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系列】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doc

林 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钟永新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接受访谈 （钟永新 摄 2012 年 10 月 27 日）【人物简介】林向，1932 年 9 月生于上海1959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62 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师承冯汉骥先生1965～1991 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1 年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6 年离休考古学教授，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工作和巴蜀考古及考古学应用研究讲授中国夏商周考古学、西南考古学、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等课程参加或主持过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长江三峡库区调查、四川历史地震调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调查与发掘、川东及川南崖葬调查与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西昌东坪遗址发掘等曾出版《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探》《巴蜀考古论集》《清江深居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等著作阅读提示】◆ 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 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学脉研究的学术依据◆ 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

钟永新：林教授，您好，您是巴蜀考古界的著名学者，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林 向：我走上考古的道路并非偶然，综观我的一生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失怙，10 岁父母相继过世，在上海由姐姐抚养长大，艰难地度过 8 年抗日战争，4 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第二阶段，是从政时期，1949 年 6 月我在上海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49-1955 年参加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建政等一整套革命运动第三阶段，是求学时期1955 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我从机关考进了川大历史系1959 年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冯汉骥先生组织我们去三峡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我发现搞考古很实在，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选择了从冯老师学考古第四阶段，是从教时期，1962 年毕业留校从事考古教学，从此到“文革”前一直参与带领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跑 “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几年1972 年起我继续冯师的事业，当了考古教研室主任，跟同事张勋燎、马继贤一起执掌川大考古教学， 1991 年改任川大巴蜀文化中心主任，后来又受四川社科院聘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

第五阶段，是治学时期，1996 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从事巴蜀考古研究，我的文章约有 2/3 在这个时段发表的，直到现在每年还要写两三篇由于我的学生大都在西南各地文物部门工作，他们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和遇到问题，常会请我去会诊，或者让我帮忙去向有关方面呼吁，所以继续发挥一个老考古学者的余热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成大气候钟永新：您撰写了许多关于巴蜀考古学界人物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童恩正等的回忆文章，总结了他们的治学观点和经验，请问这对今天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传承？林 向：徐师中舒先生的名言：“读书是很辛苦的，是要抹汗珠哦！”徐老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王国维曾提出两重证据法，意思是把地下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徐老提出还要结合民族、民俗等来综合研究，他传递的主要治学经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我从学后冯师汉骥先生教给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学会对神话传说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分解，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更多地采用多重证据法来研究问题冯老师常告诫我们“不要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 ， “不要做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匠” 他说，考古只能讲“大概可能” ，因为考古发现往往只是零碎的历史信息，若要恢复成历史，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多，这是由于历史的影子投射所致。

邓少琴先生是我老师的挚友，我最后去看他时，已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了，只见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还在那里写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向他介绍了三星堆发掘的情况，他听后很是高兴邓少琴先生是巴蜀文化、重庆开埠史、长江航运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徐、冯、邓三位先生都是以前西南博物院的老搭档了，我们就是在他们老一辈学者的传授下成长起来的童恩正是我的师弟，他有句名言， “考古学家白天要摸爬滚打，晚上要挑灯夜战” ，意思是既要在田野实干，又要多读书多写东西，他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取得骄人的成果我常给学生介绍他这两点前不久央视《大家》栏目来采访我，我说“我不是大家，我是大师的守望者” 我主要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我的弟子们，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也许在某个小问题上会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如果缺乏根基，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当然了，做学问也不能墨守成规，老师教怎样就怎样，没有自己的创新那是绝对不成的我在田野考古方面有两个学术命名，为学界所采纳，是比较自豪的：一是“大溪文化”的命名我是最早对跟仰韶文化同时期的大溪文化进行研究的，我在冯师的指导下，整理完成《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 ，提出“大溪文化”的命名，作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受到学界的关注，邮寄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候审出版，可惜在“文革”中不知下落，未能出版，幸好川大历史系还有个油印本保存下来。

二是“大石墓”的命名过去有学者曾发现过这种墓葬，但都没能说清楚1976 年我在西昌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后才把它搞清楚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其特点是用大石块筑墓，一般呈长方型状，一端开门，后人去世可陆续被放进去，发掘的有些大石墓里有上百个头盖骨它的文化内涵可与《史记》等记载的西南邛都夷相匹配，目前“大石墓”己成为西南民族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重视开展考古学史的整理钟永新：您曾经参加许多田野考察，在三峡考古、地震考古、四川古塔、酒文化、考古应用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极具建树的成果，开辟了多维视野的巴蜀考古，请问巴蜀考古与中原考古相比，特点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林 向：教学上我主讲夏商周考古，科研上主搞巴蜀考古，另外也涉及考古学应用研究我是第一批研究地震考古的学人我通过考古调查能证明成都地区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因为我发现成都地区的所有古塔的破坏都指向西北方，说明震源来自西北龙门山方向，而成都地区却没有发现超过 7 度的历史地震的破坏遗迹为此还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为什么要研究古塔呢？因为我在研究地震考古时，看唐山地震的录像带，注意到烟囱很多折断了倒向震中而古代没有高烟囱，但有高塔，那就改用古塔的破损痕迹作为观察点，于是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成都平原，发现很多古塔有地震裂缝，或有规律地倒向震中方向龙门山，如宝光寺的宝光塔，塔尖就微微向西北方向倾斜。

