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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8200字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无18 宋海昕 2011011153引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实力的强烈冲击，而本国积蓄已久的弊病也尖锐地凸显出来，可谓内忧外患，前途凶险国家的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生存还是毁灭，是两国共同面临的生死抉择在困境中，中日两国均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近代史学家把中国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洋务运动”，而日本的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两者都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欲使国家走向世界，实现工业近代化，发展经济、求富求强无论是时代背景、基础国情，还是改革目的、改革措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同样是“救亡图存”，最终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明治维新基本取得成功，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近代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国；而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积重难返的泱泱中华没能藉此腾飞，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个国家随后近百年的不同命运也就此决定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而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那么两次运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两者的比较不仅能使我们剖析历史，铭记历史，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下面从时代背景、领导力量、变革内容、变革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异同之处一、时代背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国与日本有着类似的文化传统，都受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中日社会、政治制度基本相似，均为封闭的封建专制国家；中日经济基础相同，同为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日民族命运也极其相似，饱受西方国家殖民力量的侵略1．中日历史渊源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从此以后，在中国隋唐时期， 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到九世纪末，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之多，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充任要职，和尚长冈回日后仿照唐律制订日本法令；日人吉备真和空海等人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文字；日本京都的建筑格局也与长安如出一辙1868年日本天皇睦仁改年号为明治，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可见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之深 如此紧密的历史渊源，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两国历史和国情的相似性2．社会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清代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贫富差距极为严重。

贫农租用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还要担负各种徭役贵族和地主阶级攫取了农民的劳动果实，却用于奢腐糜烂的生活，忽视了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而农民自身生活尚得不到保障，更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进行扩大再生产 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重抑制了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国内封建领主的地租租额达到70%到80%，甚至还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统治者公然宣称，“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农民由于受到严重剥削，农村人口日益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衰败开始加速，政治黑暗，国库空虚，财政连年赤字，贵族、官僚、地主利用封建特权，大肆占领土地洋务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十九世纪初年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农民起义，而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席卷全国 同时期的日本，农民由于穷困和自然灾害的连年发生，也被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从1785年到明治维新前夕，80年间爆发了1000余次农民起义特别是1836年日本大饥，米价飞涨，遍地饿殍，而贵族富豪生活仍旧骄奢淫逸。

可以说，两个国家长久以来的封建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中3.列强侵略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迫被打开，在西方强国的逼迫下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在太平天国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时，沙皇俄国也趁机抢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西方列强的舰船大炮所轰开1842年日本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向西方妥协；1853年黑船事件中，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6年，西方国家又强迫幕府降低税率，以便其倾销商品 中日两国同病相怜，大厦将倾，生灵涂炭，亟待变革的发生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二、领导力量1．自上而下的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朝廷中部分有识之士深知只有采取自救措施，才有希望摆脱困境一方面受魏源《海国图治》中先进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受到西洋兵器战斗力的震撼，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清廷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唯有学习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机械技术，才能使清王朝生存下去。

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经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先实现变革他还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主张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放弃无用的章句小楷，注重科学工程的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自上而下开展的起初日本同样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然而在幕府的镇压和西方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此时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取代了幕府政府随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明治政府中的福冈孝弟、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板垣、由利公正等阁员领导，在从1868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2.领导阶级的不同在上文中提到中日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上，两国的社会背景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领导阶级的不同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处于的幕府统治制度已经开始趋向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棉纺业尤其活跃这表明日本已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初期发展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也在逐渐的形成，以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既经营工商业，又不断投资兼并土地，雇工自营或招佃收租，成为新兴地主自然的，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幕藩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当时的日本资产阶级尚处于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力承担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但是由于幕藩体制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武士等级的急剧分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向资产阶级转化，并同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结成联盟，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以上参阅《明治维新史》）而中国社会情况有所不同洋务运动前夕，中国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仍处于最初级的阶段，不具有成型的规模和力量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时来自于农民和地主阶级，这时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然而在西方列强侵略的重压之下，中国被迫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便不得不客串“资产阶级”这一他们不懂得更不擅长的角色，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此外洋务派大多是汉人，在满清政权下不会受到完全的信任，这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3.根本目的的不同领导力量的不同，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根本目的的不同而根本目的的不同，则是两者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最大原因所在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地主阶级他们代表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主张借用“西法”，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和“自立”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权利仍牢牢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手中而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他们既得不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同时为了自己的仕途，又不敢做过于大胆的冒险，无非只是采取一些中规中矩的措施，触及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的中心，长久以来养尊处优、妄自尊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即便是被西方的武力制度所征服，也并没有心悦诚服地反思和学习，想的还是师人之技以“制”人当时的朝廷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存在问题，或者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意也不屑于去改变以李鸿章为例，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本末论“，即中国封建制度为“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末”，“本”与“末”的关系是“以末固本”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维持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这决定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也是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相比于中国，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推翻了幕府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的明治天皇政府，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和中下级武士，为了摆脱封建束缚、提高政治地位、巩固现有政权，必须放手一搏，采取全新的改革措施以抵御西方势力的压迫，否则难以在世界中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紧迫感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力时机，以最坚决的态度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天皇制度的转变，以最大的决心推进了明治维新的实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保证另外，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以弱者的姿态生存，没有中国那种高傲的态度，学习他国之长也来的更加容易。

下面是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与李鸿昌会谈时的一段话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个国家对待外来文化制度心态上的差异 （L-李鸿章 S-森有礼）L：对于近来贵国所举（明治维新），很不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S：其理由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安逸之人，但对勤快之人并不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小L：然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子孙应当重视，万世长存才是S：如果我国的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和我们同样的事距今一千多年前，我国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便加以采用不论何时，善于学习他国长处是我国的传统L：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抚掌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既能制作，如今又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S：虽然如此，但依我观之，要比贵国的服装精美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而粗，不太适合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情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当然贵一点，但是勤劳乃致富之基，怠慢乃贫苦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而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无限回报。

L：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S：毫无羞耻之处我国还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