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_论文.docx

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 [摘 要]在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过程中，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亚洲经济圈”理论，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构建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重构了亚洲史研究亚洲区域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特别是从注重空间领域把握亚洲的近代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对这一理论的简要评价 [关键词]滨下武志 网络模式 海域模式 地域模式 亚洲区域观 滨下武志先生现任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任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学术》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1998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所长滨下武志先生曾任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教授 滨下武志教授早年在东京大学专攻东洋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在日本属于亚洲学派，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江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问，即国学、汉学、兰学，东洋学一说是西方学术进入日本以后才有的提法，其在原有的汉学基础上，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展开对东亚历史的研究从西洋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京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而日本学者杉原薰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属于西洋派角度；川胜平太治日本史的研究，属于国学派或者日本派。

滨下武志教授属于汉学派，治亚洲史、东亚史和中国史研究滨下武志教授以上海为研究突破口，研究亚洲的国际性商品——中国的物产对白银比价的变化的研究，论证国际性、区域性和地域性的金融变化问题——货币、钱庄和票号等关系因此，滨下先生的研究以上海为突破口集中在中国和亚洲现代化问题历来的关于中国近代金融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问题，滨下先生则主张从地方和地方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比如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以江南一带为核心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滨下先生试图从亚洲的角度来研究亚洲内部关系以及亚洲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滨下武志先生的核心史学思想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亚洲的近代化（日本的学者的习惯用法，中国的学者也沿用了这一用法但由于罗荣渠教授的贡献，中国的学术界采用了现代化的用法，亚洲近代化是指亚洲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东亚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因而，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与“冲击——回应”论不同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这样，建立了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亚洲区域的研究模式”。

[i] 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的可能性 1． 超越“西方中心”观 过去，历史研究是以“西方中心论”占主体地位比如对于亚洲现代化研究一直占主导观点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1]：“主要是将西方视为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片面冲击着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社会结构 [2]通常认为鸦片战争就成为亚洲现代化或近现代史的转折点，而这正是从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事实上，根据琉求历代宝案的记载认为，1838年，道光皇帝的上谕表明清朝自身试图对以往的朝贡以及朝贡贸易进行一个大的转换[3]鸦片战争中的朝贡体系问题反映了亚洲经济圈的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真实情况鸦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中央权威与南方商人的商业利益之争道光皇帝在1838年就曾试图改变原先的朝贡贸易体系，因而在近代的变局中，所谓西方主动而东方被动的一贯说法未必是实情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4]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人们开始真正关注战后世界史的巨大变化――对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普遍性与现代性：欧洲的自我认识等同于世界认识的观念提出质疑，开始探求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

[5]因此，不仅要对西方中心观进行检讨，而且要对非欧洲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和认同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西方中心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诚然，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总结出其相应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 2．亚洲模式的可能[ii] 实际上，世界史的西方中心观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问题，历史研究不应局限在时间范畴，以国家与民族的唯一主体为核心（更为严重的是，原有的历史研究以西方国家与民族为主体）既然将历史视为排他性的必要存在的国家与民族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主体，那么历史的方法也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历史叙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再是以往的‘历史学’，而是将进入一个根据记录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书写历史’的时代 [3] 要超越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与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全球史学的出现也带来了本土史学、地域史学的勃兴，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真正认识亚洲的历史，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恐怖问题、老人问题等等的办法。

即要强调地域主义的亚洲，又要强调全球化的亚洲：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要注意全球史学之东亚的本土化，而且更要加强东亚的本土化史学的建设之东亚的全球化战后东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视野把握，例如，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从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变动，比如英镑的国际化问题，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如果美元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该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圈将发生什么变化？亚洲是否要出现与欧元一样的统一货币？等等问题，我们应该提前作好准备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亚洲经济圈”理论成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内生机制研究的起点，[6]从而构建了“亚洲取向”的研究模式 因此，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是“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3]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 在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关于亚洲经济圈的运行、转化和发展，以及亚洲近代化的动力和历程等问题，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研究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西方世界以及亚洲问题，这是以国家为主的历史观、亚洲观，内容比较简单，并且也不符合亚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现代化发展。

而“以地域关系来讨论亚洲的区域模式，特别是历史上的区域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式 [7]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模式包括地域模式、海域模式、网络模式、朝贡模式、腹地模式以及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等等由于这些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其内在纽带和原动力，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圈亚洲经济圈”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为基础，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成的，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8]这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不可否认，因而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西方如何融入亚洲早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圈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另一番同等重要的研究从而形成亚洲的地域研究和区域研究 如何研究亚洲区域内的关系？亚洲经济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模式？通过对东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为核心的所形成的网络与体系历史研究来确定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

1、 网络模式 网络模式是从网状结构出发，考察点与点结合的经纬关系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以经济史而言，网络市场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但如果严格的解释是网络居于中介地位，使制度可以权宜改变而较为弹性的作法 [7]滨下先生特别关注对“中介地”研究、朝贡体系和华人网络研究 首先，“中枢地”研究为亚洲地域研究的起点：以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马六甲、琉球为中心而形成地域关系这是“亚洲经济圈”研究的基础，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亚洲经济圈的地域中枢地位和金融中枢地功能因而，滨下武志教授重点以上海和香港的研究为中心，考察华南与东南亚的地域内的、地域之间的区域关系例如，从人、物、财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之间关系之时，首先考察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所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从而建构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一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正是由于这些中枢地的存在使亚洲的地域圈相互影响而形成“亚洲经济圈”。

它们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朝贡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数世纪以前中国开启的朝贡制度，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整合系统，涵盖了亚洲和东南亚朝贡制度不仅包含两个国家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更包含着一个像卫星似的朝贡关系——曾几何时，越南向老挝和高丽索取朝贡，而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也派遣朝贡团到日本，琉球的国王在清朝/德川年代，也分别与江户（东京）和京师（北京）有朝贡关系——从而在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 [9] 这种网络关系与西方的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不同，朝贡网络秩序则是一个涉及内部与外部的广域空间模式，体现着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相互关系，塑造了亚洲的大地域主义：“牵涉宗主权和周边的主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南北关系、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大陆的开闭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现在的亚洲演变成以南方为主、以周边为主、以海港和海关为主、以地方为主的时代，以及未来以华南为主的可能性等 [7] 再次，华人与华侨网络是亚洲地域研究的主体之一，空间展开的重要主体华商对亚洲的近代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商人仍然十分活跃，上海、广东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城市投资设立棉纱厂，以上海为核心的经济流动对日本商人形成巨大冲击，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

中、日、朝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三角贸易关系华商在东亚（含东南亚、东北亚）的纽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在东亚历史体系中，华人网络模式是近代亚洲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0] 2、 海域模式 注重对亚洲海洋的研究是滨下武志教授学术的重要思想亚洲区域模式的一种形式 首先，“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亚洲海域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海、黄海、南海，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大陆有西里伯海、阿拉福拉海、珊瑚海、塔斯曼海等以上各海域连续起来，使得海洋与半岛、岛屿之间互相联系，构成历史上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沿海的作用性和以国家为主的地域关系不同，它是以海域为主关系特别是亚洲的海域关系，比其他的大陆如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等更为绵长[7]这是亚洲特色，也是海洋亚洲的重要内容 其次，海洋的历史或海洋问题研究与陆地的历史或陆地问题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