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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出了贵族之家——托尔斯泰创作的思想演变郑煊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工商管理专业（学号 2001041146 ）1910 年 10 月 27 日凌晨，细雨蒙蒙，曙色未透，82 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本来就疾病缠身的老人，未能走出多远，便因感受风寒，肺炎发作，躺倒在一个叫阿斯托波的小车站上，尽管赶来了好几位医生，尽力施救，但终因年迈体衰，这位蜚声全欧的大文豪于11月 7 日永远的阖上了他那充满睿智的眼睛托尔斯泰弃家的念头并非始于耄耋之年，早在好多年以前，他还年轻， 就产生了一种愿望，想离开这个纷扰困苦的世界，隐居到某个安谧宁静的住所，在孤寂之中反求诸已，达到精神的自我完善他觉得自己一直过着上层贵族的优裕生活是一种罪恶，尤其是当他亲眼目睹了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的悲苦凄惨的生活之后，他再也不能忍受自己所过的“不道德” 的生活了为此，他在小说、论著、书信和日记中多次表露了寻求一种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思想他提倡自食其力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涌现了大量的托尔斯泰信徒，但他本人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尤其是他妻子对他放弃既得利益的行为特别不满，两人常为此事争吵不休在 1885 年写的一封给妻子索菲娅的信中，他说：“当我发生精神激变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的重要性。

只是附和了一般的见解， 用全力和它做斗争，于是我们就斗争了8 年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停留在以前的观点上，而是沿着那个方向走得更远尽管托尔斯泰无数次表示要斩断旧的家族联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有的信徒建议他过一种脱钵僧式的流浪生活），他却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直到晚年关于他言行不一，有过许多猜测和解说，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是，他用参加体力劳动和专注写作部分的消解了他内心的压力，减弱了内驱力的托尔斯泰便一边抱怨自己一边依然顺着旧的生活方式的轨道滑行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托尔斯泰对人对己不够真诚，只是想证明许多时候实践往往比理论更为艰难那么，这位文学巨匠为何又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不顾一切地迈出了多年一直想迈而未迈出的一步呢？直接的原因是与妻子矛盾的激化，他的妻子一直不肯放弃对他著作权的控制，后来听说他立下了一个秘密遗嘱，其中最主要的是把著作权交给女儿莎莎，并要她用所得的钱从她母亲那儿赎买庄园，分给农民， 索菲娅便四处侦察这份遗嘱，甚至半夜三更还去托尔斯泰的书房翻寻，闹出的声响严重地刺激了托尔斯泰，使他一刻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便演出了上面讲的那一幕托尔斯泰在晚年终于用“出走”这一象征性的举动完成了人格的自我塑造，轰动一时，但要说到他的思想探索所带给人类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还得数他那洋洋几百万言的小说，尤其是三大长篇： 《战争与和平》 、 《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

在这三部小说中，最能反映托尔斯泰思想演变发展状况的是那些贵族青年的形象《战争与和平》 中的安德列和彼埃尔的思想探索和生活历程所标示的，正是作家严厉的社会批判和真诚的自我反省的初级阶段这些贵族青年的特点是，既怀疑传统，批判社会，又不能完全摆脱旧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一面厌恶空虚无耻的上流社会生活，憎恨冷酷虚伪的官场作风，一面又为自己的门第血统而骄傲，尽可能地显示出标准的骑士风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安德列身上， 他在上流社会社交场中的卓尔不群，对待爱情婚姻的外冷内热，战场上的机敏和固执，乃至对宗教的冷漠和体悟，都表示出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新一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气质和心理特征，具有很强的概括力而彼埃尔这个貌似迟钝的大胖子，以其笨拙而恳挚的言行，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人民性，预示着作家由激进的贵族民族主义向宗法制农民思想演化的趋向《安娜·卡列宁娜》尽管如书名所示，主要写一个贵族妇女的不幸命运， 但列文这一个思想探索者形象，仍在小说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这一次托尔斯泰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精神领域的苦搜冥索，他让人物真正地立足于混合着粪臭和谷香的农田，同佃户们一起胼手胝足，开拓新生活然而凭着真诚和敏锐，作家不得不沉痛宣告，那些减轻税租、 革新生产方式的社会改良并未能赢得广大农民的心，贵族老爷和农民佃户的界限依然分明。

