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西北战时军需牲畜供应体系探讨.docx

    清前期西北战时军需牲畜供应体系探讨    刘锦增摘要：为保证平准战争中的军粮运输，清政府十分重视运粮牲畜供应在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康熙末年，为解决运粮牲畜不足问题，清政府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军需转输地或西北前线设立专用牧场，牧放和孳生牲畜，以供调配此外，清政府还通过采买、雇用或租借、官民捐献、由运粮者自行筹备等渠道来保证运粮牲畜的供应总体来看，平准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供应效果较为理想，但不同阶段供应侧重不同平准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为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发展官营畜牧业提供了借鉴经验关键词：清朝;平准战争;军粮运输;运粮牲畜;畜牧业：F329;K249   文献标志码：A   ：1008-5831（2020）01-0248-13军粮供应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历朝边疆经略的成败清代前期，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取得了平准战争的最终胜利清政府能够取得胜利，与其充分的军粮保障密切相关平准战争中，清军所需军粮主要依靠驼、马、骡、牛等牲畜运输由于军粮消耗巨大，运粮牲畜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如何调配和保障运输牲畜的供应成为清政府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

为此，清政府在历次对准噶尔用兵之前，都会详细预估所需的运粮牲畜数量并筹划如何调配运粮牲畜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年底，康熙帝谕议政大臣：“其官兵作何议派，师行粮食宜亲携几月，随运几月，随运之米或车载，或驼负，所需骆驼车辆几何，及厮役之名数口粮，一并核算集议[1]关于平准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学者已有所关注其中，张建斌论文《康熙朝平准援藏战争中军粮保障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简单分析了平准援藏战争中运输军粮所需驼、马的来源问题;张连银论文《雍正朝西路军需补给研究——以粮食、牲畜以为中心》（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雍正时期西路采买驼、马问题;赖福顺论文《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简单统计了乾隆时期平准战争所需军需牲畜;戴良佐论文《清代用兵新疆驼运所起作用》（《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对骆驼在清代用兵新疆中所起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围绕平准战争背景下西北马政的状况展开了分析，如王东平论文《清代新疆马政研究》（收录于吴福环主编的《新疆近现代经济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探讨了平准战争背景下新疆巴里坤等地官方牧场的设立及发展情况;陈振国著作《清代马政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清代前期西北地区的马政。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侧重于平准战争中某一阶段中运粮牲畜的讨论和平准战争背景下西北马政的发展情况，但很少有学者从整体上分析平准战争中运粮牲畜的来源与供应问题为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清代档案资料与传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系统分析平准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的来源与供应问题，并注意从整体上探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准噶尔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来源与结构的变化，以期对相关研究形成有益补充一、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在中央和各地建立了系统的官办牧场，包括上驷院牧场和太仆寺牧场、八旗牧场、绿营兵牧场等其中，太仆寺左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口外东北一百四十里哈喇尼敦”;上驷院内廐“设于皇城，御马及副马川马各一廐”[2];八旗均有各自牧场，分布在京师附近此外，清政府还在各省、各地驻军之处设立牧场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在西北建立专门的军用牧场，史称：“陕西、甘州、凉州、西宁、肃州各设牧马场，以游击为总统场分五群，各以千把总为牧长，外委为牧，副兵为牧丁，群各牧马二百四十匹[3]清政府在对准噶尔用兵过程中所需运粮牲畜，首先由上驷院牧场和太仆寺牧场、八旗牧场、西北各地牧场调拨在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调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征战噶尔丹期间，所需的运粮牲畜主要由八旗牧场和太仆寺所出四月甲子，康熙帝命阿南达率军出征，所需“马、驼、牛、羊于八旗大场内派出，兵各携五月粮”[4]五月乙未，康熙帝命归化城副都统阿玉玺运送军粮其中，所需驼、马由太仆寺直接调拨，“随车输运”[5]142五月癸丑，康熙帝又命：“满洲、蒙古、汉军各佐领出骆驼一头运粮[5]143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用兵期间所需的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调拨，不足部分在喀尔喀蒙古采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总结对噶尔丹用兵之事时说道，清军出征所需的运粮牲畜主要由京师所拨，不足部分则通过采买的方式补充所需驼、马、骡、驴，悉自京城发往恐有不敷，复给公帑采买预备”[6]其中，“两路百日随粮驮运牲口，当取京城解往骆驼一千一百一十头、骡三千六百十七头，学士朱都纳所喂五千马内拨给兵丁余剩之马，及于成龙等捐助不合例人员，在宁夏捐助之三千余牲口、部员所买之牲口、地方官捐助之牲口，拨用驮米”[7]为保证运输，清政府还多次从大同府调拨马匹，“比年以来，军前需用马匹，在大同府属牧养者甚多”[8]由上可知，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間，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调拨，只有一小部分牲畜来自采买或捐助，采买的数量和规模并不大。

清政府在对策妄阿喇布坦用兵期间，所需的运粮牲畜也主要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这一时期，清政府从八旗牧场、太仆寺牧场调拨了部分牲畜，用以输送运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康熙帝谕议政大臣：“八旗马匹俱已出厂，著照出厂马数，令佐领殷实之家，并该佐领人公派拴养[9]这些出厂马、驼中，共有马14 914匹、骆驼791只，其中部分被征调用于平准战争同年六月，康熙帝又“命发打布孙诺尔及太仆寺马厂所有马驹骒马各二千匹往甘州”[10]，以备调用但由于八旗牧场、太仆寺牧场距离西北遥远，所以这一时期清政府主要从陕、甘各地的官方牧场调拨运粮牲畜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政府下令由甘、凉、肃牧场调拨3 000只骆驼，由地方官员派人解往军前，以备运粮现甘、凉、肃地方所喂肥驼，选派三千，屉绳等所用之物，一并由道员老福等派大官六员，每人分给驼五百，此七月内请解送军务地方，此皆办钱粮喂驼，膘必皆好”[11]此外，清政府还多次从陕、甘各镇、标的牧场中调拨马匹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甘肃提督师懿德上奏：“其各镇标拨遣之兵所需乘骑及运米马匹，俱向各镇取给[12]50-51除陕、甘两省外，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牧场也是这一时期所需运粮牲畜的重要供应地。

