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重要诗案及诗歌发展转向.doc

北宋重要诗案及诗歌发展转向［摘要］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 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 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 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 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 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 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 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 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 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 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 息相关［关键词］北宋诗歌；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崇 宁文禁；诗歌转向；新旧党争；以诗议政北宋以文治国，诗人参政的机会大大提高诗人以诗议 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本是积极的行为但是，北宋诗祸 连连，新旧党争不断，成为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旧 党人在熙宁时期尚能为国事而争，然而元丰二年(1079)以 后，以乌台诗案为始点，渐由政见之争变成党同伐异的政治 斗争元❷的车盖亭诗案则是旧党根除熙丰新党势力的转折点，但这一报复性的诗祸事件又激起绍述年间新党以严厉手段打击元❷更化的旧党士人，并为崇宁立元❷党人碑，全 禁止元令文学和学术埋下祸因。

哲、徽、钦三朝，诗祸越演 越烈，党派之争最终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而置国事于不顾经此连绵打击，诗人由热心议政而转向寻求如何安身立命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 重要切入点本文依时间先后，深入考察元丰乌台诗案、元 ❷车盖亭诗案和崇宁全面文禁的政治本质，并析述各起诗案 对北宋诗歌造成的影响一、乌台诗案 (-)诗案的本质：变法之争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正式启动影响北宋长达半个世 纪的变法，他据“三不足”的变法精神，表现出力排众议 的决心，由于政治上得到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得以大刀阔 斧地进行改革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士人却对变法持有相 反意见，当中尤以苏轼缘诗人之义写诗托讽，最为突出这 一时期，苏轼作为政治主体和创作主体是一致的，其突出的 标志是参与意识的全面张扬，政治诗歌创作发挥了载道言志 的功能，成为直接批评新法的工具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苏轼历任杭、密、徐、 湖等州的地方官元丰二年，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 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❷、御史中丞 李定利用台谏言事的职能，以苏轼《湖州谢上表》及此前诗 作，罗织其“讥谤新政”的罪名，炮制“乌台诗案”。

何 正臣元丰二年三月所奏云：“臣伏见祠部员外郎、直史馆、 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 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宣传中外，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 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竣，怙终自若，谤讪讥 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 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正宜 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 ” [1] 1考苏轼《湖州谢上表》，不外例行公事，略叙过去政绩，再 叙皇恩浩荡，唯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 或能牧养小民”之句被台谏摘引弹劾，扣上“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的罪名事实上，何正臣所奏的主要目的乃在于 为新法扫除障碍单凭《表》中片言并未能完全置苏轼于大 狱，为了进一步罗列罪证，舒❷列举了苏轼所讥讽新法的诗 句，指出其“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卷八四，2,造成传播内外，朝野无人不知其弹文列 出了苏轼涉及批评新法的部分诗句：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 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诏解忘味，尔来三月食 无盐 [1] 2然而，苏轼入御史台狱后，唯供《山村》一诗干涉时事, 余皆否认[1] 31,又出于保护旧党诗人，称并无往复诗文 等干涉新法文字因此，乌台之勘虽给其他诗人带来牵连， 但总的来说范围还受到一定控制经过四个多月的勘治，结 果苏轼下御史台狱，被关103天后贬为黄州团练这一起诗 案中被贬和受责的共计25人[2]卷八四，5,除苏轼外， 其他诗人主要还有苏辙（谪监筠州酒税），张方平、李清臣（各 罚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涉及苏门 诗人群和江西诗人群尽管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相后已 退居金陵，苏轼始终认为乌台之案的操控者”王安石实为之 首"[3]卷二九，833O从所牵涉人物的刑罚来看，除苏轼 外，比起后来的车盖亭诗案，其他人尚算不幸中的大幸这 也从侧面说明诗案还未至于大规模清除异己，与绍述以后必 把政敌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意气心态有所分别但从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在考察乌台诗案的影响前，首先，必须搞清楚苏轼因诗 得祸，究竟是否欲加之罪苏轼批评新法的诗歌是乌台诗案 的主要“罪证”，据现存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周 紫芝《诗谕》和清人张鉴《眉山诗案广证》等所录，攻击新 法的诗文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部分，和新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八月 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 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4] 484-485 舒❷指此诗是攻击“陛下兴水利”，考其诗中所言，谓东 海龙王假如领会神宗禁止弄潮的旨意，应让沧海变成桑田， 让弄潮儿自食其力，免去他们冒利轻生，所写的乃是诗人的 愿景，并没有指责神宗之不是，舒❷的勉强嫁接是曲解其本 意再说，这首诗也没有讥讽之虞，最多只能凭“冒利” 片言推想其批评新法的冒进又如《与湖州知州孙觉诗》：“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直 须举白便浮君 [4] 406-407意谓言谈不想指涉时事， 言时事多有不便，说亦难尽，若认为“世事”即谗谤新法, 也不够具体还如言《书韩干牧马图》讥讽执政大臣无能， 谓《张安道见示近诗》形容朝廷小人当道，指《和李邦直沂 山祈雨有应》诬蔑执政君臣为社鬼等，牵强附会成分明显 如以此为“铁证”定案，实难令人信服另一类诗歌涉及讽刺新法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治之 有据，对舒❷等人不能责之太苛乌台诗案中涉及批评盐法 的诗如《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和《山村》之三, 讽刺青苗法的诗如《山村》之四，攻击新法用人不得其法的 诗如《送刘道原（恕）归觐南康》，以此等诗定就尚有可据。

