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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高官李端棻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 戊戌变法论文范文第三篇 　　摘要：甲午战后至戊戌变法期间言新政之大员颇多, 李端棻为卓著者之一李端棻被康、梁视为"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应当从戊戌变法前后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中审视;李端棻支持康、梁, 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的认识和倾向上有比较坚实的共同基础, 但从政变前后的一些环节来看, 将李端棻说成是一个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的康党派, 尚有讨论的余地 　　关键词：李端棻;戊戌变法;新政;康有为; 　　戊戌政变后不久, 康梁在流亡日本初期匆匆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有对康党核心成员李端棻的评价, "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此一评价流传甚广, 亦被论者引用多次此处"二品";应当视为高品级官员如尚书、侍郎或督抚以上, 非精确衡诸官爵品秩, 但显然"戊戌六君子";并非此列对于变法中的重要角色李端棻来说, 这一评价也不为过, 是颇为中肯的不过, 毕竟此话是康梁一派所言, 不免有为自己人溢美之嫌只有回溯到变法活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 对与变法有关的各方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 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的认识, 进而对戊戌变法本身亦可多一种观察和了解, 或许也可减轻一些论者的疑惑:何以被视为"言新政第一人";的李端棻在戊戌变法方兴未艾的研究中似乎并未占据十分显目的位置?如果其位置没有康梁所言之高, 那究竟应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才较为公允?笔者尝试作出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戊戌年间的"言新政"; 　　戊戌变法并非突兀而起, 一般认为, 其前期的酝酿当自甲午战争以后所掀起的自强救国浪潮起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四月十七日, 光绪帝于《马关条约》换约后第三天所发布的朱谕要求:"嗣后我君臣上下, 惟当坚苦一心, 痛除积弊, 于练兵筹饷两大端, 尽力研求, 详筹兴革勿存懈志, 勿鹜空名, 勿忽远图, 勿沿故习, 务期事事核实, 以收自强之效";此后, 各地条陈不断上达, 一时形成空气不过从谕旨上看, 被视为国家急务的首先是练兵筹饷, 然各类政务的推进受制于人才匮乏, 此亦成为其时的共识之一, 汪大燮便在致汪康年信中言及:"京中言变法者甚多, 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 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 恐必糟无疑";【2】故兴学也成了一时风气, 而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 (1876年) 五月初二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则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奏折上奏后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议复, 王文韶于是年七月十三日记:"总署咨到七月初三日议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 语多中肯";, 同时也认为"风会所趋,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物穷则变, 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 则此风气之开当尚在数十年以后也。

亡羊补牢未为晚";稍后九月二十六日, 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称"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一折, 洞见本原, 当蒙采择";亦可见李端棻的奏折恰逢其时, 在当时诸多类似的奏折中影响当属最广, 此方面已讨论较多, 兹不赘述 　　但如果我们了解甲午至胶州事件之间朝中和地方官员的大量陈奏, 便可知道"言新政";者盈廷, 李端棻固然是其中的卓著者, 但显然不可径称为"一人而已";即使是在政变后守旧人士对变法的的责备中, 我们也可发现李端棻只是言新政大员之一而已《戊戌履霜录》中称:"日难初平, 德衅旋发于胶, 士论嚣, 庙谟不定, 一二行险侥幸之徒, 托名忠爱, 鼓煽公卿, 于是李端棻言学, 荣禄、胡燏棻言兵, 翁同龢议设昭信股票, 新政始萌芽矣";357因属事后责难, 固然有诸多不实之言, 如把李端棻等人言新政视为"一二行险侥幸之徒";"鼓煽";所致然胡思敬所言有值得注意之处:守旧派眼中言新政者除了李端棻、胡燏棻和翁同龢外, 甚至还包括被大多数人习惯性视为守旧的荣禄, 而恰是政变后康梁一派对荣禄的极端诋毁才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我们过去对荣禄的认识这不得不提示我们戊戌变法的"言新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甲午以后荣禄、胡燏棻等人颇为"言兵";, 不仅"言";, 而且实在从事新式军队的创建, 声誉卓著如果将眼光放宽, 除了以上数人, 地方督抚中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引领新政由来已久, 已经成为清季不少大员的共识, 此点亦为学界所共悉正因为如此, 政变后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才说:"康有为自称此次变法者为维新党, 且自名曰党魁中外报馆不察, 群以变法推之, 可谓侥幸得名";, 而"各省士民皆不服此议论, 诚以中国采用西法, 不自今日始, 更不自康有为始我皇太后垂帘听政, 先后二十余年, 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 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 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 福建设船政局, 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 皆内外公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 都蒙皇太后俞允";"中国变法之勇之善, 无逾我皇太后者我皇上禀训承志, 亲政以来, 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 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 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 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 都蒙皇上俞允";揆诸史实, 虽多有对慈禧的恭维, 然大体应当说是成立的这就提示我们, 康梁称赞李端棻为"一人而已";, 显非仅从清季举行各类新政的一般情形而言。

