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载《常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20170813140312).pdf

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苏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 铭内容摘要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 "损本逐末 "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 "上书 "的历史渊源与向 "奏 "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 "儒素 "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 " 儒 "指内容实在、 "素 "指文字朴实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 欣赏为目的， 明显有异 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主题词 上书 文体 文种 公文 文风李谔，字士恢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其传世之作《上书正文体》 （原载《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 ，在公文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 《诗》 、 《书》 、 《礼》 、 《易》为道义之门。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 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 更尚文词， 忽君人之大道， 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 未窥六甲， 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 舜、 禹之典， 伊、 傅、 周、 孔之说， 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良由弃大圣之轨模， 构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 流徧华壤， 递相师祖， 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 仍踵敝风， 选吏举人， 未遵典则 至有宗党称孝， 乡曲归仁， 学必典谟，交不苟合， 则摈落私门， 不加收齿； 其学不稽古， 逐俗随时， 作轻薄之篇章， 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疏正： "总丱 "， 亦称 "总角 "， 即儿童 "束发受书 "之意 "钻仰坟集 "一语中的 "坟集 "一词，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 "李谔 "，一作 "坟素 "； 《上书正文体》亦为其原标题 ）我国南朝， 自东晋以降，许多依附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 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 脱离社会现实 其诗文， 内容空洞、 虚美浮夸， 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 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 浮华绮丽的文风 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 把出于欣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 规律、 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如该文所述 "构无用以为用 " ，导致 "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隋统一天下后，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 ，隋文帝杨坚 "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 并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起到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李谔作为治书侍御史， 就本职范围内该管事项， 针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上书隋文帝， 请正文体。

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入手， 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 "损本逐末 "的本质缺陷并提议： "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对扭转公文写作文风（乃至整个文风）及培养、选拔人才，都起到积极作用二、上书文种源流考上书，是由先秦 "书 "文种的上行用途演化为分支文种，并作为 "奏 "前身的残留状态在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非正规上奏文种上书源出于书 《太平御览·书记》篇曰： "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 " 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无固定的行移方向可以通用于平行、下行、上行例如， 《左传·文公十七年》记 "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 " 郑国执政大臣公子归生派人致书给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是用于平行的书再如，齐王遣太傅带黄金、文车、服剑， " 封书谢孟尝君 " ，复其相位，是用于下行的书又如，苏秦游说秦惠王， " 书十上，而说不行 " 是用于上行的书战国时， 上于君主这一特定用途的书频繁运用， 遂渐成分支文种， 称为上书 即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所谓： " 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 " 例如，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 ，李斯上书谏逐客， "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 ，即为典型实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实施文种规范化，改上书为奏从此，奏体文种成为大臣上于皇帝的正规公文，并为历代封建皇朝所沿用奏文种既经确立，作为其前身的上书并未就此退出政务实践，而以残留状态时被运用上书被沿用的原因 （ 1） " 奏 "有使用级别的限制，低层官吏越职言事，士子平民有所陈诉，仍用上书 《颜氏家训·省事》篇称： "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 "此后历代， 皆有运用 清末光绪年间康有为 " 公车上书 "， 即循古义 （ 2） " 奏 " 请求皇帝裁断、接受的意念较为急切、强烈皇帝通常须作出处理决定：批示称 " 制可 " ；答复谓之 " 报 " 当大臣只提出建议时，也可以使用 " 上书 " ，供皇帝考虑、采择，遂较为缓和该文即属此类如此，皇帝嘉纳，上书者自然光采皇帝不表态，上书者也不尴尬就文种学意义辨析，此时的 " 上书 " 已处于文种孑遗时期同一名称公文的发展演化阶段，可分为五个时期： （ 1）准文种时期如唐代的 "告身 " 、" 过所 " 及明代的 " 路引 " ， 以其为名称的公文， 实质是： 固定以某其他文种兼用于该特定用途 2） " 前文种时期 " 在规范为正式文种之前的历史阶段，该名称，仅作为发出公文的动作或指称公文的外型特征（如汉代的 " 露布 " ） 。