不过，苏轼诗中所指出新法的不足之处也不能全盘予以否 定如《戏子由》抨击仅以"明法”取士的流弊；又如《和 刘道原咏史》以刘恕比鹤，众人喻鸡，意指当今朝廷进用之 人，君子小人杂处，如乌之不可辨其雌雄，证之王安石身边, 充斥着善于巧辩的佞人也是不争的事实苏轼反对新法之诗 固然有其保守和煽情的一面，然而其以诗论政所表现出来的 公忠为国，并不能一概抹杀二）对元丰以后诗歌的影响乌台之案以诗定谕，揭开了北宋政治斗争以诗相互倾轧 的先例，故其影响北宋诗歌的发展亦深首先，仅以政见之不同而定罪，对个别诗人以诗议政 造成一定的冲击，难免使人心存忌惮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是沈括其人，他把苏轼到杭州后所作诗文密呈御史台，交给 曾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不过，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幕后 的主事者应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沈括此举除了个人品格问 题外，也是顺应时势事实上，尽管熙宁九年王安石辞相后 已退居金陵，苏轼始终认为王安石是幕后的操纵者在新法 甫行之初，就遇到旧党士人的极大阻力，从变法者的角度看, 对苏轼这类人物加以究治，以儆效尤，是为推行新法扫除障碍的重要一着从新党“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的奏文来看，印证苏轼的诗歌显然是夸大其词；至于乌台诗 案的政治动机，“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正宜大明诛赏， 以示天下。

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的奏文说得很清楚, 即在法度未完、风俗未一的变法背景下，亟须挫一挫苏轼的 锐气，以保证新法能够顺利推行故将苏轼触物即事、应口 所言之诗一律作为反对新法的证据，目的十分清楚，使旧党 不敢动辄“以诗乱政”而台谏角色在勘治的过程中则扮 演着人主之耳目，滥用权力弹劾政见不合之诗人，虽然达到 抑制异己的效果，却使热心议政的诗人深为忌惮，使其在践 行儒家政教理想的同时又畏罪及身这样一来，乌台之案既开了北宋以诗入罪的实例，对元❷车盖亭诗案以至崇宁全 文禁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次，乌台之勘起因，从其本质言，实缘于苏轼对王安石及其新法之讥讽，故诗案后，个别诗人的论政诗风和内容 出现了转折点观苏轼“再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 奇” [5]卷一五，15,从“舍身报国”的豪情壮志回归到对生命、宇宙本体的思索之转变历程，乌台诗案是直接的导因如《狱中寄子由》中所云：“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 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4] 998-999从中可知苏轼下狱后以为凶多吉少、必死无疑的心态贬谪后的苏轼，一方面论政诗一改其怒骂的作风 杜若鸿：《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香港大学2011年博士 学位论文，第 129-134 页。

［To Yeuk Hung , " TheInterrel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pp. 129T34.］,变得较 为含蓄，虽再指涉新法，所运用的方法却以间接讽刺来表达 熙宁八年(1075),苏轼于密州时写有《寄刘孝叔》一诗，批 评方田均税法对抑制豪强隐瞒田产的作用有限，无法真正实 现富民的目标其中"方田讼牒纷如雨"之句，以“雨” 形象地写出了丈量土地后引发的大量诉讼案件的后果，以当 时的事实言明，语气上不再咄咄逼人诗的首部分讽刺神宗、 王安石意欲富国强兵，可惜不得其法，结果讼案纷起，事与 愿违：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豊漫战鼓汗流 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 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恻怛信深 厚,吏能浅薄空劳苦［4］卷一三，631次以自嘲口吻追述苏辙因反新法而被罢三司条例司，并述密州百姓以草木泥土充饥的情形：“况复连年苦饥僅，剥 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生活 未见改善，自己却有心无力，间接言新法并无奏效不过， 诗中也流露出“雕弊太甚，厨传萧然”，乃“危邦之陋风” 而非“太平之盛观”的保守观点［6］卷三❷，31： “忧来 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 筵舞”，对官员利益的受损有所辩护诗的最后一部分则以 幽默的语气嘲笑新法中那些俗吏尸位素餐，并间接叙述自己 志在天下，为自己不归隐作解说而对于现实政治的无可为, 是进或退，如何求得安心之所，则希望得到故人的指点：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方将雀鼠偷太仓， 未肯衣冠挂神武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自从 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 弃簪组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逝将弃官往卒 业，俗缘未尽那得睹公家只在❷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4］卷一三，631诗风不改其纵横雄健，但少了前期剑拔弩张、使气激讦 的特色苏轼虽向有忠直之名，但在这首诗中却已表现出看 淡功业，转而寻求自适自足以规避政治迫害的倾向诗歌的 论政方式虽有改变，但苏轼此诗仍能指出核心问题，即方田 均税法产生讼i争不断的流弊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