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社科院藏高阳碑刻拓片述论.docx

          河北省社科院藏高阳碑刻拓片述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51）【关键词】河北高阳；历代碑刻；拓片【摘要】河北省高阳县自古碑刻很多，但是由于人为及自然因素的破坏，大多数碑石已残毁殆尽，现存碑刻屈指可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有自元泰定四年至民国二十五年的高阳碑刻拓片238通360余张，具有数量多、材料新、内容丰富等特点本文从碑刻的主要内容及研究价值两个方面对这批拓片进行了阐述与研究碑刻是不可再生的文物，而当这些碑刻不复存在时，其拓片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自古以来，我国的公私收藏机构都很重视对于拓片的收藏和保护，幸运的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有238通360余张原存河北高阳县的碑刻拓片，系20世纪80年代末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河北籍人士常先生家人捐赠的，惜因年代久远及经手人变动，捐赠人的姓名已不得而知这些碑刻的年代从元泰定四年（1327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所有拓片均为抗战前后所拓，碑版完整、字口清晰、拓工精良，时间跨度600余年，具有规模大、地域性强、内容集中等特点，是我院收藏文献中一批独特的资源一、高阳碑刻拓片的主要[来自Www.L]内容这批不同时代的碑刻拓片，按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人物、文化教育、宗教和公益事业等几大类。

1、人物类碑刻此类碑刻的数量最多，内容皆为墓主的生平传记墓主有的身份显赫，如孙承宗、李国（木普）、李霨，都是宰相级的，但更多的为地方民间人物代表藏拓有《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记》、《田景旸母邵氏墓碑》、《孙承宗坟墓碑记》、《李国（木普）专祠碑记》、《李霨坟墓碑记》等《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记》，刻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是由两幅不规则的三角形拓片拼接起来的，右上角缺损30×5厘米，说明当初拓制时，墓碑已经斜对边断裂开了，是一块残碑（图一）碑文楷书，共18行，满行40字，撰文者刘士美碑文记述了孝子刘智割肝救亲的美德，其仁孝之行“感天地动鬼神”，子孙感念其美德，立石传扬300年以后，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又题写了《元刘孝子墓碣》，“既表许忠烈祠，乃更低佪孝子”在碑文中，孙承宗发出了“臣忠子孝，宇宙大伦”这样的感叹，并对孝子之裔孙诸生灿然说：“为侯王之裔，不若为忠孝之裔对墓主刘智的孝行再次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田景旸母邵氏墓碑》拓片，共收藏有四通其中一通为皇帝的诏谕和敕命，记录了明成化四年（1468年）十二月初八日，大理寺左寺丞田景旸之母邵氏被封为宜人，以及明成化十年（1474年）九月十三日，大理寺右少卿田景旸之母邵氏被进封为恭人。

另外三通分别记述了田景旸之母邵氏去世后，各级各地官员的拜祭名单明代大理寺卿田景旸，高阳东王村人他执法严明，前后几次被判入狱，多平反，后进阶礼部尚书，卒谥文懿民国李晓冷等纂《高阳县志》卷3《人物（名贤）》有记载孙承宗墓碑拓片，收藏有二通其中一通是《孙承宗墓表》，清顺治六年（1649年）翰林院检讨胡统虞撰文，拓片长220厘米，宽87厘米，碑文楷书，共37行，满行98字（图二）全文约4000余字，记录了孙承宗经营辽东的系列方案，反映了孙承宗二次出山、经营辽东的情况，以及孙承宗壮烈殉国的场面和他在明末抗清（后金）斗争中的诸多细节，是研究孙承宗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在人物类碑刻拓片中，数量最多的是李氏家族李氏是高阳四大望族之一，自明成化戊戌年（1478年）起，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止，李氏16代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历时400余年，出现了李国（木普）、李霨、李殿图、李鸿藻等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数十人，其中有三人曾担任宰相之职，有四人获得谥号李氏家族的发迹是从五世祖李俨开始的李俨为明成化戊戌进士，仕至山西布政司参议拓片中有《李俨墓表》、《奉天诰敕之碑》以及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告谕李俨的《敕谕之碑》各一通。