　　二、为何是"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事实上, 如不少论者所提及, 从清季的洋务运动至甲午后的意图革新再至庚子以后的清廷政举, 是有着一定连贯性的, 然其间的一个突变便是戊戌变法, 而李端棻被康梁视为"一人而已";更应从政变的时间节点来看就李端棻来说, 其《请推广学校折》虽然掀起了创办学堂的热议, 然上奏以后的实际执行依旧困难重重戊戌年 (1898年) 六月十一日上谕催促"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派绅士督办等语着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 派令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 随时禀承督抚, 认真经理该督抚慎选有人, 即着奏明派充, 以专责成而收实效";817-818包括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其他奏议往往也推行困难, 如苏继祖所记:"李端棻奏请删改简明则例以杜吏胥任意准驳之弊一折, 着照所请, 各该衙门迅速办竣具奏";, 然"奉旨后, 仍是敷衍搪塞, 无一堂官实力奉行者";338这就让我们对戊戌变法前表面上十分热闹的各类新政的实际开展情形又多了一层疑虑茅海建先生对戊戌年间的保举做了细致考察, 称其体会最为深切的是甲午战后的清朝"政情萎靡";虽然"惨败、割地、赔款, 激起了战后改革的热情";, 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生活中, 此一种热情被柔软地消磨殆尽";;虽胶州湾等事件的刺激, "再一次激起亢奋";, 然"其前景似无延伸性。

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 清楚地表明, 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并不是励精图治, 而是个人仕途的畅达战败与危局, 居然成了许多人得保举、获实缺、换顶戴的机会";正因为如此, 不愿因循的光绪帝和亟谋变法的康梁才有可能走到一起, 而李端棻恰在此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康梁在戊戌变法时期地位不高, 并无直接上奏权, 如果不是光绪帝亟图革新, 很难想象康党会异军突起从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来看, 戊戌年间康党策划的保举共有六次:第一次徐致靖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第二次由李端棻保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第三次由李端棻保康有为;第四次是由徐致靖保袁世凯;第五次由徐致靖保懋勤殿人士;第六次是王照保懋勤殿人士除了张元济、袁世凯外, 都是康党的主要成员539而从对康党领袖康有为的举荐来看, 起主要作用的为翁同龢、高燮曾、李端棻、徐致靖等四人不过翁氏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颇大, 因此在大力保举康梁一派的朝廷大员中, 唯有李端棻一人然我们要注意到, 对康有为一派的保荐和支持是以光绪帝亟图振作为前提的, 如徐致靖当时地位并不高, 也"非为亲近之臣";, 与康有为的交往很可能始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初, 却很快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他的保折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力";。

