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doc

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摘 要：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诙力市场；产业转型升级 01-07 21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频现，预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在我国已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形势下，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概况 21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步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详细分析这两次“民工荒”的背景和特点，对全面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寻求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作用 （一）2004年的“民工荒” 2004年春，我国粤、闽、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民工荒”，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从发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其中尤以珠三角为甚，缺工率约为10%，缺口近200万人2）从行业领域看，主要产生在低端的服装制鞋、玩具生产、塑料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3）从工种情况看，主要是熟练工、技术工等的短缺，新手、初级工的招工缺口不大4）从企业类型看，主要发生在管理苛刻、保障低下的部分中小私营企业和台资企业中。

5）从收入情况看，缺工程度与收入高低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总体来看，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上的用工基本可得到保障；月收入700～1 000元的用工可部分得到保障，而熟练工、技术工则比较难招；月收入在700元以下的用工则普遍困难6）从性别结构看，女工短缺远远超过男工，有的企业对女工和男工需求比竟高达10∶1，从而使“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女民工荒” 事实上，这次“民工荒”是在城镇失业人数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数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三碰头”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个悖论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蔡P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今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因此，劳动力总供给的相对不足，是导致这次“民工荒”的关键[1]劳动保障部的课题组认为，这次“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待遇一直较低，各种社会保障和员工权益长期未能到位；二是当时宏观经济形势较好，从而使沿海企业对用工的需求增加；三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2]张丽宾认为，这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既能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有限[3]。

简新华等认为，这次“民工荒”是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力求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暴露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中，就业、工资、劳动保护、职工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总体来说，这次“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下半年以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出现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而使东南沿海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并进而产生用工短缺但从这一过程中也不难看出，各种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制度的缺失滞后，以及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外向型增长模式，是上述“民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和深层原因 （二）2010年的“民工荒” “民工荒”一词，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来相比于前次，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不只是“节后荒”，还发展为“全年荒”；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局部荒”，还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荒”详尽分析这次“民工荒”，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变化1）从地域来看，缺工范围有所扩大除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热点地区外，渝、鄂、赣、皖等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用工荒。

如武汉劳动就业部门就预计该市2010年春季缺工达7～8万人[5]2）从工种来看，普通用工也出现严重短缺虽然也存在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但这次“民工荒”是以普通用工短缺为主如广东当时普通用工缺口占总缺口的68%3）从性别结构看，本次“民工荒”中女工、男工都短缺，因此很多招聘企业都表示不分男女一律招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减与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我国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200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明显趋缓，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6]就此，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中国经济趋暖，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纷纷出现“招工难”，这种因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格局发生转变而导致的“民工荒”，与2004年在局部地区因供需错位等因素导致的“民工荒”有较大差别 2.“孔雀东南飞”的“引力”与广大内陆地区对本地劳动力向外的“推力”双双减弱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入中后期，这些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产品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这说明，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十分紧迫，从而自然会大量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增加能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制造业中心从东南沿海不断向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等内地扩展，劳动力的需求和集聚也由几个中心变成为多个中心，特别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对内地进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投资，都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对劳动力的自身需求也逐年增大，以致出现内陆省份同东部抢人的现象如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内陆中心城市，这些年陆续出台了一些吸引本地农民工返乡务工的政策措施，而一些东部企业则开始到内陆地区进行招聘据统计，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中西部比东部增长更快于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占比由2009年的43.6%下降为2012年的42.6%，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下降了0.4和2.9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31.1%上升为2012年的31.4%，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25.3%上升为2012年的26.0%，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9个百分点。

这就是说，当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加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的考量，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返乡就业 3.农民工的权益和就业保障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益荒”和“制度荒”，是农民工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声反抗2004年”民工荒”时，一些原来在“珠三角”就业的r民工流向保障条件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可以说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虽然此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种种境遇，使更多的农民工变得理性，更加关注安全保障、工作尊严、职业前景等因此，当2010年后随着经济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业开出诱人的工资，但如果相关条件和保障不到位，还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种“忠诚”的农民工了此外不少有了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投资创业 4.代际传承使农民工劳动力的廉价时代已趋结束由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其价值理念等有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如更注重人格尊严、看重社会保障、呼唤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地位、渴望自我实现等。

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耐克己的精神比方说“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十几到20多岁的年轻人，有着诸多不同于其父辈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企业不在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改善，劳资矛盾就会进一步增多并激化事实上，2010年的“民工荒”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抵制而产生的 二、“刘易斯拐点”理论的改进和两次“民工荒”的实质 随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出现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其实质――中国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7-8]事实上，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这类分歧的主要原因 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一著名文献，开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性的，即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间具有不对称性这样，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且这种转移将持续进行到现代部门把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直到最终产生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

按这一模型的假设，“刘易斯拐点”就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多是从这一模型出发，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庞大，城镇又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和失业问题，因此“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 事实上，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进，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引入分析，认为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除提供劳动力外，还能提供农业剩余，从而将刘易斯模型由一个拐点发展为两个拐点不难理解，在这样改进后的模型中经济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和现代部门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农业生产下降，从而引发粮价和整个物价与成本的上涨在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反哺和改造，当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满足现代部门的各种需求时，各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将会迎来经济一体化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显而易见，上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