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称雄商界的广州十三行.pdf

王中亚2000 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起航；300 多年前，中国的近代外贸则是从广州十三行开端 十三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 是清代朝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 “ 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人称 “ 红顶商人”，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它包括怡和行、广利行、同孚行、东兴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同顺行、学泰行、东昌行、安昌行等知名商行创建于康熙年间的广州十三行， 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因此独享一方繁华当时，这个远离帝京的南方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 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 “ 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清代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曾在一首 《 广州竹枝词》中写道， “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无疑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繁荣兴旺景象的真实生动的写照官方设立的对外贸易 “ 特殊组织”自唐宋以来， 广州一直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商贸港口之一， 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 尤其是在康乾时期得到了迅速崛起， 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特殊组织。

康熙二十四年， 即公元 1685 年开放海禁后，朝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 广东海关设立通商之后， 广州商人对华洋贸易统一经营，没有专营外贸的商行 不久，两广总督吴兴祚、 广东巡抚李士祯和广东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 住税的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的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 行税的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的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广东海关的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为 “ 金丝行”，后者称为 “ 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 虽然称作 “ 十三行”,但其实有多少经营外贸的商行并无定数，时多时少，多则数十家，少则几家，只是偶尔才正合十三家之数乾隆十八年， 即公元 1753 年，十三行改制，业务被一分为二，专营海外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商行叫作“ 外洋行”， 经营出海贸易的商行称为 “ 海南行”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 年，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即今日泰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 “ 本港行”；而海南行则改称“ 福潮行”， 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

这一时期，往来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 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 税收和外交多重性质和职责的半官方组织 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陶瓷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 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 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了称雄于商界的行商集团广州十三行作为清代官方设立的对外贸易特许的商业组织， 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的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 因此，整顿十三行经营制度，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 成为了朝廷对外贸易的重中之重乾隆十年，即公元 1745 年，朝廷从广州十三行中选择了五家殷实大户作为保商，建立了保商制度 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务，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商品，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 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虽然享有优先的权利， 但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则必须先行垫付 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务， 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 并负责约束外商的不法行为 这样虽然加重了十三行的保商责任， 但是也扩大了十三行在外贸经营中的优势地位。

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世称为 “ 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宫廷指定采办洋货的 “ 御用商人”作为官方设立的“ 特殊组织”，广州十三行一直为官方所左右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 皇帝后妃对海外洋货的强烈欲望大大助长了督抚、 海关等广东地方官员倚重十三行竞相采办洋货之风， 从而带来了宫廷内苑经久不衰的“ 洋货热”这无疑使十三行增加了一条营销洋货的重要渠道广州十三行每年为皇室宫廷供应洋货， 后来便形成了制度 他们“ 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等工艺品和生活用品采办洋货也从自由购买和随时进献改为先由皇帝后妃提出具体要求，再由十三行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然后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广东海关监督按规定进献，每年一共进献四次在清宫 《 进单》、《 贡档》 等史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实行了 “ 一口通商”政策之后，皇宫内苑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都是由广州十三行采办输送的乾隆年间，宫廷每年进口洋货上千件， 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就有数百件为了取悦皇帝后妃， 长期保持营销宫廷御用洋货的重要渠道，十三行每年还以 “ 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 5.5 万两白银，为皇室承办贡品提供经费。

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 其每年开销的白银在 3.5 万两左右 由此可见， 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满足了御用洋货的供应， 而且也在财源上支持宫廷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作为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 十三行还成为意大利画师郎世宁、 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等各类西学人才进入宫廷的中转站除了承担固定的采办任务外，十三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即公元 1729 年，十三行奉命采购内廷配药所需， 其中就有在当时尚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 斤 乾隆三十年，即 1765 年，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 广州十三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 万斤乾隆五十二年，即公元 1787年， 广东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了一道圣谕， 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 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成为皇帝后妃们倚赖的“ 天子南库” 到了乾隆年间，全国实行闭关封港的 “ 一口通商”政策，从而使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进入了空前未有的极盛时期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 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 桅樯如林，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

