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docx

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2011 级专门史研究生 罗文 20111002一 儒学的发展和在汉代的确立与维护儒学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主流思想要想讨论魏晋时期儒学衰落，首先要弄清汉代儒学的正统 地位建立原因和维护方式进而研究魏晋时期这些原有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得到结论儒学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派别以“礼”“仁”作为其思想核心内容所谓“克己复 礼谓之仁”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礼”即为君臣、父子、长幼、贵贱之间 的秩序，符合了这种秩序则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1从儒学的宗旨上来说就包含着一种 维护原有“秩序”的本意这也是统治阶层能够接受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但在整个春秋战 国时期，儒学虽被历代弟子所发展和深化，却始终没有真正被统治者所利用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同 样属于“入世”之学，但其“治国”的教化作用更为突出，而法家则更侧重于“立法强兵”而“平天 下”儒学真正被统治者完全接受是在汉武帝时期，其维护“秩序”的思想被董仲舒所进一步发挥董仲舒对儒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把儒学“秩序”的本意与社会思想 “天”的概念相结合，使这种 “秩序”成为“天意”2，并且将“仁政”“大一统”思想植于其中。

将自然万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均 附会于天，即：“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間春生夏长百物以興，秋 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 3 既然世间万物都来自于天，受天的控制，进而提出人们的活动要顺天而听于君，君主的统治也来自 于天而应顺应天道而行武帝对董仲舒的观点十分赏识建元元年（前 140）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 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元光元 年（前 134） ，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是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此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学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独尊儒术的目的董仲舒说的很明确，就是要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5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在政权内部建立一种规范的“统治秩序” ，其重要条件是“思想秩序” 儒学地位的巩固既需要政权的承认和确立， 同时也需要一系列措施进行巩固 这种巩固的 重要途径就是推行察举制和建立太学 通过教育、考试、做官之间紧密的衔接关系来维护儒学太学的建立就是强化儒学地位的重要手段按照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的说法6，就是要教化人民， 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正统教化，以“仁”“礼”作为其教化核心内容，把其他言论扫除出去，并世代沿 袭，这样就可以长久的维护统治。

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统治地位也被巩固了1 自《四库全书》所收《论语全解》颜渊第十二：“勝已之私謂之克禮，性所有也克己而趋焉謂之復盖不逺之復 令于修身故復禮本於克己，克己則能仁，復禮則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不在久矣為仁由已則不在 外矣，為仁由已故不可以不克己2 这种“天意”是一种“超自然力”、“神格化”的概念，以为操纵世间万物的终极力量3 摘自《四库全书》所收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第五十六4 班固《汉书》卷六 武帝纪第六“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5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 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1察举制本身也起到了巩固儒学地位的作用元光元年，武帝下令“岁举孝廉各一人”，并且规定 了察举的主要标准为7德行高节、学通修经、明习法令、刚毅多略其中修经主要是指对儒学经典的 精通后来的察举科目中，贤良文学占据重要地位，罢黜百家后“学”的主要范围就是儒学经典到 了东汉前期的察举制度则更加偏重于儒生通过入仕选拔的侧重来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综上可知，儒学对于“秩序”的重视时期获得了统治者的关注和利用董仲舒的新儒学将儒学 与“天”的原始信仰相结合，论证了君主统治的合理性，被汉代统治者尊为正统思想它的存在前提 是“政治秩序的稳固”，以“思想秩序”来维护“政治秩序”，两者相互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察举制 和太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教育、入仕两个方面来对读书人进行教化，以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进 而巩固西汉的政治统治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这些维护儒学地位的条件几乎都发生了剧变二 战乱和政权交替对儒学地位的影响自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局部短暂统一和总体分裂对峙西晋统一三 国后迅速灭亡，北方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分割，司马睿在南方借助乔迁仕族的帮助建立了东晋政权， 其外部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内部面临仕族的权力分割，一直未建立起有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 大一统更是不可完成的政治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正统政治思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割据中被削弱可以从当时官僚阶层的言论中得到论 证《晋书》王导传中记录了王导对于东汉到东晋时期战乱中对固有“秩序”损害的评论：“自顷皇纲 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 之久乎！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 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8意思就是，东汉末年开始的武人政治时代，使得政治统治已经失去原有通 过“礼仪秩序”而维持的“皇统”，而是以“干戈”取得政权并维护政权，“礼乐秩序”在战争中的作 用已经丧失了进而可以推断，既然在战争年代“礼乐”“秩序”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用，那么这 种“秩序”的维护学说---儒学的作用也就势必被削弱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在战争年代被削弱还和武官势力增强有关虽然在表面上，各个政权都 追求“正统”，但实质上则并非以儒学为用，官僚子弟中的显贵者多是武士而非儒生这点在北方武 人政权中表现最为充分，许多武人出身的将领势强乃至干预政务“朝之大议，靡不参决” 9可以粗 略的对比汉朝和魏晋时期的职官设置可以找到一些不同之处。

