模的同向变化， 而区域市场规模的变化， 又导致生产活动的进一步集中； 价格指数效应指的是生产活动向某一区域的集中， 导致该区域相对价格指数的下降， 而在名义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 价格指数的下降意味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实际收入的提高使得该区域更具有吸引力 这两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累积因果循环关系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95增长过程的实证研究， 探讨聚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验证空间经济理论对于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 有这样几点原因： 首先工业对于第一和第三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 所以工业发展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地区差距最根本的来源是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范剑勇， 朱国林，2002)， 因此研究工业集聚是研究地区差距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 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 故集聚效应最为显著。
1. 实证方法的说明 从区域经济增长及影响因素分析的角度看， 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横截面框架基础上，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 还有些使用不恰当的计量方法， 忽视了统计检验中的异方差及序列相关现象， 有些研究没有考虑经济增长中的地理空间效应， 主要考虑初始年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雷泽， 1998； 吴， 1999； 张胜， 郭军， 陈金贤， 2001)， 涉及要素主要集中在传统要素， 如劳动力、 物质资本等方面； 后来扩展到人力资本、 国际贸易、 外商投资(沈坤荣， 耿强， 2001； 林毅夫， 刘培林， 2003； 林毅夫， 刘明兴， 2003； )、 制度、 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德穆格尔， 2001， 2002)等方面这些研究要么遗漏了重要的变量， 如产业结构(里贝罗， 1998； 刘强， 2001)产生了偏差； 要么在理论上存在认识的不足， 对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模型中进行了不恰当的使用， 普遍忽视了地理空间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作用(维克斯和姚， 2003； )可见，由于运用的数据、 理论模型不同，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尽一致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忽视地理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展开的， 而只有极少数人研究考时虑到空间效应。
众所周知， 忽视空间因素， 即使在同一理论框架下， 舍弃或忽略一些重要因素也可能导致不大相同的结果实际上，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地区经济增长， 多种因素耦合在一起产生的作用与少数几个因素放在一块是不一样的因此， 非常有必要将这些重要因素集成起来， 从相互作用角度， 采用更加合适的计量方法， 纳入地理空间因素， 来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因素， 对被解释变量因素的作用机制中国广袤的国土、 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等， 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地理空间上足够的多样性以上的要求和条件， 使得我们能够利用结合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者的数据， 建立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来检验空间经济学中提到的各种因素对于工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2. 指标体系的设计 (1) 知识溢出度知识溢出度表示知识传播的难易程度但是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 很难确定表示知识溢出度的直接变量考虑到知识传播的载体主要是人力资本，因此我们用人力资本的潜力指数来间接表示知识溢出的程度现有文献中多采用明瑟方程， 把计算人力资本(克莱诺， 罗德里格斯－克莱尔， 1997； 霍尔， 琼斯， 1999)明瑟方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96程给出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明瑟， 1974)：()f eduHCe≡， 其中()f edu是一个按照不同阶段受教育年限的一个线性分段函数： ()[]()(]()(],0,555 ,5,115611 ,11,18eduedupf edueduedupmeduedupmhλλλλλλ⎧∈⎪⎪≡× +−∈⎨⎪× +× +−∈⎪⎩当当当 其中， 本文把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共计 18 年， 划分为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 其中小学(5 年)为初等教育； 初中(8 年)和高中(11 年)归为中等教育； 大专(13年)、 本科(15 年)和研究生(18 年)归为高等教育。
具体地， 各个教育层次的回报率见 表 1 表 1 1993年中国教育的回报率①/% 初等教育pλ 中等教育mλ 高等教育 hλ 私人回报率 18 13.4 15.1 社会回报率 14.4 12.9 11.3 补贴指数 1.25 1.04 1.31 注： 其中补贴指数为私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之比 资料来源： Hossain， S.I.， (1997)， “Making education in China equitable and effici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14： 11 在计算时， 我们先算出各地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然后再乘以受教育的年限和教育的社会回报率， 从而得到人力资本存量 某一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溢出度的构造为： 其他各省的人力资本存量除以该省到其他各省之间的距离的加和 在计算时， 剔除了各个省份的内部距离iiD， 则第i省人力资本的潜力指数为： jHCiDijj iHCS≠=∑ 本文以下对于人力资本进行分析的年份始于 1982 年， 因为该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首次报告了改革开放后各省区人口受教育程度。
