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皮张氏两烈女碑.docx

          南皮张氏两烈女碑                    马骋笔者藏有一本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由天津直隶书局出版、上海启新书局代售的石印本《南皮张氏两烈女碑》碑帖，落款为“天津徐世昌撰文；天津华世奎书丹”该碑帖书法学颜真卿，气魄雄伟，骨力开张被行家评论为：“在用笔上，笔有千钧，其弩笔犹如苍松翠柏，挺拔厚重，行笔、住笔皆出中锋，于法度端严中求灵巧之变，肥不臃肿，瘦不纤弱，举重若轻，变化生姿，拙中藏巧，巧中又寓拙，一股书卷之气飘然而出天津有座“世奎桥”，即以《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书家华世奎命名桥边立有花岗石石碑一块，上书“华世奎（1863—1942），书法家，号壁臣、思闇，天津人，曾以内阁阁丞身份书写清帝退位诏书书法宗颜体，气魄雄伟，骨力开张书丹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今存天津中山公园曾居天津意租界”华世奎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犹以颜体见长，走笔取颜字之骨，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再看碑文撰写者徐世昌，曾任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如此显赫的政治人物与书法家为两名女子书写碑文，她们究竟为何许人也？细观碑文，其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民国五年（1916）在直隶省天津卫发生的一起轰动津门的惨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两烈女为亲姐妹张立（立姑）、张春（春姑），原籍河北南皮县偏坡营村，后移居双庙村祖治安尝徙武清，为子绍庭纳妇金氏，生两烈女”两女之父张绍庭到天津做买卖折本，为了谋生向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以养家糊口，妻子金氏“率两烈女”靠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但是张绍庭“素迂呐”，有一天将租借的人力车弄丢了车行老板不断派人到张家索要人力车的赔偿，张绍庭赔不起，“夫妇相于泣”有个无赖叫戴富有，专门“布党羽四方诱致良家子女居奇谋利” 这个时候打听到了张绍庭的困境，又知道张家有两个女儿，就派其党羽、与张绍庭相识的王宝山到张家假意相劝：“徒泣无益，有两女得一聘金可尝也张绍庭于是将次女春姑许字戴富有长子，于清宣统二年（1910）签下婚书不久张绍庭去世，戴妻马氏到张家，假惺惺地说“吾不忍戚党孤寡”，無依无靠，并将金氏母女骗至家中居住，并劝金氏改嫁，而欲留两女在家中金氏于是迁居西门外千佛寺旁租房居住，戴富有却将金氏大女儿立姑强行留下，直到邻居们报警，金氏才得以将立姑领回戴富有不肯善罢甘休，“逐以金悔婚讼诸地方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以无证据为由驳回戴富有于是毁前约，伪造金氏长女张立许配戴家长子，次女张春许配戴家次子的婚书提交直隶省高等审判厅，并指使其党羽王宝山在庭上作伪证，于是高等审判厅“厅判两烈女具归戴有”。

戴富有于是遣王宝山来张家要人，并别有所图（一说是欲卖入娼门）金氏“张皇无措，两烈女已潜置毒物，伺母寝熟吞之，翌日毒发俱死”时年立姑只有17岁，春姑仅为14岁两位烈女为反抗直隶省高等审判厅的无理判决，以死抗争，被逼殉节消息传出，津门哗然，知情者无不为之动容！戴富有、王宝山等闻讯逃之夭夭在津的南皮张氏族人，认为这是张氏家族的奇耻大辱，遂联络天津的各界名绅，出面抱打不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高等审判厅不得不推翻原判，发拘票缉拿肇事凶手，为双烈女出殡建祠，以示抚恤昭雪1916年5月8日，《大公报》报道了两烈女出殡的消息：“本埠西头千佛寺前张姓姐妹同时殉烈，即该处绅商各界以两烈女有维风化，特定于阴历本月初六为之出殡等事已纪各报，兹悉此殡期改为下星期（阴历四月十三日）午前十二点”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人将两烈女的故事搬上舞台1916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本埠文艺、醒民、益智三剧社定于本月二十六日起在日界天仙舞台试演新剧三日闻二十六日晚演《红拂泪》，二十七日晚演《衣冠禽兽》，二十八日晚演《津门双烈女》等剧云除新剧外，两烈女故事还被改编为评剧，1983年，该剧又被天津评剧院搬上舞台，受到观众欢迎。

