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宗师李侗.doc

理学宗师李侗【课程目标】1. 知识目标（1）了解福建理学发展历史，了解理学大师的理学成就2）配合学校的明理教育，让学生掌握闽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2. 能力目标（1）学会探究过程，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2）学会调查、考证、查阅筛选资料，掌握访谈技巧，提高关于人物传记及历史论文的写作水平生平简介】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二十四岁时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学其师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退居山田四十余年，谢绝世故，终身不仕授徒讲学，答问不倦朱松与其为同门友，十分推重，遗子朱熹从侗学，因此得其传授理学思想侗虽身在山野，但心系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孝宗隆兴元年（1163），病卒，终年七十一岁李侗学宗二程，潜心理学，认为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注重力行，认为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继承二程理一分殊”之说，强调理会分殊的重要性，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同上）。

世人将其与杨时、罗从彦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清人全祖望认为罗从彦在杨时之门，所学虽淳，而所得实浅然而一传为延平（李侗），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序录》）充分肯定了李侗在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侗所著有《李延平先生文集》、《延平答问》等李侗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福建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村乡，且以儒学起家其曾祖名干，官至屯田郎中，辞官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父名熏，官至朝散大夫，辞官后赠中奉大夫父亲名涣，官至朝奉郎，辞官后赠右朝议大夫李侗是其父之幼子，他“生有异禀，幼而颖悟，少长，孝友谨笃”，求学于乡里的学校并有声望李侗少年时性情豪迈，好饮酒，常常夜里醉酒后，骑马奔驰数里才返回后来养成缓慢性格，即使是一二里路程，也常常是行走缓步，从容自得如在家中一样弟子朱熹记述：“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由“初性甚急”，到后来养成“专一详缓”，终日无疾言遽色，改变源于其“潜养思索”的不懈求学政和六年（1116），李侗二十四岁，开始师事罗从彦，研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从容潜玩，领悟于心，尽得罗从彦所传之精奥，遂成为程门三传弟子。

他开始时好看《论语》、《孟子》，后来受罗从彦的影响更爱看《春秋左氏》又因钦佩罗从彦淡泊超然的立人态度，在从学多年后亦退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放弃科举仕途，教授乡里，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以求道为己任朱熹之父朱松与李侗为同门，二人志趣相投，有数十年之交情绍兴二十三年（1153），李侗六十一岁，朱熹赴任同安，途中拜访李侗朱熹自述说：“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在初见李侗之前，朱熹兼修儒、禅，且受禅学影响较深初次见面，李侗就否定了朱熹的禅学倾向，并引导其只看“圣贤言语”对此，当时的朱熹尚有怀疑而心中不服，认为李侗未能理会得禅学而后，朱熹到同安任职，期间听从李侗的劝告，暂弃禅学，精心研读儒家圣贤之书，并逐渐认识到禅学的破绽错漏，于是抛弃佛学而归于儒门可以说，初次见面，李侗的言语引导对此后朱熹思想由禅转儒产生了重大影响绍兴三十年（1160）,李侗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晚景别无他，惟求道之心甚切。

此年冬天，朱熹到延平第三次拜见并正式受学于李侗，朝夕受教数月而后离去经过之前的绍兴二十三、二十八年与李侗的两次见面“论难”，及来往书信的相与“商量”答疑，朱熹此时已从初学禅而转向“儒者路脉”，对佛禅能“操戈入室”，“指其差误之处”且讲学“极造其微处”，“渐能融释”而不为道理所束缚对朱熹为学方向的彻底转变及“进学甚力”，李侗深感自豪与欣慰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天，李侗随次子信甫寓居建安，朱熹到建安第四次拜见李侗，并一起回到延平此年宋孝宗即位，诏朱熹陈述政事朱熹草拟封事后，先寄给李侗审阅李侗回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李侗称自己“不能文，不能下笔”，对封事中有疑虑不妥之处，都已用贴纸贴出，建议朱熹更详细修改李侗虽不问世故，但答问却义理精微，其忠义之心自然体见于文字之中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侗七十一岁，仍多次与朱熹书信往来探讨学问。

当时朱熹将奉旨上殿回答诏问，他就回答诏问时以何事为先请教李侗李侗回信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来也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遗之类，缘有此利诱，故人只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朱熹接受师说用以应答诏问同年，李侗由两个儿子接去养老，从建安到铅山，中途路过昭武拜访表弟并游览武夷山后来被时任闽帅的汪应辰邀请至福唐，因疾病突然发作而卒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陈复斋来延平任职，仰慕李侗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照汉白鹿观在镡溪南九峰下建延平书院，作为奉祠讲学的地方宋理宗淳祐七年（1147），李侗被赐谥文靖元顺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侗被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延平府道南祠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乡居“颓然如一田夫野老”后来朱熹将与其往来问答的书信编成《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简称《延平答问》此书不仅是记载李侗言行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成为李、朱二人传授心法和“朱子授受衣钵”。