考虑到本地市场， 我们取各省半径的 2/3 作为内部距离(雷丁和维纳布尔斯， 2004)， 即有： (2/3)iiiDSπ= 人力资本的潜力指数这个指标的构造， 说明了一个地区可能受到其他地区的知识溢出的程度， 这与本地对其他地区的知识溢出度是反向的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 知识溢出促进产业的分散， 因此， 我们预期人力资本的潜力指数与产业聚集程度是正相 ①其中补贴指数为私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之比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97关的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个指标是站在“溢出”接受方的角度构造的 (2)贸易自由度——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产值比重贸易自由度表示交易的难易程度， 它取决于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大小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 比较合适的变量应该是， 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相对其他各个地区到该地区之间的距离的加权平均但是， 由于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 没有区域间的交易量的衡量指标， 本文中采用各省的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产值占全国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产值的比重来代替。
这虽然是一个间接的替代变量， 但是贸易自由度的提高， 必然伴随着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发达， 这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由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的限制， 以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产值比重来表示贸易自由度，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3)市场规模从我国各省区的情况看， 由于各省区的经济规模不同， 对国内其他省份和对国外市场的地理位置不同， 从而各个省区经济增长的绩效也可能各不相同与现有研究中国省区收入差距的文献相比较， 本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 考察规模报酬递增因素在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 本文采用居民的收入水平， 即总储蓄率 SR 来表示区域的市场规模 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 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 就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 吸引企业的集聚 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 也会导致工资的上升， 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 从而产生产业聚集的累积循环 另一方面， 总储蓄率这个指标还表示该地区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量， 这个值越大， 说明该地区的投资潜力越大， 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就越多， 成本就越低， 从而引起生产的聚集， 这样就能进一步带动生产者的聚集， 即消费的聚集， 也可以形成产业聚集的累积循环。
(4)基础设施条件根据空间经济学的模型， 我们知道， 交通费用对于产业集聚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考虑了交通运输的指标 德穆格尔(2001)考虑了地区差异问题， 但是没有控制其他的影响因素 本文中用各省的公路里程密度和铁路里程密度来表示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状况， 并且通过与其他变量的组合， 来考察基础设施的重 要性 (5)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由于无法找到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的直接证据， 我们用财政收入占区域 GDP 的比重， 代表省区保护动机的强弱 该变量用来表示地方政府对于财政的考虑 财政收入在区域 GDP 中的比重越高， 地方政府为保护税收基础实施保护的动机也越强， 因此， 该变量越大， 政府越有动力出于财政的考虑来分割市场， 产业聚集程度就越高， 因此预期这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也是正相关的 对于产业受保护倾向性的刻画， 我们借鉴白重恩等(2004)的做法： 国有企业比重越高、 利税率越高的产业， 越容易受到保护 这种地方保护可以以设置省际贸易壁垒， 也可以采取财政补贴或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 但结果均能“留住”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大多在垄断行业， 这样垄断本身就是受保护的市场结构， 否则垄断租金在竞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98争的作用下将趋于耗散。
所以， 在实际计量的过程中， 我们用各省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RSOE)与各省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FSGDP)， 来考察政府对地方产业的保护对产业聚集的影响 (6)国外市场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今社会， 国外市场对于本国各个区域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比其他地区更加接近国外市场 这种接近性不仅促进了出口和地方工业的发展， 对于开放经济的发展， 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保护逐渐减弱， 地区间的贸易壁垒相对减少， 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大等等， 这些都会对我们研究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力造成冲击 本文中用各省出口商品的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国外市场的影响程度 3. 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中各省的公路铁路密度、 国有产业的比重、 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及出口占 GDP 的比重等数据， 取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2)提供的经济增长数据库 本文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 GDP 平减指数折算为 1978 不变价格 计算各省区物质资本存量需要历年固定投资数据。
