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学发展-一个哲学范畴的再思考.docx

发展科学发展:一个哲学范畴的再思考 发展——科学发展:一个哲学范畴的再思考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发展”无疑是一个“高频”词汇，它频频出现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策略中，出现于各级政要的讨论中，出现在百姓的闲谈中——一句话，“发展”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社会百病的“良药”然而，在我们津津乐道于“发展”之时，却鲜有人对“发展”的前提乃至发展本身进行追问和清算——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在怎样的预设基础上才是正当的?怎样的发展才能与人们所追求的愿望相符合?如果不从学理上进行一番“自明性”地考察，发展也许会蜕变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游戏，甚至会成为“决策失败者”的遁词和借口　　　　(一)　　　　那么何谓发展呢?若从哲学的角度追本溯源，当知“发展”之实质乃是变化、运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意表明事物的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是一维的，是不可重复的不可重复”表明“动”，然而这种“动”是“有序”还是“无序”的呢?在自然科学中，有两种运动形式，一则为无序，一则为有序如数学中的圆周率(3.14159265……)其变化是无序、无规律的；而对于自然数序列(1，2，3……)则是有序的，物理学中的天体运行规律亦然。

规律和有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可重复或可还原的，它将直接导致“决定论”、“控制论”譬如：我们可以根据天体运行规律确定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某星体的位置，有序的可控性表明只要认识了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圣经》有所谓“太阳下无新事”之论然而，宇宙万物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偶在因素——虽然我们可以用辩证法将其实质规定为必然，然而偶然的表现恰恰给人类带来了新奇和挑战，具体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更是如此由此中国圣哲则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日新”之说自然，这种“变”带有一种价值意向的附加，即“变”乃向“通”的方向转变但事实上，古人并非“想当然”的将“变”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宝，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乃至诸多变法并非按其“期望”而运行，相反，很多“变”非但没有“通”，反而导致了失败乃至亡国事实上，古人赋予“变”的价值之前提在于“穷”，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按照“古法”很难延续下去，“变”才有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然而“变”之结果不可预期，无论计划是如何周详、精当，但总有某些环节出现死角，也总会伴随着“变”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结果却有可能导致“变”的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等死”总是被动的，而“主动作为”去“变”则至少有一线生机和希望，甚至有脱胎换骨的大变化。

因此古人才有“穷则思变”之箴言，更何况古典哲学推崇“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是变化”或日“发展”就有了一种价值的取向和判断　　需要声明的是，虽然中国圣哲倡导“穷则思变”和“自强不息”之理念，总体却是处于保守的，甚至“变”还带有一种复归的色彩，如孔孟对“周邦”的艳羡老子对小国寡民的渴望，等等皆然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农耕文明的“道”与“天”总是相对稳定的，此亦谓数千年古老文明绵延不绝之要因从这个角度而言，国人对“变”赋予的价值并非十分强烈，因为“变”、“动”本身就带有一种不确定因素　　真正予“变”以价值取向的乃来源于西方，尤其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根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现代工业文明所展示的知识、技术的力量，赋予并强化了变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而哲学教科书中所谓发展的定义则更增强了现代人对发展的“好感”，“发展就是事物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变化运动的趋势”高级”自然好于“低级”，现代自然也要优越于“古代”了这样看来，“发展”似乎只是所谓的“规律”在时间序列上的排序而已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若想当然地将发展看作所谓的“自然规律”在时间序列上的展开，将导致背谬——或者降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或者限制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因为在这种发展观里，“人”似乎纯属是多余，而发展也无非是一种所谓规律死板、机械地呈现而已如果一切都是预制的和被设计的这种“发展”与宗教的宿命论又有何区别?更何况，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断然不会“被动”地受规律摆布，即言人们在所谓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真正地驯服于自然规律，而是僭越了其作为人的职能尤其是人之“贪婪”的本性使得“发展”走向畸形，这样就出现了卢梭所谓的“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需求”：“我们的食欲之所以过度，只是因为我们使它遵循自然的法则”马克思则把这种商业文化所塑造的超越人的自然需要的欲望称做“病态的欲望然而事实上，真正的“发展”并不是纯粹“经济学”的概念，亦非时髦的象征，其本质固然为满足人之欲求而来，但其最终目的乃是人性的自我解放和提升，达到人与世界的彼此交融，是一种天、地、人的和谐状态马克思所谓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亦是作为人性的和谐而出现的，这种“发展”无疑带有一种价值判断，但更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对当前人们现状不满的“理想诉求”因此，对于发展的本质而言，笔者毋宁将发展看作人类对未来的一种希冀或曰“发展乃一种文化承诺”　　遗憾的是当前的发展乃深受“现代性”之影响。

