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政府“财务机密”仍是难题.doc

破解政府“财务机密”仍是难题在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及其团队历时一年完成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国内政府财政信息透明的平均得分是20（以100分制计）搞清楚政府收钱和花钱的秘密，成为自去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社会公众最有热情的追问按照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但调查发现，这些有关“钱”的信息，现实中公开者寥寥对于那些找上门来的申请人，一些部门经过挣扎，最终会披露一点点，更多的则以惯常的镇定，对这些“无理要求”做出略带惊诧的回绝——“这怎么能告诉你，这是机密”回望一年，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收支的要求此起彼伏这一方面表明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也预示着习惯了不透明做账的政府要出来接受阳光的考验公民申请高潮迭起2021年6月，北京市民朱福祥申请审计署公开北京市违规使用多少土地出让金、北京市有多少土地净收益未纳入预算管理、北京市高尔夫球场以何种方式供地的信息十天后，朱福祥得到答复：这些信息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公开后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不予提供此前一月，深圳市民吴君亮看到了300页厚的深圳市政府2021年预算案，深圳由此成为首个向普通市民公开预算的城市。

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吴君亮对深圳市政府的开明感到兴奋吴的团队曾同时向十几个中央部门申请公开部门预算报告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水利部、国家统计局均以“部门预算属于保密文件”为由拒绝;发改委说预算“不在公开范围”；财政部的理由则是“预算信息与申请人本人的生活、生产和科研无关”按照信息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尽管政府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但多数机关仍习惯保守这个“秘密”迄今为止，没有一家真正公开了他们的部门预算吴的助手回顾索要信息的历程，“他们给出了诸多理由，推诿者有，支吾者有，忽悠者也有，来来回回很多次，就是不公开通过研读深圳市政府的预算报告，吴君亮提出了三点疑惑：一是报告没有对部门职责进行描述，也就是说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花掉这么多钱，没有说明；二是项目经费过多过大，是否涉嫌重复和滥用的情况？三是深圳市市级部门2021年的公用预算支出中，吴君亮推测11亿至14亿用于车辆运行我们不知道一辆车的平均运行费在市级政府部门究竟是多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车辆是履行公务所必需的，我们只是直观地认为这个数字过大吴君亮在自己创建的中国预算网上陆续公布了深圳市政府预算报告，以及卫生部、教育部和环保部三大部委的2021年财政预算。

这些都是吴君亮在工作之余和他的员工不厌其烦一点一点“磨”来的2021年6月，北京大学三位法学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发起申请，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自1993年收费以来的收入总数，以及资金流向即使有舆论的密集关注，两大部门仍然含糊其辞地打发了三名教授，没有给出直接答案在此之前审计署的报告显示，这条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在收费三年后，北京市于1997年重新批准再收费30年这意味着至收费截止日，机场高速的总收入将达到120多亿，十倍于总投资2021年1月，中央新增4万亿投资的消息刚一发布，追问资金流向的公民申请便接踵而至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4万亿元资金来及具体流向发改委的答复中对总体投资计划做了概述，并未提及具体细节这最终导致严义明状告国家发改委这个不能告诉你”正如申请者被“国家机密”的大帽子压过来一样，记者通过对京沪穗三地及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信息公开办采访得知，在不予公开的信息中，“涉密”占较大比例，特别是财政信息一方面是公用经费在“保密”原则下不见天日，另一方面，温州官员公款出国旅游、东阳审计局长公款按摩，这些频发的丑闻使对滥用公款的民愤达到新的高度政府的钱不是有层层的管理吗？为什么层层都失效了？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是由老百姓偶然捡到张发票或拍了张照片才能公开？这是财政信息不公开的直接后果！”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财政学教授蒋洪认为。

蒋洪刚刚发布了和他的团队历时一年完成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报告对31个省区的财政信息公开情况作出评价这份排行榜表明，在政府财政信息透明方面，政府的平均得分是20（以100分制计），“就是排第一的，113个问题里面也只能回答60多个”至于那些无法提供的信息，蒋洪分析^p ，主要是出于保密的惯性思维，政府不愿或不敢提供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一直是制约信息公开最大的法律枷锁蒋洪教授介绍，尽管1989年实施的国家保密法不再将国家财政计划、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列为国家机密，但现实中将预算案看成是的观念，至今并未彻底改变例如在全国人大会上，提供给代表的预算案上往往明确写着“机密，会后收回”的字样，对于普通社会公众，预算案根本就是保密的和保密法相比，现实中一个更鲜为人知的文件被部分政府机构奉为“圣旨”1997年国家保密局会同财政部等一些部门，出台了《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不得向社会公开也就是说即使有保密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支持，一些旨在控制经济数据的规章仍牢牢控制着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大脑。