1970—1999 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均取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1970—1999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库》 其他年份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补充 计算人力资本存量时， 各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统计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由于本文大量使用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2)提供的经济增长数据库中的数据， 该数据库把重庆和海南分别并入四川和广东，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我国台湾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样本， 所以我们在空间上共有 28 个省区的样本 为了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可比性以及数据的完整性， 本文把所有的变量都做了这样的处理 四、实证模型及结果的解释 本文采取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 以各省区的历年工业产值占全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 用来表示工业聚集的程度； 以知识溢出度、 人力资本存量、 物质资本存量、 贸易自由度等各省区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为知识溢出度和贸易自由度 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跨省区和跨产业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 为了克服可能存在而又无法识别的异方差， 本文估计的系数为 White 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估计值， 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3。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99表 2 解释变量及其设定 名称 代号 含义 产业聚集度 INAG 各区域的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 人力资本潜力指数 HCS 各区域受到其他区域的知识溢出影响程度 贸易自由度 TRTEPR 各区域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邮电业的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总储蓄率 SR 各个区域的购买力 国有经济比重 RSOE 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政府力量 FSGDP 政府财政收入占区域 GDP 的比重 基础设施 1 ROAD 公路里程密度 基础设施 2 RROAD 铁路里程密度 开放经济 GEXPORT 各区域出口商品的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 表 3 全国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 Coefficient &T Coefficient&T Coefficient&T Coefficient&T Coefficient &T Coefficient &T C 2.064*** 2.173*** 2.165*** 2.026*** 2.291*** 2.934*** (6.614) (7.837) (7.833) (6.039) (5.723) (7.325) HCS 0.332** 0.312** 0.310** 0.307** 0.306* 0.210 (2.429) (2.160) (2.091) (2.146) (1.730) (1.112) RROAD -0.277*** -0.338*** (-3.731) (-3.359) RSOE 0.362* 0.355* 0.355* 0.315 (1.825) (1.804) (1.807) (1.617) FSGDP -0.985 -1.020 -1.012 (-1.059) (-1.111) (-1.102) SR 1.111** 1.121** 1.129** 1.228** 1.142** (3.228) (3.168) (3.160) (3.302) (3.164) TRTEPR 4.401* 4.203* 4.169* 4.171* 4.333* 4.489* (1.858) (1.769) (1.760) (1.720) (1.783) (1.847) GEXPORT 0.401 (1.147) AR(1) 0.902*** 0.905*** 0.905*** 0.904*** 0.907*** 0.908*** (54.377) (54.067) (54.358) (56.671) (56.558) (59.042) R-squared 0.994 0.994 0.994 0.994 0.995 0.995 Adjusted R-squared 0.994 0.994 0.994 0.994 0.994 0.994 S.E.of regression 0.196 0.196 0.196 0.196 0.190 0.193 Schwarz criterion -0.038 -0.046 -0.059 -0.066 -0.168 -0.143 F-statistic 2208.16 2267.177 2339.878 2404.357 3059.097 3053.713 Durbin-Watson stat 1.850 1.823 1.822 1.835 1.805 1.805 Fixed Effects(Cross)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76 476 476 476 532 532 注： ***、 **和*分别为 1%、 5%和 10%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是 T 统计量的值。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100 我们估计的回归方程如下： 12345678INAGHCSTRTEPR +SRRSOE + FSGDP +ROAD +RROAD +GEXPORT +ititititititititititαββββββββε=+++ i = 1， 2， …， 28；t = 1， 2， …， 20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得到的面板回归结果为： 考虑到开放经济对于产业的分布也可能有一些影响， 我们在组合(1)中控制了外部经济变量， 这个变量没有显著性， 并且，引入这个变量并不影响以上的结论 对于整个模型而言，AR(1)显著，说明存在一阶自相关，即一个时期的产业聚集程度会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历史在产业聚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以上提到的各个组合而言，T、F 和 DW 都通过了检验，并且拟合优度很高，模型 成立 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假说 1～3 在实证结果中，得到了有效支持在组合(1)～(6)中，我们使用地区虚拟变量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Cross Fixed Effect），这样可以充分考察空间的影响因素，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同时， 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省区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为了克服可能存在而又无法识别的异方差，本文估计的系数均为“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估计值”（Heteroskedasticit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考虑到变量可能在时间上具有自相关性，在回归的时候使用 AR过程 从组合(1)～(5)可以看出， 表示知识溢出度的反向指标人力资本潜力指数以及表示贸易自由度的指标交通运输的产值比重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 并且， 两个变量在这些组合中的显著性很稳健 这印证了前文提到的假说 1， 即产业的聚集程度与知识溢出度负相关， 与贸易自由度正相关 但是， 交通运输的产值比重的系数远远大于人力资本潜力指数的系数 这说明， 在我国贸易开放的程度， 大于知识扩散的自由化程度， 也就是说， 在产业的空间分布形成的过程中， 聚集力大于分散力， 形成产业在一些地区的不断聚集， 从而引起地区之间的差异 与其他变量的系数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 我国现有的产业聚集主要是由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来推动的 在组合(6)中， 仅仅比较人力资本潜力指数和交通运输的产值比重这两个指标就可以发现， 人力资本潜力指数在交通运输产值比重的影响下不再显著， 这说明，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贸易自由度提高甚至可以抵消知识溢出的作用。
