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经济论略.doc

1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经济论略刘红军（河西学院历史系 08（2）班 甘肃张掖 734000）摘 要：十六国时期，正值中原王朝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之际，而河西地区则具“独安”局面，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河西著姓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著姓与河西各政权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均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关键字：著姓经济 豪强著姓 农业 畜牧业 商业 手工业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羌、氐、吐谷浑等民族上层和汉族豪酋，先后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前凉(公元 314--376)、后凉(公元368--403)、南凉(公元 397--414)、西凉(公元 400--421)、北凉(公元 397--439)等政权此时，正值中原王朝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人民丧离、经济衰败之际，而河西地区则具“独安”局面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河西诸政权与当地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河西著姓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确保自己政权巩固的同时，也促进了河西著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河西著姓，是指在两汉以来河西经济区域内兴起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名门望族，是河西世族地主的别称而其经济实力的强大则是从曹魏时期开始的彼时每个名宗大族动辄就是资财巨亿，土地跨州连郡，荫庇大量宗人、部曲和奴僮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股强大的政治武装力量。

史载：“太和中， （仓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强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1]（P512）这里所说的世族豪强霸占田地，武断乡曲，逆绝中西贸2易的现象，正反映出河西著姓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河西地区实具代表性的著姓有：金城麹氏、游氏，凉州贾氏，敦煌宋氏、阴氏、索氏、张氏、汜氏、令狐氏、段氏等，他们都为擅一时郡地望，并拥有无数牛马和财宝的著姓大族发展到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政治、经济势力达到了鼎盛局面如金城麹氏，游氏占有大量的田庄、坞壁，其经济政治势力东达秦州，西到酒泉、西平（今青海西宁市） ，时有谚云：“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2]（P2307）此外据《晋书》卷 86《张轨传附张茂传》记载：前凉张茂统治时期， “凉州大姓贾摹，势倾西土” ， [3]（P2232）大有取代张氏的野心和行动据以上史料记载，足见当时河西著姓们的经济实力的雄厚程度和他们在河西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就使得著姓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势力和财富，并积极参与地方政权和经济建设事务。

这样一来，就更方便了河西著姓们将自己家族长期沉淀的政治影响转化为地方的控制能力，既能在混乱的缝隙中为代理自己的政权效力，又能在统一的政权解体后推举新的代理者上台，而他们自身的经济势力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增强通过这种方式的长期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农业、畜牧业和丝路贸易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合理化经济结构，多管齐下地组织开发，实现了各自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一、农业民以食为天谁都知道，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曹操曾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术也” [4]（P3462）这一思想并没因曹魏政权的结束而消失，相反，十六国时3期河西诸政权都无一例外地继承和发扬了它，并且大有创新由于河西地区大量土地、人口都掌握在河西各豪族、大姓手中，这就使河西诸政权必须依靠豪族大姓来发展农业，因为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土地的开发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提供，完全系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和民户数量在此过程中，必然也会促进著姓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凉的统治者李暠，就对豪门著姓推心置腹，推行典型的“著姓政治” ， [5]而这种著姓政治或世族政治，在各政权中豪族势力必然会占绝对优势。

史载：“李暠建立，以唐瑶为征东将军，索仙为左长吏，张邈为右长吏，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吏，令狐溢为右长吏等” ， [6]（P2259）这也是豪族势力在政权中的表现之一而这些将军或长吏必然也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又会反过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再者，李暠屯田玉门、阳关， “广田积谷，为东伐之姿” ，也就是靠敦煌大族和河西豪酋的典型表现第三，李暠迁都酒泉后，将大批中原涌来的流民安顿下来， “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 [7]（P2263）而此次安置下来的流民总数为两万三千多户，人口不下十万，而在这些流民中几乎一半是南方人，这又是南北劳动力在此大会师，生产技术和经验在此大融合，同时这些人口也增强了大姓们的势力，也为著姓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当时的诸凉政权又与外界联系频繁，因此河西区域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也对河西著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如前凉张茂时代，迫于前赵的巨大压力，遣使称藩，并献方物于前赵，又因西晋没胡，自此，前凉又开始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即“遥尊晋室，南连成汉，西结西域，更为实地同前赵，后赵搞好关系，既贡4献方物又虚与委蛇，卑辞修好” 。

[8] 不仅前凉如此，随后的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之间均有大范围的经济交流，只是他们的交流形式是一种非正常化的“掳掠式”交流 [9] 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为著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因此，当时便出现了著姓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如何，我们可从 1972---1973 年由甘肃省博物馆与嘉峪关文物清理小组发掘的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略知一二该壁画有 34 幅是反映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其中包括犁地、播种、耱地、打场等的主要生产工具及牛耕播种场景所用农具的齐全及牛耕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高其中的铁犁、畜拉铁犁和叉等，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些工具的式样甚至在今天的农村还在使用牛耕的不断改进，即由二牛挽犁逐渐改为一牛挽双辕犁， [10] 也反映出生产技术提高的事实此外，在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的同时，还注意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水利灌溉事业据《三国志·魏书》卷 24《徐邈传》记载：“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11]（P924）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与应用，无疑是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此外，墓葬壁画中还配备专人看管的果园图、采桑图等，尤其是对采桑、结茧到束丝等生产环节都有逼真的描绘。