《李俨墓表》因前半部分及碑尾严重毁损，李俨的相关事迹以及立碑时间、撰写人的情况均不可知民国《高阳县志》对此碑文有记载，可据此补正《奉天诰敕之碑》记录了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三月十六日，李俨由南京户部湖广清吏司主事晋升为承德郎，其妻郭氏被封为安人；以及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初五日，李俨晋升为奉直大夫，其妻郭氏被加封为宜人《敕谕之碑》记录了山西递年拖欠粮草数多，皇帝敕谕山西布政司右参议李俨专门提督所属府州县税粮马草等项，对我们了解明代税收制度有一定的价值李氏的转折是从九世李国（木普）开始的李国（木普）为明朝大学士，处理政务颇有成效，屡次上疏皆受嘉纳，时人称为宰辅，崇祯皇帝赞誉他“忠清亮节，诚然砥柱”李国（木普）46岁病逝，谥文敏，《明史》有传拓片中有两通《李国（木普）专祠碑》，一通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高阳知县沈纯禔撰写的，另一通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吏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的十世李霨是李国（木普）的儿子，清朝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相位28年，以忠勤正直和练达掌故为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所倚重，清人誉其为“开国宰辅”李霨60岁病故，谥文勤《清代人物传稿》、《清史稿》均有记载。

拓片中有《李霨坟墓碑记》三通，其中一通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写的祭文该碑拓片长256厘米，宽99厘米，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6行，满行50字；满文8行碑文的四周有装饰纹样，右侧约10厘米宽，雕有4条龙，图案完整；下面约4厘米宽，图案已不全，内容无从分辨；左侧存有约1厘米宽，隐约可看出龙的图案，应当和右侧一样，是对称的四条龙；上面的纹饰无存由此推断，原碑宽约1米，高应在3米左右此外，拓片中还有李氏家族八世李振野、十三世李凤翔、十四世李嗣靖、十七世李万青等人的碑文作为地方名门望族，李氏家族后裔众多，具有系统研究的学术价值这些拓片为李氏家族研究提供了佐证，尤其对打造河北姓氏文化，作用重大2、文化教育类碑刻高阳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且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的地区高阳碑刻拓片中保存着一些明清两朝高阳县兴建儒学和书院，重修府学、县学的碑刻拓片，此外还有注箴碑、圣谕碑、进士题名碑等等，从中可以考察高阳古代教育制度的沿革，也是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实物资料如《鲁公重建文庙碑》、《明朝科甲题名碑》、《嘉靖皇帝注箴碑》、《孙承宗书撰重建儒学纪念碑》、《顺治皇帝晓示生员条例碑》等庙学为高阳县最高学府《鲁公重建文庙碑》所刻年代为明天顺四年（1460年），由右春坊大学士吕原撰文，监察御史杨琎篆额，李敏书丹。

民国《高阳县志》卷9《集文·重建庙学碑（吕原）》以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24《高阳县重建孔子庙学碑（翰林院学士吕原撰）》均有记载碑文记述了明朝天顺四年（1460年）知县鲁能修缮和扩建文庙的经过，对于高阳文庙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史料价值《明朝科甲题名碑》,记录了从洪武己卯（1399年）至天启丁卯（1627年）高阳的举人和进士共79人，包括举人、进士的及第时间和生平官职，赫赫有名的孙承宗、李国（木普）也名列其中该碑为考证明代高阳的举人、进士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嘉靖皇帝注箴碑》分为“视箴碑”、“听箴碑”、“言箴碑”、“动箴碑”四块，为长方形卧碑，石碑上端中间竖向题小篆“宸翰”二字，碑文四周镌刻有祥云及“双龙戏珠”、“龙翔海宇”等纹饰 “宸翰”，意为皇帝的文章，碑上的龙也象征着皇帝这组注箴碑应为六块，是明嘉靖皇帝在他继位6年后对宋代程颐、范浚儒学名箴所作的注，然后以统一格式颁行天下，立石于全国各地学宫馆藏拓片《重建文昌阁碑记》中有：“文昌阁，明嘉靖年间建于圣庙敬一亭后据此推断，高阳文庙里建有“敬一亭”，敬一亭里有“敬一箴碑”以及其它的视、听、言、动、心箴碑可惜的是，这批拓片中只有程颐的视、听、言、动四箴碑，缺少另外的两通“敬一箴碑”和“心箴碑”。