二者之间不仅是此消彼涨的关系， 而且， 知识溢出只有在贸易自由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或者有其他因素削弱贸易自由化的时候， 知识溢出才会发生 因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 1： 我国产业的聚集程度与知识溢出度负相关， 与贸易自由度正相关 其中，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大于知识溢出的作用， 产业的聚集力大于扩散力， 从而在一些地区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101不断形成产业聚集， 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在组合(1)～(5)中， 我们考察了表示本地市场规模的变量人均储蓄率 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认为， 一个区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 可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相互作用， 形成产业聚集的累积循环 我们的实证的结果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即市场规模越大， 则产业的聚集度越高， 印证了前面提出的假说 2 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值， 并且在各个组合中， 都能在 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 2 结论 2： 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产业的聚集， 这种市场规模对产业聚集的正向作用在我国也是普遍存在的。
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的研究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在组合(1)～(3)中， 我们同时考察了这两个变量， 从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 政府支出所代表的政府力量阻碍了产业的聚集 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保护不利于产业聚集， 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不同的是， 这个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 许多学者认为， 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区， 政府倾向于保护地方产业， 而不利于产业聚集， 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发展， 对于产业聚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可能是源于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一般而言， 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需要配套产业的支撑， 一个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常常可以带动一大批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讲， 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聚集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来看， 国有企业对于产业聚集的推动作用一定是大于对于政府地方保护的激励 在组合(4)中， 我们单独考察了国有企业的作用， 其系数仍然是正的， 但变量已经不再显著， 这说明国有企业的作用与政府的力量还是相关的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 3 结论 3： 政府对于地方产业的保护不利于产业的聚集， 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可能推动产业的聚集。
五、区域协调政策的探讨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以及上述的实证分析， 我们认为， 要实现区域协调的目标，必须打破产业聚集的现有格局下形成的循环因果关系， 突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而如果仅仅通过市场的自身调节， 在空间经济的内在机制作用下， 必然会继续推动产业在东部地区的聚集 因此， 我们需要通过制定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 改变产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同时通过市场的作用， 改变区域产业聚集的内在机制， 这样才可能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1021. 利用政策调控降低区位粘性 由于产业的聚集会产生聚集租金①， 所以， 企业或生产要素宁肯选择能够享受这种租金的区位 这样， 促进产业分散的政策力度如果达不到一定的强度， 就无法克服聚集租金的作用 只有当这种政策力度超出某一门槛值， 因而企业或可流动要素继续留在原有区位的成本大于聚集租金时， 生产要素才开始转移或企业选择新的区位 随着企业和生产要素开始转移， 聚集租金也开始降低， 该区位也失去吸引力， 导致产业的分散 当政策工具力度小于门槛值时， 政策的边际变动将无法影响产业区位， 这就体现了区位的粘性。
而当政策工具力度大于门槛值时， 政策的细微变化有时会引起急剧的非线性变化， 这也称为门槛效应 我们在制定区域协调政策并实施这种政策时， 对这种非线性变化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政策的力度必须足够大， 才能出现门槛效应克服现有的产业聚集产生的区位粘性 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向沿海地区倾斜， 如对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政策等等，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作用下， 我国在市场环境、 资源配置、 人力资本等方面也已经形成了东部地区的优势 如果我们仅仅比照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 给予中、 西部地区相应的政策，那么就不能克服区位粘性 因为， 广大中、 西部地区除了矿产、 能源比较丰富以外， 其他条件如基础设施、 技术水平、 经济结构、 劳动力素质和文化传统， 均同东部地区无法相提并论 这样的初始条件决定了难以依靠市场的力量形成生产要素积聚， 已经形成的区域差距依然存在， 产业的分布不会改变， 并且会继续以前的因果循环， 两地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 我国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之后， 未能充分实现产业的转移目标， 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已经形成产业聚集的区位粘性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 只能使具有产业聚集优势的地区形成过度的聚集， 而其他地区难以形成产业的聚集。