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 是大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口通商”政策下的 “ 外贸特区”乾隆年间， 英国商人多次违反大清朝廷的禁令，并有 “ 移市入浙”的趋势， 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 让浙江宁波成为另一个澳门 这种形势引起了朝廷的不安与警惕， 认为江浙是华夏文明礼仪之乡，而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如果让外国势力打进去， 会使大清王朝处于不利地位 加之广东海关海防也比江浙海防坚固， 有利于防范外商的不轨行为并保证各种税款的全面收缴 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广州十三行的生意和利益在制定 “ 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皇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的关税， 以迫使海外商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 “ 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 ”然而，这个策略并未能阻止海外商船北上浙江 于是，乾隆皇帝断然实施 “ 一口通商”的政策， 下令所有海外贸易都必须由广州港进行从此，大清王朝开始了长达 85 年的 “ 一口通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 广州港成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 而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商贸通道， 也成为大清王朝开展进出口贸易的 “ 外贸特区”，独享外贸垄断的特权。

尽管 “ 一口通商”实际上是一种对外贸易的自我束缚政策， 但在客观上却孕育了一个被誉为 “ 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中外进出口贸易交流中心 当年十三行经营的商品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实行了 “ 一口通商”政策后，经广东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了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没有实行 “ 一口通商” 政策的乾隆十九年， 即公元1754 年， 海外商船到达广州港 27艘，收入税银仅有 52 万两 而到了实行 “ 一口通商”政策的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 1790 年，海外商船增至83 艘，收入税银达到 110 万两 到道光二十年， 即公元 1840 年前，海外商船多达年 200 艘， 每年收入税银突破 180 万两在进口贸易兴旺发达的同时，出口贸易更是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因为实行一口对外通商，全国各地都把货物运到广州， 十三行经营的商品品种多达 80 余种 其中以茶、丝、瓷器、棉布、药材等为主要出口货物 当时出口商品的一个显著变化， 就是丝绸的首席地位被茶叶所取代 17 世纪中叶，饮茶风气风靡了整个欧洲，成为社会风尚中国茶叶更是当时欧洲人不可缺少的日常饮料。

17 世纪至 18 世纪，仅从广州运至英国的茶叶每年就达 2 万磅， 茶叶成了鸦片战争前广东出口量占第一位的商品 清代学者魏源在 《 海国图志》中记载：道光十七年，广东出口英国茶叶三十余万石，共值银四百余万两……美利坚国购茶价值三百六十九万两白银， 共茶十二万余石； 荷兰岁需茶三百八十万斤不等； 法兰西二十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 由此可见，中国茶叶此时不但畅销欧洲，而且还远销美洲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广州茶叶平均年出口值高达 1207 万白银， 约占当时出口总值的 60%广州对外贸易可谓是财源滚滚，因此被誉为大清王朝的 “ 天子南库”由于广州成了大清王朝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 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全都汇集到了广州港，这使广州走上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快车道 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 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 外国商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的语言，形成了一道洋味十足的特殊风景 道光三十年，即公元 1850 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开放型商贸城市。

当然，广州十三行也从 “ 一口通商”政策中受益匪浅， 得以积累大量财富有一首当年流传下来的 《 岭南乐府 · 十三行》中描述道： “ 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 ”鸦片战争改变了 十三行的命运到了近代， 大清王朝国势日益衰落， 广州十三行也历尽了岁月的繁华与沧桑 实行 “ 一口通商”政策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贸易大潮，但是在对外贸易中却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并获取暴利道光十八年，即公元 1838 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赶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在虎门销毁了查缴的 2 万多箱鸦片，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 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 决定派出远征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这场战争史称 “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 大清朝廷下令断绝中英贸易， 广州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交易对手， 海外洋货来源寥寥 为此，道光皇帝下令“ 不必多方购求西洋物品”，每年进贡洋货的定制也随之取消 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 1842 年，朝廷又下令停止广州十三行经营外贸的特权和各种优惠政策， 广州十三行统揽对外贸易的 100 多年的大好时光至此戛然而止， 以广州十三行为依托的宫廷洋货热潮也成为尘封的历史。

中英 《 南京条约》签订后，朝廷在公元1843 年下令十三行的行商偿还 300万两白银的外商债务， 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从此走向衰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 南京条约》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深深打上大清王朝御用官商烙印的广州十三行，从问世那一天起，其命运就注定与大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十三行从此失去了对外贸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