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法》对《法兰西内战》监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docx

    论《监察法》对《法兰西内战》监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雷园园摘 要：《监察法》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法兰西内战》的理论灌溉和精神滋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法律思想在中国本土创造性的解读与转化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空对接”，《监察法》以解决中国现实腐败问题为基本面向，萃取《法兰西内战》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公开监督、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地嵌入预防权力异化、配置监督权力资源的全过程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时期，要回应人民高质量高标准的法治需求，承续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创新发展监督理念，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监督监察工作，全面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重视对权力空前集中的监察权的监督，将监察委员会锻造成为现代监察制度的核心《监察法》对《法兰西内战》监督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经验质感，为限制和约束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世界性命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Key：监察权;人民监督;公开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D920.4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20）02-0076-08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依据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法兰西内战》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对巴黎公社期间发布的公告、法令以及创立的一系列革命性举措加以透彻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法律制度，构建无产阶级新型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仅次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法兰西内战》自传入中国以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这一著作逐渐突破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研究范式，更多以实践需求为导向，挖掘《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的人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社会公仆思想、权力配置思想等内容关于人民监督思想学界也有少数学者关注，但是多从政治学角度切入，对其法律价值的探求不够，所以在关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法理论证方面，有学者认为现有的法理学基础无法供给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来源和权威内涵，进而要求《监察法》进行法理创新笔者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回归原典，精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不仅能够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运行轨道，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而且对理论法学学科的繁荣也大有裨益《法兰西内战》蕴含丰富的监督思想，是现代监察制度的滥觞，并在今天仍熠熠生辉、不乏活力。

一、《法兰西内战》蕴含丰富的监督思想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社会成员分配上的不平等，社会逐渐分裂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交互错杂的利益关系加剧了阶级间的矛盾，为了使人类文明不致消亡于无谓的斗争之中，国家这种介乎于阶级间看似中立的力量从社会脱离出来，并凌驾于社会之上 [1]189国家运用社会让渡的公共权力压制着阶级间的公开冲突，努力通过象征“公意”的法律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而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官吏成为国家维护秩序的中介或“代理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1]191，人性中的利己主义使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并侵蚀社会权利和自由体系，于是，官吏手中的权力脱离其产生的基础并与社会相异化，成为滋生腐败、压迫社会权利的温床如何防止和克服权力可能造成的堕化和腐败，使其复归保障权利、维护秩序的初衷，《法兰西内战》的监督思想对此提供了理论范本和实践经验为了防止在当时所有国家不可避免出现的国家机关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2]110，巴黎公社采取对公职人员公开的民主选举和监督罢免。

普遍、秘密、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是早期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武器，但是当普选权产生的主权意志不再服膺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会毫不留情地抛弃普选权，“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3]普选制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压迫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而公社的民主选举制恰好与之相反1871年3月26日，公社发动了22万9千余人参加选民投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巴黎选民参加了这场没有警察干涉、没有阴谋活动的伟大选举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巴黎公社实际选出的委员大多数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公仆，能够带领人民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民主自治自决的力量如果说直接的民主选举只是实现公共权力向社会权利复归的第一步，选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罢免制度则是限制权力冲动性、腐蚀性、破坏性最重要的一道屏障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人民依据发布的公告、法令对公职人员采取形式多元的监督，总结其背后所支配的思想主要有四种：人民利益至上、公开监督、普遍监督、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首先，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劳动者就是人民的主体，主要涵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情革命的小生产者阶级。

