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docx
13页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 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 一 一九○五年,托尔斯泰在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惊佩)……”(注1)翌年,即一九○六年,他在给另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再次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注2) 托尔斯泰,一个以其不朽名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而闻名于世的伟大艺术家,为何又要研读那么多中国的古籍呢?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仅创造了不朽的艺术杰作,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学说被后人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学说,与中国古典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托尔斯泰从未承认过他对建立学派有兴趣,但历史已经表明,他的影响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已远远地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那么,在我们主要是谈论文学影响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这种非文学的影响呢?甚至还要提到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宗教哲学的关系?这是因为,不了解思想家托尔斯泰,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艺术家托尔斯泰;同样,不了解托尔斯泰对世界的非文学的影响,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他的文学影响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肖曾就这种非文学影响的重要性写道:“某些作家,甚至某些文学运动,可能对社会或其大部产生一种非文学的或者文学以外的影响例如,伏尔泰、拜伦,或者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甚至于服饰,在当时或以后的各个社会中都可能有广泛的表现这种社会行为可能有助于一个作家的社会意识的形成,而这个作家与那个外国作家的作品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却可能在文学中表现出这种社会意识注3)肖的这些话不仅合乎托尔斯泰对他人的影响,同样也合乎托尔斯泰本人所受到的影响而中国古典哲学,恰恰就是托尔斯泰所受到的外来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与托尔斯泰整个思想方式以及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为了阐明中国古典哲学究竟对托尔斯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必须先从客观上考察一下中国古典哲学的一般特征 中国古典哲学以儒、墨、道三家为主关于这三家,钱穆曾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注4)一书里总论道:“继孔子而起者有墨翟。
……墨翟言兼wWw.LWlm.coM爱,与孔子言仁不同孔子言爱有分别,朱子(熹)言仁者爱之理是已兼爱则是一无分别爱,故曰:‘视人之父若其父’既不主分别,乃亦不言礼……而后起儒家言礼又有主张大同者,则在儒家思想中渗进了墨家义……儒墨之后又有道家兹据老子为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特举道与名两词,其实即据儒墨之所争而言不通儒墨,即无以通老子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又老子此处反礼则同墨,是则儒墨道三家,在当时实同具共通性,一贯性,而亦并有其和合性钱穆以为先有儒,后有墨,再有道,这种先后次序在中国哲学史上并未论定,当有别说但是,他认为儒墨道三家有其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这一点,却很有见地然而,这种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究竟是什么呢?钱穆仅举出了用词方面的联系,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若从现代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也许可得进一步的阐发 比较文化学以认识论为出发点,大体区别出两种主要的文化心态,即所谓的WONDER心态和CONCERN心态前者大体可翻译为“求知”心态,后者大体可翻译为“关切”心态。
但是,“求知”和“关切”并未将WONDER和CONCERN两词译尽,为了免于误解,以下拟用原文并先作一点解释 WONDER心态和CONCERN心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WONDER心态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立的,甚至是对立的,即主体永远是主体,客体永远是客体客体不仅是主体的认知对象,而且是“超越”的对象,也就是说,客体尚未被主体所认识,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由于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客体对主体便有一种引力,招引主体去探索客体在主体探索客体的过程中,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是相对绝缘的,而在主体的意识状态中,客体便构成其认知世界的全部在这种心态里,主体所追求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它(即客体)是什么?”至于客体是否会对主体不利,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本身是美是丑,主体一概不管只要能解答“客体是什么”这一问题,WONDER心态的历程便告完成 相反,在CONCERN心态里,主体与客体不取对立关系,也就是说,主体不完全把客体当作客体在这种心态里,主体可能把客体当作共主体(co-subject),有时也把主体自身当作共客体(co-object)在主体的意识里,主体自身是与客体休戚相关的,换普通的话来说,就是:“设身处地”,即主体并不关心“客体是什么”,而只关心“客体将怎样”。
而当主体认定了“客体将怎样”之后,CONCERN心态的历程便告完成 换言之,由于在WONDER心态里,主客体是对立的,主体对客体是纯粹的“旁观者”(spectator),并不“参与”(commitment)或者“卷入”(involvement)反之,由于在CONCERN心态里主体与客体之间并不存在心理距离,而是与客体“共存亡”的,因此势必“参与”或“卷入”到客体中去 当然,无论是WONDER心态,还是CONCERN心态,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在人类生活中每每是相互交叉着的但是,这两种心态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占比重不同,从而使各种文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向一般说来,西方民族,尤其是十八世纪以来,其WONDER心态表现得特别发达;而东方民族,则明显地偏重于CONCERN心态前者导致科学精神的确立,因为科学要求主体对客体进行冷静的、客观的审察;后者导致伦理精神的确立,因为伦理要求主体“设身处地”地“参与”或者“卷入”客体 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一大分支,其CONCERN心态特别发达因此,要论儒、墨、道三家究竟有何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就得从文化的总特征上加以考察我认为,这三家的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就在于它们都基于共同的文化心态——CONCERN。
