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70年的捐献-张伯驹捐献给故宫的文物范文.docx

故宫文物:70年的捐献|张伯驹捐献给故宫的文物 　　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从东华门走进故宫，一路红墙黄瓦巷路清幽，沿路不时窜出一只流浪猫，更显故宫园林的静谧安然拐过几个弯儿，走进一处整洁的院落，就到了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的办公场所，一座闹中取静的小房子 　　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故宫藏品已经达到180万件的规模，其中在70余年的时间里，来自个人的捐赠近800人次，捐赠文物3万余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上，个人捐赠成为故宫丰富藏品的重要来源。

　　　　一　　2022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的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潘、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的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曾披露了一份其父于1953年12月致郑振铎的信函底稿，从中我们或可品味到当时章乃器捐赠的心境：　　送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到您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

　　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1953.12.9.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如果说解放初期的捐赠是个人捐赠故宫浪潮开始的话，那么公私合营时期可以说是第一次捐赠的高潮部分这一时期的捐赠者，从1953年到1956年，个人捐赠故宫累计83人次，而公私合营完成后的1957年，也是至今为止捐赠人数最多的一年梁金生说，其中一些是没有参与合营的资本家（文物商人）为了顺应新的政治形势以单位人计算，仅仅这一年的捐赠就多达40人次这种高潮一直延续到自然灾害时期　　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这个条例中还提到，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

在这个条例的约束下，文物具有了国有属性，私人不再拥有收藏的权利　　　　二　　1966年6月1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为陈伯达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之而起的“破四旧”成了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工作一时间，古董、古迹、字画、书籍作为最明显的“四旧”代表首当其冲，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物、古籍被砸烂、烧毁者不计其数　　以“破四旧”名义掀起的抄家进而造成的对文物的破坏，让那个时代的人至今仍心有余悸作家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曾经这样描述小说主人公韩子奇被抄家的场景：“一群身穿军装、手臂缠红袖箍儿的陌生年轻人冲进了‘博雅宅’，捣毁了木雕影壁，涂黑了抄手游廊上的油漆彩画，砸开了‘密室’的门，把里面的藏品洗劫一空！……年轻的‘红卫兵’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仅仅凭钱是买不来的，那是韩子奇的心血和生命，那是一部活的历史，那是一条滚滚不息的玉的长河，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宝，任何一件都堪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媲美！”　　小说中“玉王”韩子奇的故事，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遭遇，他的玉器的宿命也代表了“破四旧”中文物所受破坏的现实。

而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读来让人更觉凄惨梁漱溟先生晚年曾经回忆过被抄家的场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文物，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文物爱好者与收藏者极为珍爱的藏品，此时却成了招致迫害的由头，紧迫的时刻让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选择捐赠，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或者自行毁掉以免招致红卫兵的打砸　　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目的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梁金生统计，这一时期的捐赠以学者为主，尤为特别的是，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曾经于1950年给故宫捐赠文物、有着“京城第一玩家”称号的王世襄，为了保护个人藏品，甚至兵行险着，主动申请抄家――好让公家没收了去根据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这些文物，直到落实政策后的1986年才得以归还　　著名收藏家朱家潘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者的心境，朱先生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

同时，也“怕招来灾祸”　　根据景仁榜所列，“文革”十年，个人捐赠文物为71人次，此数字尽管难与解放初期的高潮相提并论，但在捐赠数量和品级上，皆很可观　　　　三　　“文革”结束后，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亦随之来临根据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归还所有者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归主人的怀抱但也有心有余悸的收藏者，选择将文物继续留在故宫　　“有些藏品甚至都没有动地方，所有者直接办个转为捐赠的手续，就完事了梁金生说，“经过，这些人可能仍担忧这些藏品会再起事端，而另一种考虑就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留在故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亲手接受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

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2022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　　　　四　　“文革”之后，收藏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说是1982年《文物法》的出台，这部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经过四次修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这部经过修订的捐赠法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依法继承或者赠予、从文物商店购买、从拍卖会上购买等形式所获得的文物。

这表明，个人收藏重新获得法律的保护！收藏史翻过了新的一页　　2022年，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起来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日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　　2022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想起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　　此后，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2022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22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而征集经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依旧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被炒高的市场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