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oc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

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

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

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

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

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

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

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百鸟库吉百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

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