要改变这种路径依赖性， 需要强大的外力作用 因此， 需要加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对中、 西部地区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并且政策的力度要足够大， 这样， 才有可能扭转原有政策的影响， 突破区位粘性的作用 2. 采用贸易自由化和知识溢出一体化相结合的政策 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如果仅仅注重贸易自由化， 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度的话， 其结果必然是产业在一个地区聚集， 而在其他地区无法形成聚集， 从而形成增长极和塌陷区， 进一步扩大区域差距 因此， 在提高贸易自由度的同时， 必须注重提升知识溢出度，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1)促进知识溢出的政策不同区域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问题， 因此选择区域政策时 ① 聚集租金是贸易自由度的凹函数 具体而言， 当φ=φS 和φ=1 时， 聚集租金等于 0， 当φ介于φS 和 1 之间时，聚集租金大于 0 而且， 在φ=φB时， 聚集租金最大 (φB是突破点) 相应地， 当贸易越来越自由时， (即φ从φS 提高到 1)， 聚集租金先升后降(驼峰型)。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103都存在统筹协调的问题 但促进技术溢出的公共政策不会遇到上述权衡问题， 因为全方位的技术溢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分散化的 例如， 改善通讯基础设施的政策，可以使很多人使用互联网或者提高人力资本， 因此这种政策可以促进新技术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 这可以看成是提高了参数λ的值 外生地降低创新成本所带来的正效应可以弥补内生地降低空间集中度而导致的负效应， 因此这两者的净效应是提高资本存量增长率 应该看到， 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 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公平目标 如果实行对研发进行补贴的政策， 那么可以强化商品市场上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或者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而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 这种政策比起传统的区域政策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 这种政策还可以引导经济活动向尚未形成产业聚集的区域转移， 并为新的经济活动或企业的出现创造条件， 它与传统区域政策的那种对某一区域的倾斜是根本不同的 (Baidwin 等， 2003)因此， 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可以在保持现有贸易自由度的水平上， 制定更多的促进创新和知识扩散的政策， 如加强信息化建设， 促进区域之间的知识传播； 鼓励各地进行自主创新， 提高知识溢出的能力； 建立全国性的技术贸易市场， 加快知识成果的交易和转化速度； 鼓励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技术合作， 促进中、 西部地区技术贸易市场的建设； 加强中、 西部地区产学研联合以及东部和中、 西部地区间的产学研联合， 从而在要素流动和知识溢出方面， 都达到高度的自由。
(2)区际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是联系各产业、 各地区、 各部门的纽带和桥梁 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 可以降低区际交易成本， 进而缩小区际实际收入的差异 从核心-边缘模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降低交易成本， 并不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 但这种交易成本达到某一临界点时， 交易成本的稍微降低， 将导致产业区位的突发性变动 当存在经济聚集现象时， 基础设施政策不管它是降低区际交易成本，还是降低区内交易成本， 都具有非线性效应 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改变现在的均衡， 那么这种政策对产业分布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这种政策没能把经济从一种均衡推向另一种均衡， 那么这种力度较小的政策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仅包括交通运输等物质形态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应该包括促进知识和技术扩散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技术溢出的公共政策不会遇到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因为全方位的技术溢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分散化的 例如， 改善通讯基础设施的政策可以使很多人使用互联网或者提高人力资本， 可以促进新技术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 这可以看成是提高了知识溢出度。
另外， 区域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流动， 进而促进需面对面交流的各种思想的“运输” 因此， 促进区际技术的扩散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可以实现区际公平，还可以提高效率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1043. 予以落后地区适当的地方保护 对落后区域的产业进行补贴， 是世界各国解决区域差距问题时常用的方法 当然这种补贴政策也受到门槛效应、 不连续性和粘性的约束 我们认为， 中央政府应为中、西部地区制定比东部地区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或者通过补贴、 税收调节、 金融支持、转移支付、 对口扶持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使获益地区贡献一定利益对受损地区进行补偿， 从而克服补贴或者税收政策的区域粘性 地方政府可凭借改革创新的机会， 大胆使用转移支付、 补贴、 行政执法、 竞争激励等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和管理手段， 牵动中、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增长 国家应对中、 西部地区的企业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 确保其在外部融资困难的情况下， 有足够的自有发展资金 同时， 由于中、 西部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很缺乏， 原材料和产品等的运输既不方便且费用较高， 致使该地区的投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也使该地区在吸引外部资本方面没有任何显著的优势， 因此需要政府对中、 西部地区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 以创造出一定的投资利润， 提高中、 西部地区的相对投资收益，吸引区域外的资本参与中、 西部开发。