从事这一生产的有长衣曳地的妇女，也有短衣赤足的婢仆，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由此还可以看出蚕桑业在当时著姓经济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些在河西豪族著姓庄园和屯田中发展和应用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都是当时河西著姓农业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二、畜牧业河西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对于发展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地广人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全国5重要畜牧业基地之一，其畜牧业也在河西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商周时期，黄河以西及湟水流域，就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域而氐、羌正是擅长游牧业的民族，他们也对河西地区的牧业经济的开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地区为戎、狄畜牧区汉代河西地区畜牧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羌戎等游牧民族的贡献到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了诸凉政权，虽然当时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由畜牧业向农业转变，但畜牧经济仍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许多塞外民族涌入河西各地，他们虽然对于农业生产比较陌生，但均擅长于畜牧业，加之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而畜牧业经济形式，能用较少的劳动力利用更大面积的自然资源，因此畜牧业便出现了以“大姓豪族”或“河西著姓”为主要形式的“集团式”发展。

如金城麹氏、游氏因投资畜牧而富甲一方，前引史料所云：“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中门，北望青楼” [12]（P924）即反映出该特点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依靠豪族或著姓建立起来的诸凉政权的大力支持如北凉制定的“按赀配生马” [13] 制度，便是大力支持和鼓励牧民发展畜牧业的有力措施之一而《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又有“（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只，骏马万余匹”的记载， [14]（P3056）此次所获牲畜又增加了河西畜牧的品种和数量，这也为著姓畜牧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支持同时，张轨在规模较大的官营牧场即今甘肃省山丹县南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到张玄靓（355—362 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改汉阳县为祁连郡，虽提升了行政管理规格，但负责管理当地畜牧业的仍然是河西豪族大姓宋氏 《山丹县志》记载：“晋永和中，前凉张玄靓以汉阳守马牧改永固为祁连郡，马多至二百万匹” ， [15] 而6这一地区也成为当时诸凉政权战马的主要供给地凭借着上述政策和措施的大力支持，河西畜牧业经济以著姓集团的经营方式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兴旺的畜牧业，无论从战马、毡裘、皮革，还是在肉类食物及奶制品等方面，都支持了河西政权的统一与稳定，同时也成为河西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另外，在河西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反映十六国时期的畜牧业发展状况的也有不少如在新城出土的与生产活动有关的 89 幅画像砖中，反映畜牧业的就有 38 幅之多，而此题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牧人与牲畜同处在一画面，具体表现为“放牧”这一生产状态；另一类是在空旷的场景中一群牲畜自由食草或被拴在坞门前大树桩上和槽前，而这类牲畜大多是豪族们所养的 [16] 再者，前凉张重华时，谢艾征伐斯骨真部族，获牛羊十万头，秃发縟檀掠乙弗部，获牛马羊共四十余万头，像这样的动辄数万的牲畜，大都是来源于当时的豪族或大姓集团手中 [17] 总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相当发达，而这高度发达的畜牧业经济中，处处都离不开河西豪族或大姓的参与三、商业河西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冲要，经过两汉的经营，时及十六国，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中外贸易不绝于境”的局面诸凉时期，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吏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加之河西地区中西交通的枢纽地位，使中外贸易长盛不衰，境内外发达的商业现象不仅表现在物物交换的频繁，货币经济也相当发达，而这些商业活动的主体，除统治阶级之外，更多的是当地的豪族大姓如前凉张轨，以河西大姓宋氏、阴氏为股肱谋主，一面讨伐反叛，打击寇盗，安定社会，一面采取措施恢复货币流通，很快就结7束了“百姓以谷帛为市”的局面。

[18] 诸凉政权与东晋政治交往的同时，经济贸易交往也从未间断过而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原的一些先进经商经验和商业管理制度及措施也逐渐传入河西地区，这又为河西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且当时也出现的商业名城，如姑臧、敦煌等，这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商业的发展，河西地区的国际贸易也日渐频繁，而当时国际性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域各国，主要由官方或大姓集团经手，买进珠玉金银制品、火浣布、奇禽异兽等奢侈品由张骏墓中所得珍珠簏、琉璃榼、白玉樽、紫玉笛等这些多产于阿拉伯或地中海的奢侈品为证 [19]而且当时中亚一带的商人也大量在河西地区活动总体来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带有以下特点：（一）各政权均依靠农业领域中的种植作物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且全部都是初级产品；（二）由周边地区民族和国外输入的商品，多为王室或豪族的奢侈品；（三）参与者多为当地豪族或大姓日趋繁荣的商业活动，给河西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通过相互间的贸易交往，使大量黄金、白银流入凉州府库和豪族手中苻坚时，吐谷浑子率奚，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而且曾派梁熙出使西域，并以彩缯分赐给西域地方政权，于是，朝献者十余国，如大宛献汗血宝马，天竺国献火浣布等， [20]（P2894）而且当时境内还设有专供商用的驿站。

《晋书·苻坚载记》记载：“时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得给予途，工商贸贩于道” [21]（P2895）著姓富商大贾也涌现一时，史载：“时商人赵掇，丁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