在制作财政信息透明榜的过程中，蒋洪洞察了一些政府的复杂心理——他们托人打听自己在榜单中的位置，既不愿太靠前，也不愿太落伍，“如果听说位置靠后，他们会主动补充点信息过来，直到排名位置符合他们的心意蒋洪分析^p 这样做的心理是：排名靠前，说明保密原则遵守得不好，会挨批；太靠后，又被认为信息公开条例贯彻得不好所以不上不下是最安全的地带据记者了解，保密法的修改一直在进行当中，此轮修改是否能改变现在保密范围偏宽、定密随意和密级偏高的问题，现在还不得而知加强人大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被认为是当下可努力的方向代表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政府花钱，但现实是每到审议预算，就没有多少人说话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蒋洪对现状不满预算问题一直未能成为热点，在很多人大制度研究者眼中匪夷所思与会代表似乎也颇感委屈，他们普遍反映，一大堆数字一是看不过来，二是看不懂蒋洪教授说，一方面预算报告应该更清楚些，更明白些；另一方面，普及人大代表的预算常识也很重要一次有关信息公开的“行为艺术”2021年 4月3日，杨慧文作了一次信息公开的“行为艺术”——向北京市73个政府部门申请公开“如何花钱”65个部门告知他延期答复，其中有5个部门约定5月18日为最后期限。

到18号晚上7点他离开办公室，仍有4个部门没有任何消息在杨慧文的统计表中，73个部门只有北京市水务局、中关村管委会作了明确答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了，对这样的结果，杨慧文对记者称“不理想，有些无奈”有的答复很有戏剧性此次，杨慧文申请公开的有5项内容：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财政支出具体情况；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部门预算数据、决策过程；本部门所有收入支出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小金库？如有，公开小金库收支具体情况北京各政府部门对此反应不一延庆县政府是第一个回答的，称这些事项是“非行政机关信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回答是，他们“是新成立的部门，所有的信息都不存在”北京市气象局打给杨慧文，询问“三公消费”和“本部门所有收入支出具体情况”信息公开的具体年度；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打来表示收到申请书，并且已经用挂号信寄出回执，并对监督政府的行为表示感谢这两个是工作最认真的部门杨慧文说平谷区政府打来称，涉及政府预算的部分已经在网站上公布，“三公消费”不属于正式公开的事项朝阳区政府表示要分别申请5个事项，否则不予受理快件送到石景山区政府，被退回了，理由是“没有具体的地址和人名”。

送到北京市国资委，结果“查无此部门退回”北京市信访办的回答则是：“你没有资格看到这些我们这些都是报给领导的，不是谁想看都能给的在统计表中，北京市科委、西站区管委会对信息公开申请一直没有任何回应仅有两份完整答复北京市水务局在4月29日那天送来了答复虽然在杨慧文看来，这样的答复颇有点“外交辞令”的味道，但两页盖着公章的文件仍然令他欣慰，“毕竟这是一份完整的答复”关于“三公消费”，北京市水务局表示，公车使用：“我局严格按照市编办批准的车辆编制购置公车，财政基本保证了用车开支”；公款接待：按照招待费支出标准，我局严格控制公款接待支出，加强“客饭”管理，千方百计减少支出，支出账目基本没有超出标准；公款出国：我局2021年主要安排了到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符合财政支出规定其他申请公开的内容如“部门预算决策过程”，北京市水务局也表示“符合规范的标准和流程”对中关村管委会的答复，杨慧文评价是“没有太多实质内容”：“三公消费”的信息出自本部门决算部门收支情况要到7月底北京市开完人大常委会后才能答复对于“部门预算决算”，中关村管委会答复“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建议到北京市财政局咨询”该答复还称：本部门预算编制的依据是《关于修订＜北京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北京市市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这两份文件已经在“首都之窗”网站上主动公开。

对于小金库问题，各部门均表示没有小金库，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政府部门公开“怎么花钱”是不是有很大难度？记者向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教委等部门致电，他们表示“公开没难度，时间到了自然会答复他”黄秀丽）（本组文章摘自5月21日《南方周末》，作者均为该报记者）第 6 页 共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