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离骚》论争的兴起背景.docx

两汉《离骚》论争的兴起背景\z、.前言屈原做《离骚》虽然是在战国晚期，但是《离骚》的传播和流行是西汉初期战国文献资料中对于屈原的记载阙如，已知最早的记载始于汉文帝四年贾谊的《吊屈原赋》其后在四百多年的两汉时期，屈原和《离骚》的引起广泛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于屈原和《离骚》做出不同的评价，彼此意见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这些言辞都被做为经典评论流传下来，对于今天研究屈原、《离骚》的人们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现在人们在回首这场长达近四百年的争论时，往往只顾判断孰是孰非，而忽略了这场争论兴起的背景，我认为只有了解当时的背景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评价而这场论争的兴起我认为主要有下列几个理由：一、统治者对于“楚声”的偏好汉高祖刘邦为徐州沛县人，而沛县春秋时属宋国，春秋末，齐、楚、魏灭宋，楚得沛地，设县可见刘邦原本就是楚人汉高祖衣锦还乡时所唱《大风歌》，即为楚声汉初宫廷中也盛行楚声、楚舞《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汉武帝对于《离骚》的喜欢，特令淮南王为其做传“使（安）为《离骚传》”《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将《楚辞》与六艺群书等同视之，可见统治者对于《楚辞》的偏好另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九年“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随着大量楚国贵族来到关中地区，必定也会对“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二、文学观念的发展，汉赋的兴盛先秦时期，文、史、哲三者浑如一个整体，尚未出现明显区分虽然已有如庄子一般汪洋恣肆、极富浪漫瑰丽色彩的文字，但仍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那时出现的“文学”、“文章”都是指代学术性的典籍等到了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观念日益发展，趋向独立，“文”、“文章”逐渐指向了有文采的作品，《史记?三王世家赞》：“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灿然，甚可观也同时刘歆《七略》中将《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沿用，可见诗赋已经不仅仅是诸子思想的载体，开始具有自身价值另外范晔做《后汉书》，独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可见在其眼中东汉时期已经有不同于儒生的文人群体形成了同时文学独特地位逐渐形成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以辞赋创作为业的文人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枚乘。

汉赋做为汉代文学的代表，语言风格炫博耀奇，词藻华丽同时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深受屈原《离骚》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同时西汉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拟《骚》之作，如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扬雄《反离骚》可见《离骚》在当时辞赋作家心中的崇高地位后代文学评论家在评价汉赋时往往将其源头追朔至屈原楚辞《文心雕龙?时序》篇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屈原）余影，于是乎在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汉赋在创作过程中，许多是做为臣子向君王进谏的奏章，正如扬雄而言，其作用是“劝百讽一”，为统治者“润色鸿业”而“劝百讽一”的特点与屈原在《离骚》中直斥楚王之过有着很大不同，这一区别构成了两汉时期屈原论争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班固做为辞赋家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的一个重要原因三、评论者对于屈原怀才不遇、忠而见谤遭遇的感同身受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士人们失去了能像战国游士一般周游列国寻找明主的机会，同时又无唐宋之际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机会，普通士人怀才却终生默默无闻的不计其数因此两汉时期的士人们常常发出“士不遇”的感叹，司马迁在其《悲士不遇赋》中感叹：“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无独有偶，大儒董仲舒也曾经写过《士不遇赋》，而回顾历史，屈原便是士不遇的典型，所谓“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贾谊、司马迁、扬雄等人都有过怀才不遇的遭遇贾谊做《吊屈原赋》的时候正是他自身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之际，在其序言中写道:“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谊追伤之，因自喻”，“因自喻”这三字明显流露出作者以屈原自比的创作动机，是借“吊屈原”诉说自己的身世之慨、忧愁困苦之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言：“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对于屈原的心理探究可谓细致入微，而这样的观察正来自与他与屈原类似的遭遇不仅仅是怀才不遇，更是忠而见谤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评价《屈原贾生列传》为“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惑，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马三人合传读可也扬雄一生也不得意，生活困苦，但却自甘淡泊，采取了一种“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处世态度在《反离骚》中扬雄写道：“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也正是扬雄对于屈原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而“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则反映了扬雄的明哲保身思想，以此要求屈原是对屈原爱国之情的误读。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蔚为壮观的拟骚之作，西汉时期，有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扬雄《反离骚》等，东汉时期有梁竦《悼骚赋》、班彪《悼离骚》、王逸《九思》、蔡邕《吊屈原文》，都是作者抒写自己的不遇情怀，或从自身遭遇出发而悲叹，或借托屈原而感伤自身四、儒家主流思想的形成，使得评论者以儒家文学理念去衡量《离骚》最早为《离骚》做传的淮南王刘安评价屈原的时候称其为“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尚带有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的因素在其中，但其评价《离骚》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则是很明显的以儒家诗教讲究中正温和的要求来评论《离骚》汉武帝时期，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上定于儒家一尊因此之后以儒家文教理念来衡量屈原、《离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扬雄对于儒家经典也抱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法言?吾子》篇说：“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因此扬雄对于屈原充满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离骚》很不认同，认为其“过以浮”而以儒家观念来评价屈原、《离骚》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班固。

班固《楚辞序》完全以儒家伦理纲常评论《离骚》：“《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宣扬顺命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完全否定屈原直谏楚王的行为，认为是“露才扬己”，将其行为诋毁为“亦贬狂狷景行之士”，连狂狷之士都不如同时以儒家文学理念来要求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贬损《离骚》充满神话色彩的浪漫主义创作，可以说是过于片面的评价但是班固对《离骚》也有中肯之词：“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肯定了《离骚》的文采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王逸对于班固的《离骚序》有一段针锋相对的评价，驳斥了班固对于屈原和《离骚》的批评污蔑而在王逸对屈原的评论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仍然以儒家文学理念来评论《离骚》班固认为《离骚》内容“不合经义”，王逸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离骚》与儒家经典进行对比依附。

认为《离骚》完全是依经立义：“帝高阳之苗裔兮”，则“厥初生民，时惟姜”；“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驷玉虬以乘？s"，则”时乘六龙以御天”等等王逸为了反驳班固对于《离骚》“不合经义”的评价而强做比附，未免显得过于牵强穿凿正如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楚辞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特点，不能以儒家经典来规范同时王逸将屈原作品中的比兴手法做了较全面的概括：“《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媲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也是以《诗经》的比兴手法来分析《离骚》，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学观念袁行需先生曾说：淮南王刘安、王逸等人“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标准来评价屈原的，认为他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和人臣应有的顺从态度，这虽然是对屈原的推崇，但恰恰歪曲了他这一评论很有见地，抓住要害结合《离骚》本身而言，其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和鲜明的个性，与儒家“温柔敦厚”“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相去甚远；《离骚》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对于楚怀王昏庸无能的揭露，楚国内政的腐败没落有着直接的批判和揭露。

唐人刘知几曾言：“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这样对于君王的赤裸裸批评，与汉代所谓“劝百讽一”的辞赋创作理念格格不入；《离骚》浪漫主义的瑰丽虚幻创作手法与“子不语怪、力、舌L、神的文教观念相违背五、结语由于前三点原因，使得两汉时期的士人们都对《离骚》津津乐道，热衷于读《离骚》而因为第四点原因使得两汉士人们对于《离骚》的评价往往各执一词，针锋相对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兴起对于屈原与《离骚》的论争绝不是偶然，而是由上述各种因素所推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