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贫困及反贫困研究.docx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贫困及反贫困研究    向仁康［Reference］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对缺乏资源的贫困者而言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迅速发展的一大诱因就是城市贫困群体社会资本水平的低下提升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是缓解我国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它需要从社区、政府和贫困者自身三方面入手［Keys］城市贫困；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C913.7 ：A ：1672-8653（2011）09-0042-03一、问题的提出城市贫困是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的，指的是城市人口的贫困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城市贫困问题在我国凸现出来，城市里便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1]而且其规模扩张的速度较传统的农村贫困更快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 年底，我国城市中有261 万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有2334 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2]这意味着最保守的估计，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在2600 万以上城市贫困的加速对社会的影响强度与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并出现了许多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社会震荡。

因而成为公众与学界关注的焦点为了应对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改善贫困人口的不利处境，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同时，社区和非营利机构等主体也开始在城市扶贫中发挥积极作用，但目前它们的作用还只限于辅助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扶贫政策的实施，虽然在城市扶贫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扶贫效果还是没达到尽善尽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依然高居不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窘境？笔者认为应该从我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上找中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强调的是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者的外部支持，政府向贫困者简单的、技术性的传递物质或服务福利，而作为贫困主体的城市贫困者自身则处于相对被动位置，他们只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救助也就是说，现行城市扶贫政策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贫困者自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的外部支持和贫困者的自我救助未能实现有效结合这种将对贫困者的外部支持与其自我救助相分离的扶贫方式，是不利于提高有限扶贫资源运作效率、帮助贫困者改善不利地位的所以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对我国城市贫困展开分析，首先分析社会资本在城市反贫困中的作用，然后分析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现状，最后提出了提升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新思路。

二、社会资本与其反贫困功能“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在1980 年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正式提出，此后对它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社会资本虽然被学者们公认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但就像所有的新概念在出现之时都会出现争议一样，目前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多种多样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与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3]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形态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4]另一位美国学者费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5]对于社会资本尽管不同的学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即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减少其达到目的的成本，信任、网络和规范是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

对于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转化成为他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他就相当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保障换负句话说，社会资本对于缺乏资源的贫困者而言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具体来讲，社会资本的反贫困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信任”社会资本为贫困者提供清神支持信任”社会资本通过人与人频繁接触与交往，形成密切而稳定的情感联系，因而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对于贫困者而言，这种信任包括两组最重要的互信关系—贫困者与家庭，贫困者与社会贫困者往往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存在一定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障碍，亲人、朋友、同事以及社会等方面的信任、理解、支持可以起到重要的精神保障作用第二，“网络”社会资本为贫困者提供信息支持现阶段我国的新增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对于这种失业性贫困，再就业对其脱贫的意义极其重大而在社会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信息公开化程度低，信息量大且难辨真伪下岗失业人员自身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对干其了解和把握市场信息也造成了一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亲朋好友等非正式社会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网络社会资本提供的就业信息、获利信息、救助信息能够为贫困者提供较大的帮助。