而“现代性”则根源于西方，元论其理论构架还是具体操作模式皆以西方为模板，似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城市化、机械化、工业化，所谓发展就是一种“线性”的“西方化”推进殊不知这种缺乏深刻反思的简单复制给我们带来多少不必要的弯路更何况，即使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亦存在着诸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感情危机、信仰危机乃至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　　　　在“现代性”发展的观照和影响下，我们的“发展”曾一度陷入误区，回顾建国之初至今的发展之路，我们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政治人(集体)—经济人(个体)—技术人(技术主义)—和谐人”之历程　　建国之初，人民当家作主，凡事讲出身、讲阶级，一切以政治为最高统帅尤其在文革期间，“政治统帅一切”的观念将全民改造为“政治人”，这一“过度政治化”、“阶级化”价值取向几乎将国民经济推至崩溃的边缘痛定思痛一度迷失的国人开始“拨乱反正”，将国家的运行轨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正可谓“物极必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决策的制定、实施皆采取谨慎、反省的态度而进行，那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经济过热”大步走的现象明显突出，民谣所描述的“十亿农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张望”形象地勾画出当时人们的心态：全民皆商，全民蜕变为“经济人”，一句“今天你下海了吗”成为当时的时尚用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随着“西方管理模式”的深层引人、推广和运用，以“量化”、“技术主义”为特征的“控制论”进入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打卡、业绩考评、镜头监控……，人甚至被肢解为由各种参数组成的“几何体”与此相联系人们的生活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数量所构成的体系所决定甚至幸福都需要“量化”，用所谓的“幸福指数”来确定——人的多样性、多元性、丰富性、创造性被冷冰冰的机械指数所描述、覆盖，人似乎真的蜕变为拉美特利所言的“人是机器”——人亦日益演化为“技术人”当然，笔者不否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亦赞同马克思所论证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解放作用”笔者担心的乃是技术的过度“滥用”因为科技亦带有两面性是“双刃剑”，用之不慎，则有可能走向其反面；“技术”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促逼着人们进行理性的反省，从而提出了“和谐人”的发展目标和谐人”是对技术人、经济人、政治人的一种整合，是综合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多维度和谐的理想状态虽然我们距离理想中的“和谐人”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和谐人”的提出，表明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的心态日趋成熟起来当前世人所热衷谈论的“科学发展”实质上是“和谐发展”的替代，或日科学发展的内核应该是为“和谐人”的达成而设，其发展的要旨亦是和谐发展。

　　之所以将科学发展定位于和谐，乃是由我们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让国人扬眉吐气，但同时，我们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　　——缺乏对“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和追问正如上文所言，发展乃需要追问如果认为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为发展而发展，为各种参数而发展，那么这种笼统的发展观至少是不科学的且不言不同区域乃至不同社区情况各异，如在个别乡村或社区以老子的“无为”式的“顺其自然”本身就是大作为，如以进步、发展的名义去“作为”，反而引起整体的不和谐更何况，缺乏反省的发展可能走向发展的反面——如当(经济)发展速度超越了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村)的认识能力、接受能力，往往使人们在“领受”发展所带来的“惠果”或“灾难”时无所适从：在“突如其来”的成绩、实惠面前“忘乎所以”，由于缺乏理性地判断和深刻地反省，则可能导致“下一步”的失败；在失误、教训面前则“一团乱麻”、无所适从，甚至迷失发展的方向；在由于物质的发展而导致“价值体系”濒临崩溃的现实面前或“无能为力”，或以“发展必须付出代价”为借口，推卸了“发展的责任”等等，不一而足　　——发展缺乏综合性、前瞻性即使我们在进化论的角度谈发展，这种发展乃是“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无疑乃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于一体的发展。

然而我们的发展一度聚焦于“经济”，以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当然，经济落后的现实固然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毕竟不能代替一切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就提出了前瞻性的“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策略，然后，遗憾的是经济过热的现象使得我们离“两手都要硬”还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我们之所以大力倡导“八荣八耻”道德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活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精神文明(文化)发展没有真正“硬”起来这也暴露出我们的政策导向缺乏全局性、前瞻性——至少是措施不力，没有真正体现在行动上　　——与发展单一化相关联的是发展评价体系的单一化、机械化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评价发展优劣的指标是GDP，事实上，这种单纯“数字化”的评价体系极不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以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的弊端亦日益显露出来过分注重GDP，导致了不少“数字干部”，更引发了由于忽视客观规律而带来的种种“恶果”：资源的枯竭、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等等无疑，这种重“量”不重“质”，重“数字”不重“代价”的评价体系需要改革，如何采取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乃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发展的代价问题发展要讲成本、讲效益，更要讲代价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未有得到彻底改观有关调查显示，经济发展迅猛的广东省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美国的4倍、日本的5倍特别是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两大指标，“十五”末期比国家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分别高出了24％和62％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让我们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发展不能不讲代价，西方国家已经为经济繁荣的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岂能步前人之辙?　　——发展的极限问题发展须考虑其所能达到的限度，或日发展的空间问题这种“极限”既涉及到发展的“共时性”问题，即不同国家、地区、部门的当下横向发展问题；亦有“历时性”的代际发展问题，即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纵向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米都斯等推出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结论认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照现代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极限也许这个悲观的结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至少在世界范围内敲响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危机的警钟，同时亦警告我们：发展不但要考虑星球的承受能力，亦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权”。

　　——发展的公平、正义、均衡问题发展还要考量综合考量公平、正义和均衡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至开放城市的和特区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