而更为严重的是，艰苦劳作固然能消耗掉过剩的精力，使列文感到片刻的松弛，但精神并未升华，心灵仍在苦恼万般无奈的托尔斯泰最终开出的一剂“速效救心丸”也不过是皈依宗教而已，在“神恩”“听天命”的吁叹中尽可能地压抑住生命的躁动这一精神归宿预告着“忏悔贵族”的登场聂赫留朵夫在《复活》以其深刻的忏悔和努力的自新终于将托尔斯泰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位主人公青年时代的荒唐行为几乎就是托氏的自我写照，而他以“法庭”一场为契机的幡然醒悟，虽然颇具戏剧性，却也相当真确地描摹了托氏世界观转变的漫长过程中所必然会有的那种精神地震最后他以“道德自我完善”的高调和灵活“复活”的虚幻光晕确认了托氏“自救救世”的政治道德理想，顺利地完成了社会角色的历史性转换，从一个旧社会的保守者蜕边为新世界的开拓者正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其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俄国名作家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屠格捏夫的《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还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 《卡拉玛佐夫兄弟》 ，从未对贵族阶级的“改造”抱有那么强烈的信念和乐观情绪，在这些作家笔下， 憎恶社会、 批判旧传统的贵族青年不乏其人，有悲天悯人的心肠和探索宗教真谛的也不在少数，然而没有一个能够如托尔斯泰自负地宣称那样，浑身灵光地“复活”，他们不是夭折、沦为罪犯，就是成为于世无补的“多余人”，甚至成为“白痴” 。

即此而言，托尔斯泰在一片悲观声的俄国作家群中的，也称得上风标独立，自成一格了言之不文， 行之不远 托尔斯泰是个一流的小说家，自然知道必须用艺术的方法来传达他的思想他的小说艺术，在情节结构、心理刻画等方面都有可观之处这里要讲的是，他在人物描写上一个常用的手法，名之曰：“局部内视角描写法” 一般来说， 小说艺术中的内外视角之别，是指故事叙述者的不同由作家直接充当叙述者的，称为“外视角”；而由小说中某个人物充当叙述者的，称之为 “内视角” 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在总体上说都采用“外视角” ，但并不排斥在某些地方处于艺术目的采用“内视角”描写如在《安娜·卡列宁娜》 中，写安娜在一次盛大舞会上的风姿，就是通过另一个重要人物吉娣的眼睛来描画的通过焕发着青春魅力的吉娣，下意识地感到在舞会上唯一可能盖过她的是安娜，果然当她在人群中发现安娜时，对方的美震撼了她，小说写道： 吉娣想象中的安娜应该穿着紫色衣裳， “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觉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安娜不能穿紫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 ”这种人物描写的好处在于给读者造成一种真实感，从一个略带嫉妒的心灵中发出一声由衷赞叹当然要比一个急于向人推销自己女主角的作家来得可靠得多。

虽然视觉由外向内转移，不过是作家的一个小小的花招，而却能带来很好的艺术效果在上述所引的叙述中，我们相信了安娜的独特的“美”，同时，也窥见了吉娣这个少女的心灵奥秘可见“内视角” 描写常常还能收到一石二鸟的功效这样的例子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可谓举不胜举，还是拿 《安娜· 卡列宁娜》来说，在“赛马”一场中，安娜过于关注渥伦斯基的安危，以致举止失措，而这种失态对闹哄哄的赛马场面来说，并不引人注目， 只有当它呈现在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的意识屏幕上，你才会觉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同时，在卡列宁“冷冰冰的眼光”和安娜恍惚神情的互映中，你又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性格大碰撞即将到来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