（ 3）规范文种时期是对同一历史时期具有独特名称、固定格式用语、独特用途并相对稳定结合的一部分公文的内在本质理论概括 （ 4）变易文种时期 由于用途发生根本改变， 名称虽然依旧， 实质已变易为另一个文种如解放前的 " 指令 " 是被动行文， 用于因下级所请而有所准、驳， 相当于今之 " 批复 " 而建国后一度设置的 " 指令 " 是上级的主动行文已完全不同与前者 （ 5）文种孑遗时期历史上早已消亡或现行法规业经取消的文种，在实际公务中， 仍按传统习惯偶加运用 例如，民国时期和现行工作中实际使用的 " 榜 " 三、 《上书正文体》在公文写作思想上的启窦崇尚 "儒素 " ，要求 " 实录 " ，在公文写作学上有重要积极意义公文的用途与文艺作品不同， 故体格 （文体、 风格） 有异， 判断优劣标准的着眼点不一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即该文所谓 " 君人之大道 " 、 " 化民 " 、 " 训民 " ）的工具其写作出发点以实用为本并体现于以下两大方面：其一，首重内容实在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阐述具体意见（如该文强调 " 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 ） ；以推动阅、知者照此实施（如该文所谓 " 行大道于兹世 " ，用 " 五教六行 " 来 " 正俗调风 " ） ；从而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如该文 " 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 " 惩劝 " ， " 家复孝慈，人知礼让 " ） 。

这些，就是该文所倡导的 " 儒素 " 中 " 儒 " 的内涵其二，次重文字朴实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在表述上，要求格式符合常规（如古代公文的首称、末称组成要素规范） ，文意清楚并适应阅知者的水平和理解能力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语气得体（符合由身份、地位、职责、权限等差异显示的行文关系） 故文风以 " 简朴晓畅 " 为高而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新颖、辞藻华丽以免深奥难懂、理解歧义，导致 " 因文害事 " 这些，是该文所倡导的 "素 " 之内涵文艺作品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即该文所谓 " 缘情 " ） 、欣赏为目的其内容既可以寄情自然（即该文所谓 " 月露之形 " 、 " 风云之状 " ） ，也可以托于世事就取材而言，既可以本于实事，也可以拼合、拔高乃至虚构（即该文所谓 " 傲诞 " ） 故其写作追求，对形式情有独钟（即该文所谓 " 寻虚逐微 " ） 譬如，在篇章结构上，忌平实，贵奇变；在情节上，忌直述，贵曲巧；在文句上，贵工整；在辞藻上，贵华艳（即该文所谓 "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 ） 当然，从公文写作指导思想来看，该《上书》的主张也有局限性： （ 1）没有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公文两者有不同写作规律， 而一味指责崇尚文词就是 " 雕虫之小艺 " ，有欠全面。

倒过来认识，如用写公文的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也同样是不恰当的 （ 2）强调公文应该有实在内容、正确意见，当然有积极意义但仅将其解释为儒家学说、古代典籍，则是其历史局限性 （ 3）从 " 矫枉必先过正 " 的策略看，为有效遏止华而不实的文风，在当时提出 "弃绝华绮 " 或许无可厚非 但就写作指导思想而论， 在内容充实、 观点正确、 措施得力的前提下，适当地追求结构巧、 文句工、 辞采华， 有时更能增强公文的表述效果 孔子曰： "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 ，说明儒家著作本身也并非全然不讲究文采反顾李谔的这篇上书本身，文采就很好，句式工整，雕琢之迹可寻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统一认识： 就文学欣赏意义上的好文章， 未必就是好公文； 就实施行政效能角度看的好公文， 不必就是好文章 但优秀公文， 就应该既是好公文、 又是好文章如求全责备，该文持论过激，是其又一缺陷：对 "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 " ，批评为 "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 ，稍有过分曹操的公文，意实词雄，被誉为 "建安风骨 " 曹丕代汉称帝，如讽之忽君臣大道，又作别论现责其 " 忽君人之大道 " ，则持论太苛曹丕《典论·论文》曰 "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 。

可知其针对不同文体，提出不同写作特色，并非一概追求文字华丽至于对魏明帝曹睿也一网收之，实在冤枉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公元230 年）春二月壬午，诏曰： "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 与李谔的主张可谓如出一辙但李谔却在《上书正文体》中也将其打入另册，实际上犯了自己所批评的 " 因文害意 " 的毛病古人云：知之易；行之难有了正确的公文写作指导思想，还要有意识地不断实践、体会、再实践，以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方能 " 知行合一 " ，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然王国作者为苏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编 215006）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