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的政策原因.docx

造成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的政策原因教育性别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延伸和体现，对个人来说，受教育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是公民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发展的基础注重教育性别公平，必先实现教育机会性别均等显然，社会性别已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角，为我们审视、思考教育机会性别均等政策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空间一、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的概况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具有双重性，不仅具有社会公平价值，而且具有经济效益价值在公平与效益的博弈中，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的现象依然存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5~2005年中国妇女受教育状况》一书所统计的资料，以人们受教育的不同程度，将教育机会划分为四个高低有序的层次，旨在强调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是客观存在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被剥夺受教育机会的文盲人口中，8699万文盲人口70%是女性，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虽然男女文盲比例都在下降，但女性文盲比例高于男性的事实从未改变二是享有小学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2000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超过99%，其中女性入学率的增长速度最快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小学教育的性别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从在校率情况来看，在6~14岁学龄儿童的辍学人口中，女童占80.4%。

三是享有初中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农村地区61%的男性和43%的女性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而城市地区这两个值分别为87%和78%，可见，城市地区男女初中教育水平几乎持平，而农村地区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四是享有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男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占65%，相比之下，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相对少得多最后该书归结出的客观事实是：随着教育程度提高，享有较高层次教育机会的男女两性的比例都在下降，但男性比例下降较慢二、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的原因探析面对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的客观事实，追根溯源，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单从教育政策体系及其资源配置政策来分析，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在现行教育政策体系中宏观层面（元政策）与微观层面（具体政策）之间，缺少具体的程序性配套规则，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缺乏足够的实施和保障条件，因此在实践中，教育机会性别均等政策切实可行的操作性程度较低，其强制性势必有所减弱，使得教育机会性别均等政策得不到有力执行我国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是指向性别平等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法规和政策，内容都比较原则，体现了教育机会性别均等，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尤其是在具体教育规范和日常工作细则中，忽略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针对家庭中教育机会“重男轻女”的倾向，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特殊保护性政策，而且部分人在执行教育政策时，在潜意识中依然存在“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正是这种宏观层面（元政策）与微观层面（具体政策）之间教育政策上的悖论，为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实际工作中，甚至出现许多性别歧视的“潜规则”：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小学数量少，且规模小，接纳学生有限，于是在小学入学时有不成文的政策规定，男童七周岁，女童七至十周岁，也就是说，女童可以推迟入学，以缓解入学的压力，实则是剥夺适龄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像这种教育政策的“潜规则”，在城市也大有市场，2005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招收小语种专业学生时，对男女考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科、理科录取女生的分数线分别高于男生8分和17分，否则拒之学府门外吉林大学在招生中，虽然没有采取男女生排队录取的方法，但也随时找理由、找借口录取男生，淘汰女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考生时，也实行男女排队诸如此类的“潜规则”，严重侵犯了女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权利。

二）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向来是影响教育发展的直接原因，也是制约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的“瓶颈”因素教育资源不合理的配置政策，必然造成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等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确立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政策，在实践中基本采用“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重中，中央财政负担的部分仅占2%，省和地区负担的部分合起来占11%，县和县级市负担的部分占9%，而乡镇负担的部分则占78%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款等金额逐年增加，在农民增收较难的情况下，“义务教育”对许多农民和农家子女来说，的确成了难以享受的“奢侈品”在这种“分级办学”政策的支配下，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源多寡不一，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一般情况下，家庭都要承担较多的教育投入于是，在有限的家庭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加上社会性别观念的刻板印象，让谁上学，不让谁上学，都是有性别选择的，即男性优先经济因素与性别因素交互作用，家庭的权力选择大多偏向男孩，而不是女孩。

同时鉴于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从家庭经济回报率考虑，大多数家庭愿意为男孩而不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投资这样，部分女孩受教育机会的权利被剥夺了，也就失去了进一步享有教育资源的机会如此下去，周而复始，享有教育资源的性别差距日益凸显作为公共政策的“分级办学”制度，无论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缺乏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的要素，将义务教育中的“义务”主要转嫁给农民，在客观上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教育机会性别不均的延续乃至扩大与此相对应，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近年来又推行“谁受益，谁出钱”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高等教育实行普遍收费制度，注重“效益优先”，而相应的体现“公平”的教育资助政策机制又没能及时建立，此时经济因素与社会性别的交互作用尤为显著，结果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校门之外，因此在享有高中及高等教育资源的方面，女性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三、注重教育机会性别均等，调整教育政策的若干思考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当务之急，关键在于健全、完善现行教育政策体系，严格执行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促进教育机会性别均等一）教育机会性别均等是共享教育资源的前提性基础条件当务之急，我们要对现行的教育机会不均政策进行必要的审视和调整，树立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理念，促使性别平等的法规、政策日益程序化、具体化，制定出一系列保障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的可操作性政策和法规细则，并健全相应的执行机制、监督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等配套环节，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政策主流，杜绝各种剥夺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的“潜规则”：一是重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直接影响女性上学的机会和上学的年数。

在扩大宣传教育的同时，作为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应该因地制宜，针对家庭中教育机会“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制订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特殊的保护性扶持政策，鼓励女童上学深造，切实保护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二是针对具体教育政策制订切实可行的规范，逐步完善反剥夺受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的法律及其细则条款，并设置相应的投诉机构，一旦人们（无论男女）受教育机会被剥夺了，有地方起诉提高人们法制观念，增强人们维权意识，对一些剥夺教育机会性别均等的“潜规则”，要加大监管、惩罚力度，旨在杜绝性别歧视现象，让教育机会性别均等观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