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doc
15页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摘要〕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关键词〕 甲午战争;李春生;买办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 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在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对于此家族在台湾,特别是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论述仍相当缺乏本论稿参照与检证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着重李氏家族的“事业之传”,希望针对前人较少着墨的政治参与、经济社会的活动等方面,利用当时的名人录、人士鉴和报章杂志加以论述,俾便了解该家族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面临时代变迁时所处的立场。
一、清末李氏家族的兴起 1864年,由于太平军进入福建,厦门商业受到摧残,商铺相继倒闭原本爱利士有意带李春生一同去台湾高雄收买樟脑,但最后未能成行翌年爱利士将其推荐给英商杜德(John Dodd),李春生即赴台,1866年起担任杜德设于万华的宝顺洋行(Dodd &Co.)总办①此时杜德与李春生所瞩目的贸易物品是樟脑,当李春生陪同杜德前往大溪察看樟脑出产情形时,发现途中山麓有很多野生茶树,农家儿女采摘茶叶,拿回家泡茶榨油他就建议杜德由福建安溪输入优良茶种,奖励农民栽培,运往海外加工杜德采用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创了台湾茶业贸易的蓬勃发展〔5〕 1867年发生宝顺洋行准备在艋{租屋,设立店铺,遭受地方民商反对,引起英领事请调兵船,向地方官员严重交涉之事件②此事件在英领事和军舰的强力支持下落幕,但是宝顺洋行也放弃了在艋{租屋的计划处理此事件时,淡水同知与沪尾口通商委员在向英国驻淡水副领事何为霖(Henry F. Holt)的照会中提到,此次宝顺行租屋肇祸,“全由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平时生理刻薄,不合众心,此番又与黄庄背地约租,怂恿洋人迁移”,因此坚持要该行解聘李春生〔6〕可以看出在开港初期,李春生之类的洋行买办,似乎不太为官府及百姓所喜。
也因此事件,此后洋行进行茶叶贸易时都是到大稻埕设立店铺或厂栈,以致日后大稻埕兴起并超过艋{ 李春生因家居生活极为简朴,安于粗食,专心从事茶叶贸易,所以能深获宝顺洋行之信任,而愿贷予他资金从事自己的事业〔7〕在离开宝顺洋行后,李春生转任英商和记洋行(Boyd&Co.)总办,负责茶叶和洋货贸易,同时亦自制茶叶外销,获利甚多,继而投资不动产,大量购买大稻埕和台北城内主要地区之房屋,遂成巨富③,“稻粱满野,宅第连云,富视台澎,声施闽粤”〔8〕 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后,李春生开始协助官方的活动光绪四年(1878),台北知府陈星聚募资筑造台北城,李春生不但慨捐巨资,且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分任督造四年间的长久工程1887年巡抚刘铭传着手兴建基隆至新竹间铁路,李春生也投下巨资,并参加督导全线工程同年,刘铭传募商股修复毁于中法战争的基隆八堵煤矿,李氏亦率先捐输此外,他还奉命主持大稻埕港岸堤防修筑工程,并投注私财以造江边街到1889年,刘铭传将大稻埕沿岸的河岸地交给林维源处理,希望他能开发这块土地以提高利用价格但林维源因本身事务繁忙无法顾及,故选择那时在和记洋行任买办的李春生做他的事业伙伴,成立了建昌公司,合筑建昌、千秋两街(战后为贵德街)的洋楼店铺,出租给洋商,促进了大稻埕的繁荣,也增加了自身的资产。