汉代到东晋的“大将军”一职有时不设， 且其位低于三司，而到了魏晋时期武官的地位有很大提高，其数量也在增加10结果是很多官员入仕 途径非以儒生身份而是以武士或军功得迁，且身居高位，兼领民政西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更是导 致武人的重要性提高门阀士族想要保证自身的实力和力量权衡中的优势，必须使其子弟担任军职 谢氏、司马氏就是因为掌握了军权而在政权中先后处于主导地位11如《晋书》中所录史臣曰“：建 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7 杜佑《通典》卷十三 选举：“限以四科一曰徳行髙洁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 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8 《四库全书》收录《晋书》列传 36 王导传9 《晋书》列传 16 姚弋仲 “季龙惮其（姚弋仲）强正而不之责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性清俭鲠 直，不修威仪，屡献谠言，无所回避，季龙甚重之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10 《晋书》职官志“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 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

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1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五章 第一节 “晋末的北府兵”2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12武人地位的提高和儒生入仕的减少必然导致贵族子弟习武者众而 影响了儒学的生存除以上两点之外，柳诒征先生在论述魏晋时期文化衰落中也提出兵连祸结导致典章书籍遭到反复 打击，这也是战争对于儒学衰落的原因之一三 选举制度变革和学校的衰落对儒学的影响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下，人口流动严重，出现“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13的问题，原 有的以乡举里选为基础的察举制度难以再维持礼部尚书陈群从选拔人才，拉拢豪族的角度出发，提 出“九品官人法”的建议这一选官方法在曹丕当政初期制度化，并被后来的西晋、东晋王朝所沿袭九品中正制度在实行上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由中央官员兼任州的大中正，由地方豪族的头目人 物在各郡担任小中正，并实际负责人才的品察品察人才的名目繁多，但标准以家世出身、道德品行 和才能学识为主，将人才按此标准分为九等，报中央以备选任九品中正制既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 又照顾到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有利于维护中央和地方豪族的关系，但在实际发展中却对儒学产生影响。

西晋武帝时期的士大夫已经对当时普遍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提出了批评性议论尚书仆射刘毅认为 九品中正制存在八方面的问题，包括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弃近求远等等，其中问题的核 心在于九品中正是否可以正确的品评人才，会不会造成正常标准以外的“偏选“刘毅说中正官“高 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 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中正官掌握了选拔人才的实权但却没有被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就是选 拔人才“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或者“将定品状，必采声于台府，纳毁于流言”，最终导致“不状 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 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14中正官掌握品评人才的大权，或者由自己的爱憎而偏私，或者听信政治集团内部的流言而不能从下层获得信息，导致选拔人才不是根据学 识和品德而是简单的根据出身和家族地位以出身和家族地位、个人好恶为品评人才的标准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功利化热 情减退如果说，察举制度实行前期还是将一些以个人学识为考察依据的选官科目如贤良文学等作为 重点的话，导致读书人开始功利化的适应国家的考核标准，而认真研习儒家经典，甚至出现一些累世 治经的大族。

那么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能够为官的重点就转向了出身、私人关系、名望等等，这 些不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能够轻易获得的，需要的是祖父几代人的政治积累必然导致后代人学习儒 学热情一落千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以东晋仕族家庭的子孙为例，多才多艺的人物很多，却鲜有 对其经学水平的记录如王导之子王恬，少好武功弈棋15，而官至中将军王珉则精通佛学，数次举 官而不任谢鲲之子谢尚，好鸲鹆舞，却任多郡地方官后拜给事中谢裒之子谢安，喜欢渔弋山水言 咏属文，却多次拜官而辞 《晋书》第七十五 杜佑《通典》第十四卷 选举二：“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 区 别人物， 第其高下 杜佑《通典》第十四卷 选举二 15《四库全书》收录《晋书》列传35 王导传 16《四库全书》收录《晋书》列传49 谢尚传如此可做一个不完全的归纳而推论东晋仕族子弟入仕为官并不完全凭借 儒学，而是凭借名望和出身，正如东晋散骑常侍傅玄所说“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