清人张伯行说：“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彻始彻终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认为李侗虽不留意著书作文却能答问教人，正是其答问使朱熹之学渊源有自，上承洛学，充分肯定了李侗在道南一脉中的地位哲学思想李侗师从罗从彦，上承龟山、伊洛之脉，立志于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学之传其学说虽师出有门却不泥守朱熹称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朱熹弟子赵致道说：“李先生之学，不但得于所授，其心造之妙，实有先儒之所未言者李侗还以所学接引后学，答问不倦虽其本人性格如朱熹所说，“为人简重，不甚会说”，李侗也称自己“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答问内容多让朱熹“意会消详之”但在师徒的叩问与激发中，朱熹却受益良多，说：“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每一见师学问即有进益的朱熹在《李先生行状》中多论其师“开端示人”之处，概括而言，有“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洒然融释”等几个方面。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侗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上承二程、杨时以太极论理李侗指出其理会有错误，认为太极为至理之源，在天地为理，在二气交感化生的万物包括人中亦存在人与天理一也”，理贯穿万物之始终，因此不能将天地之理与人之理隔截为二李侗不仅以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本源，还论阴阳二气及其交感化生万物，朱熹以仁为心之正理，将人与禽兽相区别李侗认为朱熹所说有所窒碍，仁是天地之理，万物的生成都有理有气，万物从本源上都是理，理贯万物之始终且“无顷刻停息间断”，但在气化过程中万物又因各自禀受的气有“秀”、“偏”之分而产生差异其中人得五常中和之气最灵秀，其他物只是得气之偏因此理非“惟人独得之”0此处，李侗虽没有直接将万物生成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但其所说的“本源则一”即是“理一”，也即仁，万物由于禀气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即“分殊”李侗以理本气化不仅说明万物之化生来源，而且也从本体的角度论证了“理一”与“分殊”的客观存在在解说张载的《西铭》时，程颐、杨时以仁义论说“理一而分殊”，李侗继承二人之说，亦以“仁只是理”关注“理一”与“分殊”的伦理内涵，强调知仁李侗继承发挥杨时之说，注重从“知”字上下工夫理会“仁”。

他认为本源是“体用兼举”的，只有从知觉的角度下工夫理会，才会“透彻”、“了了”本源之分殊，才能达到体用兼举的学术宗旨对此，朱熹理解说：“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对朱熹的理解，李侗加以肯定，称其“概得之”虽然李侗为学宗旨是注重体用贯通，“理一”与“分殊”兼举，但为与“异端”之学相区别又重视对“分殊”的论说朱熹在问学李侗之初留意禅学，为李侗所不许李侗用“理一分殊”之说引导朱熹辨别儒与异端李侗认为儒学和异端之学的区别，主要是对“理一分殊”之旨、特别是“分殊”的认识与掌握不同，主张对“理一”，即“一视同仁气象”的理解并不难，对“理一”的把握也并不能将儒与异端真正辨别开，重要的、难得的是对“分殊”的把握，只有在“理一”的基础上认真仔细地理会人伦日用等分殊才是儒者气象，也才能真正划清“吾儒”与“异端”的界限诚然，朱熹在李侗的引导下又超出李侗之思想范围而转向重视“分殊”之穷理，但李侗强调“分殊”主要是为了将儒学与“疑似乱真”的异端之学区别开来，而其“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的重“分殊”思想也是对杨时注重“分殊”的继承与发挥。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李侗上承师门，为学注重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发之中即是性李侗认为性不可见，只能“自性而观”，即反身内求李侗从学罗从彦，罗从彦好静坐，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李侗继承师说也静坐体验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是静坐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体验未发时气象道南学派自杨时即注重对未发之中的静中体验，李侗注重静中体验未发直接源于罗从彦，并上溯于杨时，朱熹说：“盖李先生为默坐澄心之学，持守得固龟山之学，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之学，出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李侗以所学又传之朱熹，“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李侗高扬这一道南指诀，对其作了进上步的发挥罗从彦提出静坐的修养方法，但没有具体诠释，这一点为李侗所发展李侗所说的静坐就是打叠、猛醒提掇、收摄心使之不放逸，保持虚明专一同时静坐也并非心中虚无一物，因为“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而是要“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是时时处处主于天理、存养天理李侗的静坐理论后来为朱熹所批判继承朱熹不主张专一静坐，认为李侗为学“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

而是继承程颐注重敬，但他对“敬”内涵的阐释却吸取了李侗学说中静坐的理论，如“敬”有随事检点、常惺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