投资资金缺乏是中、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 而其本身的积累能力又较差， 因此国家有必要提供适当的资金援助， 可通过财政转移等多种手段， 实现国家投资向中、 西部地区的倾斜 国家在中、 西部地区的投资， 可重点放在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刺激一些全局性和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发展， 改善中、 西部地区极不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 筑“巢”引“凤”， 以比较良好的投资硬件环境来激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中、 西部地区的积极性， 从而切实改变中、 西部地区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状况 其次， 国家还应加强对中、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改善中、 西部地区的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 提高其教育水平，加速中、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 为投资效率的提高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 减少投资效率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最后， 由于中、 西部地区大多属于农业大省， 可耕地资源相对丰富， 国家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农产品的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 增加中、 西部地区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同时有组织、 有计划、 有重点地在中、 西部地区推广农业科学适用技术， 促进科技与农业相结合， 促使中、 西部地区农产品大范围、 大面积、 大幅度地增产， 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有利于刺激中、 西部地区的储蓄增长， 提高其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 并逐步摆脱资金的“瓶颈”约束。
有了足够的发展资金， 中、 西部地区就可以实现投资的规模效应， 某些投资规模大， 且收益较高的项目投资也就可以进行， 至少在投资的规模效率方面有了一定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蔡 昉， 王德文， 都 阳.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2). ［2］ 陈秀山， 徐 瑛. 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5).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105［3］ 范剑勇. 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来自中国的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2003， (3). ［4］ 范剑勇， 朱国林. 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 管理世界， 2002， (7). ［5］ 胡鞍钢， 熊义志. 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 特点、 成因及对策[J]. 管理世界， 2000，(3). ［6］ 梁 琦. 产业集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 林伯强. 中国的经济增长、 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03， (12). ［8］ 林毅夫， 蔡 昉， 李 周. 中国经济转型的地区差距分析[J]. 经济研究， 1998， (10). ［9］ 林毅夫， 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 世界经济， 2003， (8). ［10］ 林毅夫， 刘培林.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3， (3). ［11］ 刘 强. 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 经济研究， 2001， (1). ［12］ 刘夏明，等. 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 经济研究， 2004，(7). ［13］ 沈坤荣， 耿 强. 外国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14］ 宋学明. 中国区域发展及其收敛性[J]. 经济研究， 1996， (9). ［15］ 王绍光， 胡鞍钢. 中国： 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16］ 王 铮， 葛昭攀.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均衡态与转变前兆[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4). ［17］ 文 玫. 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集聚[J]. 经济研究， 2004，(2). ［18］ 杨宝良. 外部经济与产业地理集聚——一个基本理论逻辑及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6). ［19］ 张吉鹏， 吴桂英. 中国地区差距： 度量与成因[J]. 世界经济文汇， 2004，(4). ［20］ 张 胜， 郭 军， 陈金贤. 中国省际长期经济增长绝对收敛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01，(6). ［21］ Bai， Chong-En， Yingjuan Du， Zhigang Tao， et al.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3(2)： 397—418. ［22］ Baldwin， R. ，P. Martin， G. Ottaviano.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1(6)： 5—37. ［23］ Ciccone， A. Agglomeration-Effects in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 213—27. ［24］ Démurger S. Infrastructr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 95—117. ［25］ Démurger， S. ，Jeffrey D. Sachs， Wing T. 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NBER Working Paper，2002， . ［26］ Fujita M. ， Krugman P. ， A.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Mass. )： MIT Press， 1999. 李 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106［27］ Fujita， M. ， J. -F.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6(10)： 339—78. ［28］ Hall， Robert ， Charles Jones.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83—116. ［29］ Klenow P. J.