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1715—1716年）间，清政府先后由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调拨马匹14 800匹，送往西路前线[13]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又下令由山西调拨1 200匹马，以便运粮据山西巡抚苏克济奏：“奴才拣选一千二百匹肥壮之马，遣官并携驼送往胡坦和硕，自三月二十二日均逐次交付运米之大臣等[14]1182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允禵又命由大同调拨骆驼2 000余只供西路输送军粮;其余不足之骆驼，由余驼内办理随营驮米需用骆驼二千余，现甘肃地方无驼，此二千余驼，请由大同辅驼内赏用富宁阿请驮随米二千余驼，由巡抚绰奇喂养咨送驼内领用，不敷之驼，除大同运米驼外，由余二千二百八十四驼内，照数办理解送”[15]清政府在对噶尔丹策零用兵期间，所需运粮牲畜也有不少是由官方牧场调拨雍正八年（1730年）之后，由于所需运粮牲畜过多，官方牧场一时无法筹集，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采买或雇觅牲畜乾隆平准战争期间，西路军粮主要由陕、甘地方政府直接承运或雇民运送，其所需运粮驼、马主要由甘肃各牧场调拨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年（1754—1755年），清政府共由甘肃各牧场调拨骆驼7557只，占所需牲畜总量近一半。

据刘统勋奏：“从前估备战驼内，甘省营驼，除宁夏满营交鄂尔多斯牧放之驼内有齿老及碎小不堪用驼三百九十只外，实共调驼七千五百五十七只，本省采买驼七千八百一十三只，鄂尔多斯贝勒进驼一百只，以上共驼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只[16]192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清政府又下令由各地解送骆驼45 50只、马27 400余匹到巴里坤军营，以备进剿及运输所用据黄廷桂奏：“先后解到马二万八千五十余匹，查两路征行官兵，共用马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余匹，驼四千五百五十余只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报查明解到巴里坤军营马匹实际数目及回省启程日期事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档案号：04-01-03-0087-012北路军粮主要由山西、直隶商人负责输送，所需运粮牲畜主要由商人自备由上可知，清政府在对噶尔丹和策妄阿喇布坦用兵期间所需的运粮牲畜，主要从官方牧场直接拨用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由于长期大规模用兵，官方调拨运粮牲畜愈发困难为此，清政府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筹集运粮牲畜乾隆平准战争期间，北路军粮主要依靠商人运送，因此由官方直接调拨的运粮牲畜较少;而西北地区经过近20年的发展，牲畜充足，所以西路所需运粮牲畜有近一半由甘肃各地牧场直接调用。

二、增设专用牧场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所需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直接拨出，不足部分则在沿线蒙古诸部采购，驼、马供应较为充足，清政府尚未考虑设立专用牧场一事康熙末年，清政府与准噶尔的战事在西北再次点燃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加上从各地调拨马匹不足，“连岁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惟糜费钱粮，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之弊”[17]，为保证军粮的运输，和前线对驼、马等牲畜的需求，清政府开始在陕、甘各地以及归化城、大同府等重要的物资转输地，甚至在西、北两路军营附近设置牧场康熙末年，清政府在巴里坤设立专用牧场康熙六十年（1721年），富宁安又奏请在布隆吉尔以西驻兵屯牧，“设总兵官一名统之”[18]康熙帝采纳其建议大同府、归化城是平准战争中北路军需物资的主要供应站和转输点清政府还在大同府、归化城设立牧场，喂养牲畜，或者供来往牲畜休息专用牧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粮牲畜的调拨压力康熙六十年（1721年），富宁安奏请：“以巴里坤牧驼，预运军粮[18]康熙帝采纳其建议，以巴里坤牧场牧放骆驼，输送军粮雍正年间，巴里坤牧场规模不断扩大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巴里坤的“昭莫多、呼齐尔台、沙山子、鹿心山等处有2000名屯兵”[19]136，专门牧放牲畜。

雍正年间，随着西北战事再起，驼、马需求量不断增加，而驼、马供应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继续在西北各地增设牧场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在岷州、西和县、秦安县、礼县购买马匹，设场牧放据兰州巡抚许容奏：“臣先因买有成数，即于岷州、西和县、秦安县、礼县四处，每处各先派五百匹[20]1995雍正十二年（1734年），陕西总督刘于义奏请于河西设场牧放：“臣留心体访，闻西宁摆羊绒地方可设牧厂，随委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赴查勘，黄澍称，摆羊绒周围约二百四五十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饶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之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余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属丰裕，皆可设厂牧放臣请于摆羊绒、花海子、大草滩、黄羊川地方各设马厂一处[17]乾隆即位后，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战时所需的牲畜很多需要采买或捐献，耗费巨大，于是采纳了在河西设立牧场的建议，加紧喂养，以便战时拨用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在甘州、凉州、肃州、西宁所属各设立一马场，其牧场位置，即分别对应刘于义所奏的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嘉峪关外花海子和湃带湖、西宁摆羊绒[21]，由陕甘总督直接管理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河西“各处皆有草滩湖荡为官民牧放驼马之地，此等草地水冷不能种植，止堪牧放，亦口外所不可少者”[22]。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陕甘总督黄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