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公社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公社的一切价值都是以人作为主体尺度所得出的结论和构想的目标，监督制度也不例外，“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163，人民利益至上成为公社权力配置的价值底蕴和革命法令的终极指向其次，公开监督，指法令的创制意图、过程，公职人员履职的过程应由各种媒介彻底向全社会所有组织和公民公开公社委员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反对政府舞弊行为的最可靠的手段”，所以“他们要求公社的會议公开，并在报刊上广泛报导公社的活动”[4]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期间，共发布公告361个、决议和法令41个另外，公社委员经常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接受质询，使人们有机会检讨、批评和修正公社的决议再次，普遍监督，指监督所涉及的领域具有广泛性，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适用于一般的、抽象的人或事主要包括监督主体的普遍性、监督内容的普遍性和监督对象的普遍性公社畅通了自上而下的监督渠道，不仅公社及其各委员会要经常接见群众代表团听取批评和建议，在基层工作中还设有工人监督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军队团委员会，对工厂、邮局、军队等所有运转的环节实行全面监督，除军事秘密外所有关涉公社的事务都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最后，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发挥道德和法律两种社会控制手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使人们清楚明白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而努力唤醒内心的责任感，审慎行使手中权力;法律则以锋利的手术刀切割社会机体已经溃烂的地方，保证社会整体健康运转巴黎公社成立之后，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保持廉洁清正的无产阶级本色当国民自卫军出现贪慕虚荣、炫耀身份的倾向时，及时批评这种风气并教育战士们“不要忘本”，不管在公社中承担的分工是什么，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劳动者，劳动才是一切权利的真正来源但是，对藏匿于人民队伍中的破坏分子和失职人员，一经发觉随时撤换，绝不姑息纵容民主选举制与监督罢免制度成为预防权力异化、消除官僚习气的有效屏障，也是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权生存下去的可能依赖二、《监察法》对《法兰西内战》监督思想的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并非一个踟蹰不前的封闭体系，而可以紧密结合时代步伐，根据各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被重新解读、丰富发展《法兰西内战》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用历史辩证的态度把握权力和法的思想精髓，被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发展下来20世纪初期伴随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监督的理论设想在列宁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监督体制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健全工人监督、人民监督的同时，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完善党内监察的道路，即建立独立的、有高度权威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为巩固执政党的威信、粘合党群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经验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监督思想，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如行政督察员制度、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国家行政监察制度、纪律监察委员会制度等，成为《监察法》制定颁行的源头活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监察法》总结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在地化地解读、继承《法兰西内战》所蕴含的监督思想其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底蕴、公开透明的监督原则、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监督方法与《法兰西内战》人民监督思想一脉相承一）价值底蕴：人民利益至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的目光拉回到“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525他们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人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开始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都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条件同时，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必然包含着物质、精神、主体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活动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思想、观念、意识就如同摄像原理一样，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生产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射，作为意识高级形态的宗教、道德、法律也只不过是物质生活生产的思维和思维产物，正所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525法律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意志反映，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当旧有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代表新生物质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必然冲破资产阶级旧有生产关系、法权关系的束缚，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法权关系巴黎公社革命因于新旧两种生产方式和法权关系冲突的激化，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府权力，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挣脱了一直以来被剥削阶级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2]207通观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发布的几十个法令，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与法制的构建是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保障人民利益为价值旨归例如，宣布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财产为国家所有;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延期支付房租，停止变卖典押物品;实行最高薪金制，建立廉价政府等等而当代中国《监察法》的制定正是延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原则，其本质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对立面，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视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保障社会成员获得充分的公平和最大限度的平等，成为新的社会矛盾条件下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法权要求但是，伴随改革深化，发展过程中的痼疾逐渐凸显，权力对于权利的背离、僭越、异化，使腐败问题成为近年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并强烈要求从严治理的突出问题权力腐败、设租寻租已经成为侵犯人权、危害社会公平正义、阻碍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破坏社会和谐的政治毒瘤，俨然深化改革的“绊马索”，“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6]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监察法》整合监察资源，攥指为拳，对腐败问题重力出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旨归《监察法》践行国家公权力向民众权利回归的宗旨，它的出台是一个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反映人民意愿的过程2016年12月，在为期一年多的监察工作试点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草案;接着召开多次立法座谈会、商谈会、听证会，广泛征求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媒体单位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