翌年,官方设蚕桑局,任命利瓦伊源为总办,李春生副之,向内地采购桑苗,奖励农民,种植于观音山麓可惜尚未完成,刘铭传便去职,致未再继续办理到1891年,台北铁路竣工,李春生因协筑有功,叙五品同知,赏戴花翎由上述可知,李春生在致富后,即积极参与各项公众建设,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日益提升,官方对他亦倚重日深 同时,由于李春生熟谙英语,精通洋务,广交洋人朋友,深获洋人信赖,所以当时官府与洋人每有交涉,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通译故在官府与洋人圈,李春生都颇具信望,也因此当时民间说他是“番势李仔春”,意指李春生因洋人势力而颇具声望换言之,他和近代中国的许多买办一样,扮演着华洋桥梁和处理洋务的中间人角色①,但是他并未正式踏入政治界 二、 政治参与 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导因于台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割让给日本 (一)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失败以致割让台湾,李春生在引导日军入台北一事中起到关键之作用② 时李春生被推举为首,请外籍人士去基隆引导日军进城《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中记载如下: 台北各处绅士,佥乞李公,请兵解救,公诺之,但奈道路危险,未由衷达, 适洋商好义者数人,请冒险而行。
李公乃使其代陈台北虚实,且言绅民供应粮糈,勿以此为虑〔10〕 面临此巨大变动,在沦为异国统治后,李春生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呢?前人研究指出,李春生在60岁(其实只有57岁)以前虽是大清帝国臣民,但他并非孔孟儒学正统教育出身,可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边缘人而他又刚好处在巨变转型中的中国边缘社会――台湾,本身对满清的认同自然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深感“皇恩浩荡”;再加上清朝的非汉性多少会使他在寻求国家认同时较易转化但是李春生国家认同的改变,主要还是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也就是台湾之割让给日本的变局而以李春生的商人背景、对国际情况的了解、对国际法及贸易的知识,以及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使他自然地走上了支持新政权的道路〔11〕 就李春生个人来说,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他,但他也很难割舍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他自1896年东游日本归台之后,虽已从清朝遗民变成了日籍华人,不过依然关心中国的局势和前途其主要著作不但在福州集结出版,也不讳言是针对中国而写而他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应是基于身为商人的利益考虑 李春生在日本人统治初期,为了地方情势的稳定,十分积极地主导建立了“保良局”及“工商公会”。
此两团体可说是殖民当局建立基层行政组织之前,由社会领导阶层所倡导设置的过渡组织 (二)协助成立保良局 当试办期限将届满时,李春生作为代表向总督府民政长官水野遵提出报告,表示“若将来分局遍布各地,全台绅士踵继而起,振兴地方正前途无限由于其法善、费省且易致民力,而收上下声气相通之功,不仅有利于新政的普及,且是将来进而整顿行政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有待加强者唯于在立法以防其弊,并使各分局无跋扈越权之虞今虽然各绅士议请继续办理,惟总督府却仅准许延长一个月,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建议总督府审蹩悸瞧浯娣衔侍狻6杂诶畲荷的建议,台北县知事认为,由于北部民心稍定,需要保良局协助的时机已过,而且办理之经费困难,加以虽有利于施政,但亦难免产生弊害,实宜趁各保良局基础未固之时,断然加以废除民政局的意见却与之相左,认为若因今日有利即予以承认,恐怕因将来之弊害则加以废除,实有损总督府的威信〔15〕最后决定要求该局修订若干章程,总督府并只对总局每月发给350圆充当维持费,让其继续存在,至于分局之存废,听任各地自行决定1896年4月,废军政改行民政,总督府相继在各地成立行政机关,迫使各地保良局陆续废除至6月10日,保良局悉数关闭。