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我研究扩充后专门写了本《四川名塔》 2011 年遇见罗哲文先生时，他还在对我说起此事我还参加了《中国地震历史材料汇编》和《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的编撰，主要是使用考古材料来进行地震考古研究，后者还获得四川省社科二等奖另外在酒文化研究方面，我也是运用考古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研究先秦的巴蜀要以考古为主巴蜀的先秦文献阙如，因此巴蜀历史只能靠田野考古，再结合后人追记的文献来研究中原却不一样，那里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如甲骨文、金文已能释读，十三经文献也都流传下来而且巴蜀文化是个复合杂交形成的文化，不能简单用《周礼》那套来框，比如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坑叫不叫祭祀坑，北方学者说不能称为祭祀坑，而应叫器物埋藏坑实际上三星堆的青铜玉器都在祭仪中被焚烧过，是为了祭祀才筑坑埋下去的，里面还有人骨渣、象牙等，应该是祭祀坑所以我提出中原和巴蜀考古学文化是平行发展、各自独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份其源头之一很有可能来自是陇东南地区，南下后融合当地土著民族后发展形成的新文化这个地区遗址发现的粮食遗存，从西北方向开始是小米，到中间既有小米也有大米，再到四川盆地就是以大米为主，这种变化可看到西北粟文化和东南稻文化相互交融的证据。

有关巴蜀的古文献基本是后人笔录整理的巴蜀遗民口述史 《蜀王本纪》由秦汉时期的人撰写，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最丰富却删掉了那些认为是神怪的记述，所以想利用这些文献材料，就要用考古发现来加以验证巴蜀可能有文字，但没有发现在青铜器上面，是否写在树皮或布帛上没保存下来？至少直到现在为止，古蜀没有发现可以辨认的文字东周发现有两种，一是“图语” ，一是铜戈上的“文字” ，目前都还无法释读所以巴蜀考古的难度更大，所以只有采用多元化视角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施劲松为《童心求真集》写的序言，他后来从商周专家张长寿先生攻博，是从中原考古的角度来写的，更为宏观，如指出一个遗址或区域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某种能与我们现有知识体系有效连接的“背景”— —即文字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这将会使考古发现的结果有所不同李学勤教授为我的《童心求真集》写的序言肯定了我为巴蜀古史文化研究研究做出的贡献并提出，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认为我的文集将是研究巴蜀考古（巴蜀古史）学脉的宝贵学术依据，文化辐射圈内有相同的文化因素钟永新：在古蜀文明研究领域，您撰写了有关卜辞中的“蜀” 、蜀酒、蜀盾、古蜀牙璋、古蜀祭坛、三星堆青铜艺术、青铜树等学术文章，请问古蜀文化区应该怎么理解认识？另外从考古角度如何看待蜀与夏的关系？林 向：文化区主要是指某个地区某段时间有某段文化占主导地位，又辐射影响到其他地方形成的地域范畴。

如三星堆有一整套典型器物，这套典型器在成都平原发现得最多，往外面走就越来越少，说明中心在这里，在它的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如陕西宝鸡发掘的西周时期的（弓鱼）国墓地，也出土相似的文化因素， （弓鱼）和蜀很可能有亲缘关系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北跨陕南盆地，东到江汉平原西侧，南到云贵高原北缘，这就是三星堆典型器物所辐射到的区域，构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发现这个文化区里的好多图像都有承袭性，如树、龙、虎、鸟、羊等的图像都相似，一直到秦统一巴蜀后，周围的西南夷都还有这些文化现象，如 “龙生九子”神话就是如此派生出束的我们可以看看书桌上的三星堆青铜树模型，树上有龙蜿蜒而下，说明它是从天上下来保佑它的子孙但此龙头，却有两个羊角，就是羊龙，因为羌氐系民族跟牧羊有关，所以龙头是羊，而在内蒙古发现是鹿头龙，濮阳地区是鳄头龙，三门峡是鱼头龙，红山文化是猪头龙，可见中国古代的龙也反映文化上多元一体古蜀的这种羊龙，在三星堆还能看到有明显的山羊胡子巴蜀文化区的研究，说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代文化中心，在全国文明起源格局中占一席之地过去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后来推而广之，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也包括进去，但不讲长江上游。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就突破了这一点，推上去还有史前的宝墩文化，它们一脉相承下来，构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区至于说到蜀与夏的关系，是同源异流还是异源同流呢？我认为是前者蜀与夏都有大禹就是一条龙（虫）拿着工具在治水的历史记忆，所以有很多相同东西，如牙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只有典型期的牙璋，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却早中晚时期的各型牙璋都有，说明都蜀夏文化是同源的，而后在各自地域发展，又相互有紧密的交往联系钟永新：2010 年您出版了个人从事考古文物工作 50 年的《童心求真集》 ，请问如何理解书名中的“童心”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宝贵治学经验和您所秉承的“川大史学”传统？林 向：所谓“童心”就是不受外界影响，本真地去考虑问题田野考察怎么发现，书本中怎么记载，两者要结合起来所谓“求真” ，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也许我的观点有错，但毕竟是为整个学术园地添加花草加之我的思想状态比较活跃，很乐观，提得起，放得下，就因为我拥有一颗童心 “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求真之心至于“川大史学”传统，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辑出版的《川大史学》序言中总结有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