， Rodriguez-Clare A.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Growth Economics： Has it Gone Too Far?. in Bernanke， B. and Rotemberg， J. eds. ，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J].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73—103. ［30］ Krugman， P. ， A. J. Venabl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rracs， 1995， 110(4)： 857—80. ［31］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J].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483 —99. ［32］ Li， H. ，Liu， Z. N. ，Rebelo， I. Testing the Neoclassical Theoryof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J].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98(31)： 117—32. ［33］ Martin， P. ， G. Ottaviano.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 281—302. ［34］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35］ Ottaviano， G. I. P. ，D. Puga.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The World Economy， 1998， 21： 707—31. ［36］ Raiser， M. Subsidising Inequality： Economic Reforms， 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4(3)： 1—26. ［37］ Redding， Stephen， Anthony J. Venable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2(1)： 53—82. ［38］ Richard Baidwin， Rikard Forslid， Philippe Martin. Gianmarco Ottavi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4. ［39］ Sylvie Demurger， 杰夫·萨克斯， 胡永泰， 等. 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 经济研究， 2002， (9). ［40］ Weeks， M. ，Yao， J. Y. D. Provincial Condit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1953—1997： A Panel Data Approach[J]. Econometric Reviews， 2003， 22(1)： 59—77. ［41］ Wu， Y. R. Income Disparit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s[J].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Discussion Paper， 1999. ［42］ Ying， L. G. Measu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Some Chinese Evidence[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0， 79： 75—89. ［43］ Ying ， L. G. Understanding China’s Recent Growth Experience ：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37)： 613—28.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09 年 第 3 期 No.3 2009 107 An Analysis on the Gap in Economic Growth Among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pati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Li Ji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economy in east part of China develops much faster than in the middle part of China， and therefore the gap in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regions tends to become wi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and mechanism within the economic system that lead to the gap， we build up a model of endogenous-growth spatial economics.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the rise of trade openness degree result in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which make economy grow rapidly； by contrary， the ris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degreelead to industrial dispersion in balance， which reduce the gap in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se two forces， economic system has such two long-term equilibrium paths as symmetrical structure equilibrium paths and C-P equilibrium paths， which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er.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regions， we find that our regional growth materializes the C-P equilibrium paths， and growth poles in the East Part and growth sinks in the Middle Part and West part result from the mechanism t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trade openness are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Finally we discuss the policy for region coordination. Keywords：Endogenous-Growth Spatial Economics；Trade Openness Degree；Knowledge Spillover Degree；C-P Equilibrium Paths JEL Classification：C12 O18 O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