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docx

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 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 关于这个部门在明清时期的 发展 情况，学界已有颇多 研究 [2] 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这种出版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 社会 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江南在宋代就已在 中国 的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还不是最发达之地到了明代，情况丕变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对手一直是福建建阳，但后者万历以后逐渐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3] 而在江南，出版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4] ，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 文献 ，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5] 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

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四个重大变化一、官营与私营出版印刷业的消长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 影响 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商业化的出版事业明初南京因系全国 政治 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赐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１，７００本，二十余王共４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５７，１６０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５８０名，在局印制宝钞[6]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出版印刷业。

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文公家礼仪节》等１０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如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等，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要籍万历初又出版了《子汇》２４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頫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９种，以供临摹 学习 。

其出版的 科技 书有《天文志》、《营造法式》、《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栽桑图》、《算法》、《河防通议》等；医药书有《大观本草》、《脉诀刊误》、《寿亲养老新书》南监所印之书甚多，据黄佐《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篇“记刻样本末”中所记，著录约二百种左右，分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９类，并于每书下注明存板或好板、坏板、断板、裂破模糊板面数周弘祖《古今书刻》南京国子监著录２７１种（其中“制书”类改作“本朝书”，凡１３种），杂书最多，共９１种，次为普通经书、史书、诗文集子书各数十种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南监补刊正史，不特有近百名监中学生写字、校对，又有学生亲自刻字的这种学生实际参加书籍出版的情况，是宋代、清代的国子监所没有的[7] 到了清代，虽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书籍和文告，但官营出版印刷业已经衰落，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矣此时私营出版印刷业早已取代了官营出版印刷业的地位，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力明清江南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家，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同时也拥有众多的书籍爱好者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8] 。

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人羡称毛晋以高价大量求购各种善本书籍，积书多达八万四千册为了与天下人分享这些资源，毛晋不惜耗费重金，在家设立“印书作”，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１０万片虽然毛晋并未求牟利，但是在他殁后，毛扆说“其板归叔兄，今质于他所”[9] 这些书板被典押出去之后最终归宿不明，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于商业化印刷，因为象毛晋那样有钱而又甘愿为古籍传播贡献出一切的人士，终归是很少的许多家有藏书的文人，即使自己无力刻书牟利，也往往与书商联手例如冯梦龙（吴县人）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的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则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小说］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因取古今来……可新听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即《初刻拍案惊奇》），交书贾刊出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营出版印刷业就已有颇大发展从明人彩绘的《南都繁会图》卷可看出南京市面繁荣的情况，有“刻字”、“镌碑”等市招胡应麟说：“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0] 所以有的书坊就写上“三山街书林”或“三山书坊”等字样。

张秀民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有５７家，稍少于建阳而多于北京南京书坊以唐姓十二家为最多，次为周姓八家[11] 乾嘉时的南京有私营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2] ；“雕引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13] 苏州书坊更多在明代苏州府附郭县――吴县与长洲县，据张秀民整理的资料，已知的书坊就有３７家，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 康熙十年出版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5] 道光时苏州印刷品“贸易四方”[16] ，同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7] 转贴于 二、印刷技术的进步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活字印刷术未见用于明代江南官营出版印刷业中，因此可以说是私营出版印刷业中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出现于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胡应麟说：“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魏崧说：“活板始于宋，……明则用木刻”龚显曾则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18] 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

兆稷在序（牌子）中说：“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19] 由此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华珵就是一例他虽然以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编的丛书《百川学海》而闻名，但也积极追求活字印刷，“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板，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20] 祝氏认为华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书很快，而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也是深有益于人的康熙《无锡县志》卷二十二也说：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21] 明代江南私人藏有活字板者不少例如南京国子监生胡旻有“活字印”，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曾有人借它摹印《庄子鬳斋口义》万历时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己的著作《冶城真寓存稿》数百本，以赠送朋友所谓“合字” 或“活字印”，即为活板字民间书院有活字板也起于明代常熟人钱梦玉，曾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其师薛方山中会魁的三试卷[22] 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面提到的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而以苏州一带为较盛[23] 。

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我国创用铅活字，首见于明代常州可惜明代常州铅印本没有传下来使用铜活字印书比铅活字普遍明代中期南京张氏就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常州也有铜板，称“常州铜板”，当时颇为有名，但未见流传下来，今日可知者，只有嘉靖间开州人藏书家晁瑮见过《杜氏通典纂要》、《艺文类聚》两种[24] 在苏州，明代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过去藏书家著录，均作为铜字印本常熟周堂曾用福建书商游榕、饶世仁的铜字排印《太平御览》一百余部以上诸家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的“近时三吴好事者”明唐锦《梦余录》谓“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铜字印刷方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25] 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出版家华燧与安国华燧（１４３９－１５１３年），华珵之侄，字文辉，号会通，“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日：‘吾能会而通之矣’”[26] ；“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君有田若干顷，称本富，后以劬书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27] ”。

他自己说：“始燧之为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28] 当时有人打算把《朱诸臣奏议》重新刻板，而怕费用浩大，就请“会通馆活字铜板印正，以广其传”，在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印成５０册这次因为试印性质，对于金属活字不易受 中国 墨的技术 问题 ，尚未解决，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的参差不齐因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双排，看起来正大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印刷质量不高，但恰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华家小铜板”用大字印的称“大铜板”后来他又陆续印行卷峡浩繁的《百川学海》、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谢维新的《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十六史节要》也用铜板印行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又印了《君臣政要》与《文苑英华辨征》等他印的书，版心下方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字样，多为白纸大本，有的纸张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粘成一页会通馆印书可考者约１５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八种，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以前，相当于欧洲１５世纪的“摇蓝本”，在印刷史上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