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doc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从“方案生育”到“优化生育”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开展十八大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平衡开展”时代周报：方案生育根本国策施行三十多年，成效如何？穆光宗：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方案生育方案生育有三种含义：一是家庭自主方案生育，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几个是家庭、夫妇和公民私权范围里的事，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古往今来，“家庭方案”最普遍二是政府帮助下的家庭方案，首先在生育的子女数和间隔的决策上仍然是家庭、夫妇和公民自主自由自愿自觉，但在避孕节育、优孕优生和生殖安康等方面，政府提供了信息、避孕药具、教育、效劳和人文关心等帮助，这种做法在很多兴旺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三是政府强迫的方案生育，这时候，政府作为生育决策的代理人出现，准生证制度是落实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方案生育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显然，中国的方案生育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自1980年9月25日公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以来，我国就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非持续开展之路迄今已经积存了至少1.5亿甚至超过2个亿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施行三十余年的一胎化政策积累了很多弊端，如失独问题、男性数千万光棍人口所隐含的社会平安、独子老龄化所包含的养老平安、劳动力短缺前景下的经济平安、兵缺乏所导致的国防平安等的宏大威胁，等等。

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以后的中国将长久面临人口失衡的场面时代周报：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已不再提“稳定低生育程度”，且首次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平衡开展”，这一表述折射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穆光宗：党的十八大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明确指出：逐步完善政策这是一个以改革引领开展的方向性指示我们还注意到，像20_年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程度”的提法也销声匿迹，这是重要的破冰信号2022年，中央提出要稳定适度的低生育程度，这个提法的背景是总和生育率从20_年的1.22下降到2022年的1.18，早就进入人口不可持续开展的超低生育率阶段而且从我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看，也属于很低的生育率长期以来，国人错误地将对“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开展”正如经济开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开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平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开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构造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构造之间架起联络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平衡开展的机制到了今天，维护人口开展构造性平安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的〔控制人口〕。

回复“家庭方案”的本来面目时代周报：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何种联络？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穆光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比五普时又高出1.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平安究其根，有三个根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程度上下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途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虽然重男輕女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一胎化政策确实是加剧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可无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1995年，我撰文明确提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过于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互相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至今我认为这一理论仍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

完好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以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由此可见，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亲密联络，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早就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时代周报：方案生育根本国策脱胎于方案经济时代，但是到了崇尚市场经济时代，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权利？你认为现行方案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在哪里？穆光宗：确实，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私权和生育公权的权利与责任空间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开展家庭方案和社会方案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那么有正确引导、贴心关心、优质效劳和制度保障的义务国家需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即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方案生育的改革方向是赋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从这个根本的导向出发，与民方便的改革还是浅表的，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尊重和保护公民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的根本权利，坚守和弘扬生命正义—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大道至简却义理极深，以人为本且以生为贵，还复“家庭方案”〔familyplanning〕之本来面目，这才是建立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开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应该从“方案生育”向“优化生育”转变，请详细阐述这一理念穆光宗：生育优化是人口优化的前提和根底，不仅家庭构造更加合理，而且更能确保优生优育，进步新生代的综合素质我最近提出国家要高度重视“生态优育”，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换言之，两个孩子的成长生态优于独生子女问题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高生育本钱的时代，生育高昂的直接本钱、时机本钱和心理本钱等让崇尚自我开展的80后、90后在生育第二胎选择上望而却步很多调研发现，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生育率大致在平均生育1.5个孩子以下我们说，我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其中包含了政策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文化意义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强大的惯性，说明低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不可调控性，因为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兴旺国家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却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鼓励二胎获得成功经历的地方不少，如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我们必须成认一个事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方案生育宣传和强迫，国民的生育意愿确实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放就乱论”是毫无根据的，不利于我国人口安康、平衡、持续开展的将来开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是人口学的一个公理。

经济人的理性预期那么是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同样适用于我国国民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即便全面开放二胎、鼓励二胎，实际生育程度也回复不到更替程度，人口负增长的宏大惯性仍然不可阻挡，只是这一时刻的到来可能稍晚些坦率说，我们早已坐失良机，但即使这样，还是要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仅仅放开已经不行，我国需要鼓励适度的和优化的生育，这更符合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第 4 页 共 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