无论是儒、是墨、是道,都是一种伦理体系,而不是科学体系,它们都偏重于人的行为规范,而不在于审察人的行为特点,换句话说,都旨在于教导人应该如何做人(“客体将怎样”),虽然它们各自的中心点可能有所不同,在儒家曰“仁义”,在墨家曰“兼爱”,在道家曰“无为”,等等 至于佛教,若以比较文化学的观点而论,其CONCERN心态同样表现得十分发达,其对人的行为规范甚至比儒墨道三家更为严格当然,作为宗教,佛教还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本体论问题,在此不便赘述,我们关注的是从佛教中演化出来的伦理宗教以救人救世为本,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宗教都具有极重的CONCERN心态成份佛教当然也不例外 从以上大体辨明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来看,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至少作为其中心体系的儒、墨、道、释诸家学说,俱为CONCERN精神——或者说伦理精神——的高度表现注5) 现在,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文学的基本倾向以及托尔斯泰在其中的地位 俄罗斯文学,在十八世纪尚为西欧文学的摹仿品,十九世纪,经由普希金、果戈理而还为业已成熟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只要稍加留心,不难发现,无论是果戈理,是屠格涅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都无不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关于这一点,俄国批评家贝尔查也夫曾写道:“始自果戈理,俄国文学变为教训的它找觅真理及公正,并教示把真理带进实际生活俄国文学不是一个幸运的丰富创造的产物,只是人类痛苦命运的、追求拯救全人类的产物由这一点说来,俄国文学的根本论题是宗教的注6)何以如此?这是由俄罗斯文化本身决定的就WONDER和CONCERN两种心态而言,西欧近代文明可以说是WONDER心态发达的产物,就其历史内容而论,这一文明是以脱离宗教为起点的,因此也可称之为非宗教性的文化;而俄罗斯文化,至少降至十九世纪,仍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宗教文化,其中带有很大比重的CONCERN心态成份这种心态无疑地要表现到文学中来 那么,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中占了什么位置呢?可以说,他将俄国文学的这一宗教倾向推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更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学说中不过,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既不是简单地承自于基督教,也并非简单地来自于其他宗教从根本上说,他的学说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伦理体系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俄国东正教会清楚地认识到了,它判定托尔斯泰为异端而将他革出了教门罗曼罗兰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他说:“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
他把基督当作何等人呢?当作圣贤中最高的一个,当作一个指示人以真正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路的人,就如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查拉斯图拉、依撒一样注7)确实,在托尔斯泰那里,神或者上帝,不过是一种普遍律令的代名词而已托尔斯泰学说的全部精华就在于为世人指示“达到幸福的必由之路”,即执着于道德规范,执着于“客体将怎样”,执着于CONCERN心态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这种普遍律令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如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墨子的“天”,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自己提出的普遍律令都不作概念上的限定,孔子说“仁”,定义不一;老子言“道”,根本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墨子从未解释过“天”为何物;同样,托尔斯泰对上帝也不作解释,甚至认为是无法解释的,他曾写道:“我深信,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宗教的意义,和具有理智的人类一样,都发端于神秘之源这个源就是上帝,是人体和理智之源注8) 从一种不可解释的、然而又是绝对存在的普遍律令出发,以衡量世间的一切,这是CONCERN心态的共同表现,也是它的必要前提理由很简单,因为在CONCERN心态里,主客体之间不存在距离,甚至无法区别主客体,也就是说,主体对客体的思考,即是对自身的思考,而主体对自身的思考,即是对客体的思考。
因此,就必须引入凌驾于主客体两者之上的第三者这第三者就是以绝对者面目出现的一种普遍律令唯有以这种普遍律令作为对象,CONCERN心态才具有思维功能否则,倘若主体放开作为绝对者的普遍律令而以客体作为与己无关的思维对象的话,那么,主体已越出CONCERN心态而进入WONDER心态了 二 俄国批评家贝尔查也夫曾说:“俄罗斯人,就其精神的形成而言,是一个东方人注9)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毫无疑问要表现出许多东方的特征反过来,东方的思想也特别容易使他倾心克拉夫钦斯基就曾这样论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东方人,他(托尔斯泰)认为只有象圣经中的先知、耶稣基督、佛、孔夫子,以及其他那些教人以道德真理者,才能做人类的导师注10)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基督教(其他宗教也一样)与东方经典哲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超越性”宗教,基督教具有相当大的WONDER心态成份首先,它确定与人保持“距离”的神,神以爱感召人,吸引人去领悟神的爱;然后,它才从这一前提出发,形成其宗教伦理,对信徒加以道德规范,而只有在这一层次上,我们才能说它具有CONCERN心态特征至于东方经典哲学,如儒墨道等,则一开始便是CONCERN心态的产物。
譬如,儒家的“仁”,与人并没有“距离”,即作为认识对象,孔子曰“仁者人也”或者“克己复礼为仁”等等,即言明“仁”就在“人”和“己”之中,是一种行为标准、规范或者“理想”(ideal),并不具有主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同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