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文化研究论文】.doc

文化研究论文-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内容提要】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介绍到欧美、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的新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传为其后来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中华文化/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迫打开国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出现了新的形势晚清中外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情况谈一些浅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介绍便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曾经引起欧洲人的关注。

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仅仅是初步性的，介绍的内容有限，成果不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广泛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纷纷来华，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实现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使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法国是欧洲开展汉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欧洲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 该国的汉学研究亦有新的发展 初时， 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于 1814 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与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即汉学讲座1818 年，法、德汉学家又在巴黎成立了亚细亚协会雷慕沙在这两个机构的创设过程中都起了重大作用鸦片战争后，法国又成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机构，分布在其国内外设于法国国内的有东方现代语学校、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等设于国外的机构主要分布在远东地区，在中国有以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在越南则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

前者收集汉学资料，从事汉籍之研究及译述；后者亦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之重要机构继雷慕沙之后，法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有儒莲、顾赛芬、沙畹等学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8～1873），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 作为雷慕沙的学生，儒莲继承了乃师的事业，研究中国文化数十年，著述丰富，成为欧洲杰出的汉学家晚清学者王韬对他评价甚高，称： （儒莲）在国中肄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所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襀条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申以来，……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1]94顾赛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1853 年入耶稣会，1870 年来华，为直隶河间天主教会神甫他嗜古典，能文章，究心于汉学曾编《法华字汇》、《汉法大字典》，法译中国诏令、奏议、公文等文献多种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儒家经典译成法文。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 ～1918 年），法国里昂人曾于 1899 年来华，任使馆译官，探访兴京、清陵等地，考察史迹，归国后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并主办《汉学杂志通报》沙畹的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这是《史记》西文译本较好的一种，一时成为西欧汉学界的名作书分 5 册， 译至“孔子世家”而止译文流畅，且有丰富之注释，颇见其汉学功力他著有《两汉时代之石画像》、《北华访古录》、《泰山志》、《中国摩尼教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等论者评价他“著述教授，巍然为欧洲汉学泰斗”[2]97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呈后来居上之势牛津大学自 1876 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 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伦敦成立有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理雅各（James Legee 1815～1897），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 年后始习华语。

1839 年开始了他的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 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970 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 30 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工作从 19 世纪40 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 1861 年出版的《四书》第 1 卷起，在此后 25 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关于王韬助译儒学经典的问题，将在下文提及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对华交涉活动威妥玛在华的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固然不足多论，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不应忽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沿用了很长时间。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3]23 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 1826 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 年，威廉·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 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3]24G·嘎伯冷兹（Georg Von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 19 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 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对古汉语语法做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

1887 年 10 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 1887～1912 年，大约培养出 480 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才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任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 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所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 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随着沙俄势力向东方扩张，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 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开设了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 年，俄国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 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19 世纪下半页，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 Vasilev, 1818～1900）瓦西里耶夫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 年随第 12 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 年返国。

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 年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1886 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著述颇丰，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9 年）、《元明两代的满洲》（1863 年）、《中国的穆斯林运动》（1867 年）、《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1868 年）、《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 年）、《中国文学概要》（1880 年）、《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1883 年）、《中国的发明》（1900 年）等此外，他还编写了第一部华俄辞典《汉字检字法》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中国文化，指出：“可以确信，中国具有达到思想进步、工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的一切能力[4]219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儒学存在的消极的一面，说：“当儒家优秀的书籍从研究课题变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对象的时候，就成为有害的了”[4]219此外，伊凡诺夫斯基（A.O.Ivanovshii,1863～1903）也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于 1885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任教于彼得堡大学。

1889—1891 年曾到中国东北做过调查，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编著有《满洲文献选编》、《满洲研究》等书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注意中国及汉学，比欧洲人要晚19 世纪前半期，仅有少数来华的传教士如卫三畏等，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辑成《中国总论》，对中国作了概要的介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立了研究机构，罗织研究人才，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任汉学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 1896 年聘请英国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文学、政治及社会状况、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夏德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 年）、《古代的瓷器》（1888 年）、《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 年）、《中国的铜镜》（1907 年）、《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 年）等；劳佛尔著有《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 年）、《中国耶教艺术》（1910 年）等。

劳佛尔的《中国古玉考》广泛搜罗中国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的发展，颇有创获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