两烈女安葬后，清末重臣张之万的长子张瑞荫，令其管家将金氏母子接回原籍南皮利用办丧事各界所捐剩下的余款，会同张氏家人在南皮县城里文庙东侧，建“双烈女祠”，并立碑刻石以记其事，碑名为《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由张瑞荫撰文、华世奎书写，这块石碑“文革”时期被毁金氏母子初居烈女祠西厢房，后来迁居双庙村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扩建“新北”电影院，原烈女墓影响建设，双烈女遗骨由其弟、弟媳搬运回南皮，葬于双庙村西北，墓旁的石碑则移至中山公园据老人们回忆，当年这块碑曾倒放在地，后来时局不稳定，石碑一度被人们忘却，静静地在中山公园内躺了几十年，导致石碑正反面字迹的风化程度明显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忘却使“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在“文革”中躲过一劫直到1984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前后，石碑才被重新立起目前，收藏界仍然有不少人将《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与《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的拓片混为一谈，其实两块碑的地点、撰文、内容都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碑文均为华世奎书写行家认为，华世奎的颜体为颜真卿后第一人胡问遂先生在《试说颜书艺术成就》一文中认为，颜真卿独创的“屋漏痕”笔法，华世奎先生在书法实践中更加具体化，归结为“内颤”和“外颤”在行笔中内颤用提笔，外颤用按笔。

提按互相提携，写出的笔道则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具有一定节奏的韵律感，好像在那微微颤动的笔道中孕育着无数个音符在跳跃，写出的字出于自然而无丝毫的雕琢之意2016年11月25日，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一件老舍先生生前收藏的华世奎《南皮张氏两烈女碑》拓本册页（五十八页），后附老舍题字：“华世奎字壁臣，祖籍江苏无锡，世居天津自幼勤学，三十中举，同年步入仕途，出任内阁阁丞，辛亥革命后归隐天津书学颜真卿，此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圆润端庄，凝重大方，予朝夕临之己丑嘉平月，老舍该拍品最后以34500元成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了侯杰、陈晓曦所撰《事件·文本·解读——以民国时期“双烈女”事件为中心》文中通过对当年的报刊文本、碑刻文本、诗词及戏剧文本的解读，认为“文本作者的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从双烈女在文本中的某种缺席，可以断定男权社会女性个体价值的否定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然而直隶高等审判厅对婚约证据（虽然是伪证）的认可表现出当时的法律对包办婚姻的认同，如果放在当今，哪怕不是伪证也都是非法无效的证据，因此这是文本固有的史料价值。

如因文本的时代特征而指责其“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成为男性当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的命运”笔者认为如此脱离时代背景的指责未必客观、公正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般的批判与“男女平等”的倡导，使得近百年以后的这类批判显得老生常谈而苍白乏力，而且也贬低了这些文本应有的历史文献价值该事件文本的价值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从个人层面上，张氏姐妹面对直隶高等审判庭徇私枉法、助纣为虐，以死抗暴，不向强权低头，舍生取义，表现出铮铮傲骨与凛然正气，这是虽为“草根”阶层但仍然应有的个人气节；二是从社会层面上，面对张氏姐妹如此社会底层成员，当时的政界要人、士绅名流不嫌其“低端”，而为其竖碑立传；广大百姓也无不为之动容，形成万人空巷送殡之势，纷纷募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甚至不辄成为当代社会一面历史的镜子编辑：沈海晨 mapwowo@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