〔16〕 总之,总督府认为在战乱后官方尚未熟悉台湾的民情习惯时,保良局使官民都感到便宜,但又唯恐它会妨碍总督府推展殖民行政,故当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随即断然加以关闭但李春生等主持该局的绅董们,则认为该局是官民之媒介,功能相当重要,尤其是章程中确认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可保障其既得利益,因此倾向于继续保留该局,结果却不能获得官方的同意 (三)组织士商公会 保良局废除后,1896年9月李春生等有力绅商乃另组“士商公会”,以接替保良局之事务当时,艋{和大稻埕各成立一士商公会,各设会长1名、副会长4名,轮班值日,共推原保良局富商蔡达卿和原保良总局副主理叶为圭,分任艋{和大稻埕公会的会长士商公会不仅延续了保良局的地位,而且企求扩张功能,成为具有地方公共团体性质之机构虽然士商公会获得官民一致的肯定,但不久即面临经费征收困难问题,盖因该会系民间团体,其经费端赖自力设法据报导该每月需经费数百圆,都是向街市中的商店征收,时间一久,众商户乃拒绝再捐献1897年3月底,艋{的会长蔡达卿不得已只好向堡务署表示要解散该会,不过未获同意直到10月街庄基层行政制度正式实施后,大稻埕、艋{士商公会始停办〔17〕 (四)成为参事、评议员、协议员 三、经济参与 (一)茶叶输出贸易 日据初期的媒体就已经注意到李春生在台湾茶叶输出贸易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尊称他为“茶祖”。
〔27〕 李春生在台湾首先从事的是乌龙茶的改良当时台湾的乌龙茶采用天然干燥法制成,香气淡而带腥味,叶片颜色不甚明亮,故输出量不如福州李春生鉴于如此,并因长居洋行而获得熟练的技术,乃采用外国惯用的火焙法试验制茶,之后将之输出,顿时获得好评,乌龙茶的声誉立即提高〔31〕,这或许是李春生之贡献 (二)煤油代理销售 相对于李春生在清朝即开始的茶叶经营,李春生家族于日据时期才从事的事业是煤油,而藉由煤油的代理销售,李春生家族再攀事业的高峰 在台输入之灯油由各代理商进行贩卖,因此各洋行、商会莫不积极争取其代理权,大致而言,在1900年以前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垄断时期,1900年后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时期怡和洋行于1900年以前取得了美油在台的代理权,虽然所谓代理权并非绝对的贩卖权,而只是获得优惠价格各洋行与郊商若欲分其利,怡和洋商即贱价卖出,各行因此无法经营但待市场已无竞争者时,怡和即再调涨价格以独享巨利由于怡和洋行进货量极大,动辄数万箱,且不图急售,静望形势,所以其他商家每每于进货时前瞻顾后,迁延观望,顾虑的就是怡和的一举一动,日本商人也不得不认为此途生意惟该行最善操纵也。
〔35〕 为何李春生能在经营灯油上优于其他人呢?这是由于他的货源是直接向标准石油香港分公司订购,转手少而采购量大,议价空间自然也大,价格因此能压得比别家低李春生直接输入的成本自然比其他商人间接输入的更低〔37〕,因此诸商望尘莫及此外,在对付主要煤油竞争者三美路商会(Samuel & Co.)方面,李春生也有一套办法如1903年贩卖俄油(日の出印)的三美路商会利用铁路将油品运送至中部,数量不少,价格又比美油“标”每箱便宜10钱李春生为了与俄油竞争,不惜降价求售除非俄油再降,否则在同样价格下,消费者自然倾向美油〔38〕 1903年美油主要销售于台北一带,俄油则独占新竹以南的市场,但到1907年,从如下市场描述,可知美油市场逐渐扩大而俄油势力范围渐小: 当业者所调查,在本岛石油之消费量,一年约有八十万箱,其内北中两部之需要额为五十万箱,南部即浊水以南,皆为台南之贩油区域,此需要额为三十万箱然在本岛之石油,皆外国油占为大部分,一年消费额八十万箱中,仅十五六万箱之越后油而已其他六十万箱,俱是美国及露国(俄国)并南洋“斯马卓蚋”(苏门达腊)等之石油……现外国油之输入商者,在北部有大稻埕义和商会,及李春生商店等,专由香港采购美国油;而在安平,有敏商会之一手贩卖。
尤在北部,尚有贩卖露国油之三美路商会,若在南部,皆无贩卖此种油,仅美国油一种而已〔39〕 进入1910年代以后,石油生产者不再安于扮演上游供给者的角色,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态势,生产者也要掌握中下游的销售网,以连结成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