这组注箴碑说明嘉靖皇帝对教育的重视，是评价嘉靖皇帝和明代历史的实物依据3、宗教类碑刻宗教类包括各种修建碑、捐助碑、赡田碑等，代表藏拓有《建修颛顼庙记》、《重修颛顼庙记》《建修颛顼庙记》所刻年代为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礼部尚书兼学士于慎行撰文，按察使刘东星篆额，直隶保定府知府李楠书丹《重修颛顼庙记》所刻年代为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李霨撰文相传在4000多年前，远古历史上的五帝之一颛顼曾初国高阳，帝以国号，称颛顼高阳氏关于颛顼故里，学界向有争议（一说河南濮阳，一说山东聊城，一说河北高阳），而挖掘颛顼文化将会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目前，各地都在竞相打“颛顼”文化牌，发展旅游业，扩大知名度，《建修颛顼庙记》、《重修颛顼庙记》为颛顼曾在高阳建都提供了佐证，对研究和弘扬颛[]顼文化提供了历史资料《重修龙泉寺碑记》, 刻立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琮撰文，刘恺篆额，李师儒书丹拓片长162厘米，宽79厘米，额题“皇图永固”四字，碑文楷书，共22行，满行 50字，总计1100余字保存基本完整，间有破损磨泐之处（图三）龙泉寺是高阳古刹，不知创修于何时，弘治《保定郡志》、光绪《畿辅通志》、民国《高阳县志》、《河北通志稿》、《河北省志·宗教志》等对此寺和此碑均无著录，故此《重修龙泉寺碑记》可补史志之阙。

此外，宗教类碑刻还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建修玄武庙碑》，万历甲寅年（1614年）的《重修北岳庙碑》，天启四年（1624年）的《重修城隍庙碑》，崇祯六年（1633年）的《重修关帝庙碑记》，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建修碧霞宫庙碑记》等这些碑刻都以个案的形式，为研究河北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4、公益事业碑刻此类碑刻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重建圈头桥碑》，清道光二年（1822年）的《建修义仓碑记》，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马家河横堤碑记》，咸丰六年（1856年）的《公建彰义碑记》、《创立义田碑记》，同治十年（1871年）的《公务碑记》，光绪元年（1875年）的《好义碑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邹公德政碑》、《重建义田碑记》，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急公好义碑记》和《重修县政府碑》等这些碑刻反映了高阳的民风民俗和地域精神，对于研究高阳的地方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马家河横堤碑记》由碑额、碑身两部分组成，拓片呈长方形，长138厘米，宽53厘米，两面刻字明景泰六年（1455年），高阳县修马家河堤，以防河溢西注，危及县城。

此后，嘉靖二年（1523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两次续修，大堤筑成，自岳家佐南至拥城村北，南北总长15公里万历四年（1576年），县令冒守愚督工，夹河植柳数万株，时人称为“万柳金堤”此碑文记述了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马家河横堤时的情况，记述翔实，为难得的马家河横堤沿革变迁史料另有一通刻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的《节烈题名碑》，署高阳县事赵秉恒等人所立，以纪念同治六、七两年间因西捻军两次围攻高阳县而死于战乱的本县妇女拓片长149厘米，宽58厘米，共25行，列出了114名死难妇女的姓名（图四）二、高阳碑刻拓片的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古代碑刻以其保真性和持久性等特点，占据着其他形式的文献所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清代钱大昕云：“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 ，故可宝也宋代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自序中称：金石碑刻“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所谓阙，即史传失载；所谓谬，即史传误载墓碑和墓志，史书较少记载，或者记载简略，因此，碑志拓片对史书的互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批常先生收藏的拓片均为抗战前后所拓，当时的墓碑刻石受人为破坏较少，故所拓较全，能真实、完整地反映原石风貌。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砺和人为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