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可以获取可靠的有价值的信息，无疑是下岗失业人员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第三，“规范”社会资本为贫困者提供制度支持从横向来看，“规范”社会资本有助于贫困者之间形成某种制度性的自助保障，而这种“规范”有助于约束个人行为，形成他们积极向上的发展动力，从而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与搭便车行为此外，通过有效制度能够让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不但提高了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而且强化了制度供给的作用从纵向来看，“规范社会资本”有助于在贫困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在有序参与的情况下，贫困者为政府决策提供自己的建议，政府也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贫困者的意见，从而实现了公民参与和民主执政的“双赢”三、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的特征社会资本概念上的不统一导致了测度上的困难，但专家学者们普通肯定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的观点，为我们探析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的特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因为从个体层面讲，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它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行动者借此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网络中的嵌入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网络关系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以血缘、亲缘、地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调查研究发现，较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社会关系趋同性质构成了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显著特点从规模上来看，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这从调查数据上可以反映出来尹志刚、洪小良通过对北京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网络规模为4.2人，36.1%的贫困家庭网络规模在5 人和5 人以上[6] 而根据1991 年天津社科院和广州《家庭》杂志社对全国27 省市的抽样调查表明，城市家庭网的规模在6－7 户左右这种网络规模上的差距反映了社会资本在城市不同群体之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城市贫困群体低下的社会资本水平会使其社会行动受到不同的制约吉登斯对社会资本分布的这种非均衡现象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那些占据中心的人‘己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人或者说局内人可以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封闭，借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其他人实际上是被看作低下的人或者说局外人”[7]那些居于资源中心的人相对于居于边缘的人来说拥有较多的优势，甚至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从密度或者异质性上看，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密度或异质性大大高于一般城市居民，说明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异质性很差，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质量较低尹志刚、洪小良的调查显示，从网络的构成比例看，城市贫困群体38.5%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亲属构成，有2.4%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非亲属构成，所有网络的平均亲缘比例为75.6%比例最高的几种关系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邻居、朋友、同事、同学可见，亲缘关系是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亲缘关系中，被访者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又占极高的比例，非亲缘关系则主要由邻居、朋友、同事、同学构成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基本上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其生存状态很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小他们随时可能遇到与钱有关的困难，而依靠自身力量又难以渡过难关时，会想办法从外部寻求帮助据一项对下岗失业者的调查反映，被调查的失业者中有38.19%的人负有债务，这一数额相当大的资金成为失业者在非正式社会网络中寻求的最主要的经济支持失业者求助次数最多的是血缘关系(占总人数的60.10%)，其次就是亲缘关系(占23.13%)此外，失业者收到无偿资助的来源最多是血缘关系(占总人数的73.15%)，其次是亲缘关系(占13.16%)，这与失业者借钱对象的情形是一致的。

[8]但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兄弟姐妹、父母或子女的经济状况并不比他们好到哪去，这种“穷帮穷”的援助范式使得贫困人口的经济生活状况仍旧较差，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地摆脱困境从网络结构上看，城市贫困群体社会关系网的网顶低、网差大，其社会关系网的成员构成同其自身具有较高的趋同性，社会资本结构极不合理社会学家分析表明，网络结构里面的网顶、网差的不同，也影响到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具体而言，网顶高，网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望显赫的关系人，比起网顶低的网络，蕴含的资本量大；网差大，网内人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相异，影响所及互补，比起差异小的网络，所潜藏的社会资本质量大从尹志刚、洪小良的调查数据来看，城市贫困群体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声望等级虽然大多高于贫困家庭成员，但与社会其他成员相比，还是比较低的；从家庭经济状况看，仍有平均12.6%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平均87.4%的网络成员其家庭经济状况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大部分处于维持温饱的水平，家庭经济条件较富裕、富裕和很富裕者的网络成员在所有网络中的平均比例仅为16.2%[9]总之，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社会资本结构，这一狭小的社会交往面，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脱贫致富。

四、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反城市贫困对策：提升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自助保障功能，而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不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峻面对这一局面，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他们自身的反贫困能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提升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需要从社区、政府和贫困者自身三方面入手第一，社区发展与社会资本的提高世界银行对亚洲、非洲城市的穷人社区中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作用的研究表明，社区在保护穷人的基本需要、调节矛盾、减少风险和反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长期看，为减少和消除贫困，本地组织中紧密联系型和连结型社会资本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从社区入手来提升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社区发展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培育贫困群体的社区自组织，可以建立互助支持网络，促进贫困者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提高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和富人相比，穷人拥有更低的时间机会成本、更少的金融资产和物质资本存量既然社会性相互作用具有时间密集性的特点而且社会资本常常能代替私人资本，因此，穷人比富人更依赖社会资本另外，贫困者在自组织中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还能起到良好的精神保障作用，以社区成员的信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减缓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