对此, 茅海建先生认为光绪帝在不同背景的诸多保举中"最关注的是徐致靖、李端棻、陈宝箴等人的保举, 尽其权力而从之";, "也就是说, 光绪帝内心中相当清楚各派系的政治企图, 也有亲疏之别他也打破常规, 从保举官员中直接任用小臣, 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刘庆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江标、郑孝胥等人而对于荣禄的保举, 他的态度就相当的低调";因此, 李端棻的保奏应当被置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来看, 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大员地位鼎力支持康梁, 但也是因为康梁此时圣眷正隆, 他的支持才能得到光绪帝的认可和赞许, 这其间的互动并非是单向的如李端棻六月初六上折中其中一项是"删改则例";, 大多数部门和职员对此都是虚与委蛇, 但并不敢明着抵制, 因为这样会"与皇上、康氏为难矣";338 　　而李端棻也在戊戌变法不断的深入中愈显突出, 这其间最重要的便是上折支持康氏开懋勤殿"开懋勤殿议制度";是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最核心的内容, 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将之驳回, 光绪帝又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重议而"康以李端棻出面, 再提此策, 当属施加压力";正因为如此, 光绪帝未将李端棻奏折交总理衙门、军机处议复, 而是另请重臣, 当日发下交片谕旨:"李端棻奏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一折, 著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切实核议具奏。

";黄彰健先生指出:"开制度局, 小臣不言, 而大臣言之者惟李端棻";46因为此项变动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 虽然之后戊戌政变发生, 并未能实际推行, 然而在政变后从当时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Herald Daily) 和《虎坊摭闻》中我们依然可见都将李端棻列为懋勤殿第一人康派除了通过懋勤殿类似的机构来获得掌握变法的实权外, 同时在朝中和地方推举能支持自己的官员故戊戌七月初, 两广总督谭钟麟病请开缺折递上之后, 康有为随即代宋伯鲁草折, 胪陈谭之劣迹, "臣以为粤东富庶严疆, 宜有忠正通达、讲求时务, 内之若礼部尚书李端棻, 外之若湖南抚臣陈宝箴之流者, 始足以静萑苻而保海疆, 若谭钟麟者, 宜立予褫革, 以正其阻新酿盗之罪";试图以李端棻、陈宝箴等倾向维新的大员取而代之因此, 《国闻报》八月初四日仍以《京寮荐劾传闻》为题刊出消息:"又有人力保李苾园尚书才可大用, 劾谭文卿制军守旧贪污";虽或是报纸流言, 仍可见作为朝中大员的李端棻与康梁在戊戌变法进程中的关系是互动的也就是说, 李端棻支持康梁, 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断将李端棻推向前台也正因为如此, 梁鼎芬后来在罗织康有为罪名时便说:"如尚书李端棻、署侍郎徐致靖、王锡蕃者";, "以康有为势盛而附之, 康有为亦以此三人蹈顺糊涂而爱之";1258。

指斥身居仓场侍郎的李端棻需要附康有为之势显然太过, 对久经宦海的李端棻来说也自然知道所谓"康有为势盛";的底蕴,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了解了康派争取变法领导权的运作手法 　　而通过康党敌对方的考察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对李端棻的认识正是这个给康有为罗织一大堆罪名的梁鼎芬曾经却对康有为推崇备至, 黄遵宪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 是张之洞的大幕僚、康有为同乡梁鼎芬的介绍, "闻梁与康至交, 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 如此评价, 不可谓不高梁鼎芬背后的张之洞也曾经给予康梁不少支持, 但不久便撤销了这样的支持, 反而进行大肆的压制和打击这种打击的原因较多, 且往往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学术之争, 本来《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刻以后已引起不少波澜, 而戊戌变法前不久刊出的《孔子改制考》更是招致更大的反对之声军机大臣翁同龢称康氏"居心叵测";, 孙家鼐指出"康有为之为人、学术不端";, 甚至连颇受光绪帝青睐、在地方推进新政十分得力的大员湖南巡抚陈宝箴亦请旨命康有为"自行销毁";而孙家鼐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