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西入中：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docx

援西入中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摘要：作为庚款官费留学生，傅斯年早年曾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长达七年之久，回国后又长期执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高校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出于构建现代大学体系的需要，他始终关注和支持国家的留学教育事业，不仅撰写专题文章对留学目的、留学保障、留学类别、留学管理和留学条件等问题提出过诸多建议和主张，而且在实践中极力提携后学，尽力为年轻学者出国深造提供指导和帮助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内涵丰富、主旨鲜明，其援引西方科学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理路，是中国现代教育效法欧美经验的有益探索，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傅斯年，海外留学，留学教育思想，大学教育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0CLSZ01)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目前学界对其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着墨较多，相关成果多涉及其教育救国思想[1]、教育独立观念[2]、教育机会均等主张[3]和大学研究院设想[4]等方面，而对其海外留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刘集林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海外留学问题时，对傅斯年留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梳理，对其所提出的海外留学须兼顾“求专门名家的学问”与“接受欧化”的主张进行了详细解读[5]，但学界对傅斯年在留学目的、留学保障、留学类别、留学管理和留学条件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通过新出版的《傅斯年遗札》等史料，结合傅斯年的留学经历及其执掌各高校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言论和具体做法，对其海外留学思想做进一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而且对于廓清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指导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留学目的：输入新知与借鉴西法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庚款派遣留学的重新实施，“我国的海外留学人数迅速增长”[6]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傅斯年基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使命感，产生了出国深造学习西方文化的强烈渴求因此，傅斯年对1919年考取山东省的庚款官费资格一事非常重视，将其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期盼能够通过这次欧洲留学来扩充知识、陶冶人格并“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7]基于这种考虑，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期间不仅潜心于学术研究，而且对留学问题也特别关注和用心，在通盘考察之后，他对当时留学界重名利而轻学问的风气大为不满他在抵英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中愤而指出：“留学界的情景，据我在这几个月中所见的而论，不使人满意的地方很多求速效，重名利，忽忘学业，几乎是一种最普及的现象在他看来，旅欧留学人群中那些打着留学名号追名逐利者固然不屑一提，即便所谓的人才也大都舍学问而不顾，每每养成了政治家与旅行家“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真正研究学问的风气是很难见到的。

正是出于对留学界浮华学风的强烈不满，傅斯年身体力行，在学业上兼收并蓄，广泛涉猎，不仅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英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傅斯年认为，留学时期培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根基，不仅可以养成广求博采的求知习惯，而且还可以锻炼触类旁通的研究能力在这种求学思想的指导下，他抱定尽揽西学的决心，勤奋攻读，锐意求索，并立志绝不妄作“望空而谈的文章”[8]这些为傅斯年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赴海外留学，仅仅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国家之发达不唯在于其文化之先进，更在于其方法之科学他进入伦敦大学时，之所以专攻实验心理学并兼治数学，除了“注意到科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9]，想从中得到可靠的知识外，主要是为了接受系统的科学方法的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10]傅斯年高度重视学习欧陆国家的科学方法，他在1935年写给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王静如的信中一再强调学习西方治学工具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除了学习语言和开阔眼界外最为重要的东西。

在他看来，“查撰文固是锻炼思想之妙法，交游同好亦是切磋之正路，然在外国之第一目的，固仍在求学至于求学以何者为先，傅斯年提出“第一，语言，第二，通论(以广眼界)，第三，工具(以便回国后应用)，第四，目录学”[11]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后来回忆傅斯年在德国的留学经历时曾指出，“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12]事实上，傅斯年后来主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13]在强调海外留学要以输入新知与借鉴西法为目的的同时，傅斯年对英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也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他认为，欧洲的著名学府如牛津、剑桥等大学虽然以守旧而闻名，但商业气氛浓厚，“其可恨处实在多”，但这些著名高校是专讲学问的，“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因此就求学而言，“正不必恶朝歌之名而回车”，只要安定心神，“便不易染其恶，而能受其善”与其他大学相比，伦敦大学虽然比较机械化，但在学风上专求致用而且藏书丰厚，是绝好的读书之处反观国内高校如北京大学者却批评之风日盛，讲学之风全无。

换言之，国内各大学提供给学生的舆论性知识太多，学术性知识太少长此以往，“大学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14]，办大学也就无法实现增进文化发展之目的二、留学保障：兼顾内外与严格选拔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曾对海外留学问题思考颇多，他在《晨报》发表的关于留学问题的专题文章中曾提到：“我早有对于留学一事的若干境界在心中，但都是就我个人着想，不曾把留学当个教育问题去观察初到英国后，傅斯年很快就发现“留学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相连的范围极大，从教育方针，到国民经济的统计，都要着想的”[15]其后，在进一步考察留学界现状和深入思考留学问题的基础上，傅斯年逐步意识到，留学教育作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兼顾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保持与国内教育的平衡发展才能取得实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吴稚晖曾经提出：青年学生在大学内学习文化课程，“若并得社会环境之补助，则其效果，必不相同但当下的中国有能力建成完美的大学，却没能力迅速改造“凶暴懒惰秽恶”的社会“并予学生以完美之环境”[16]因此吴氏提出，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并充分利用国外充裕的师资和设备条件，不妨“移北大之经费于海外办大学”[17]。

吴氏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市场，甚至得到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和呼应，但傅斯年却不以为然1920年八九月间，吴稚晖出发英国时曾经与傅斯年在伦敦短暂面晤，傅斯年在这次谈话中不仅对吴稚晖所谓“移家留学”的主张不敢苟同，而且对其之前提出的“要将北京大学设到海外”[18]的建议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这种主张不仅“实所未喻”，而且在现实中也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其一，发展留学教育需要有“学术之高洁空气”，而这正是目前国内大学所严重缺乏的，虽然在海外办大学可以让学生较为便捷地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但这些学生毕业后一经转回积弊成风的国内，很快就会沉沦如旧其二，“教育不是教育各个人，乃是教育各个人而及众[19]换言之，教育事业是要通过个人接受教育而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兴盛因此，教育对社会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为此，将留学教育简化为在海外办大学，实际上就割裂了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将留学问题简单化了基于以上两层原因的分析，傅斯年得出结论：“留学的发达”如果不能与国内教育平行发展，则必然是一种“跛形的发达，收效颇不大”，如此，与其让青年学子“在巴黎流荡”，还不如让其回国“在北大读书”。

[20]傅斯年认为，吴稚晖异国办学的主张“太偏重国外的方面，太轻视国内的方面了”事实上，一个人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养成“多半在风气之感化”[21]，欧洲的治学风气虽然很优良，但国内的育人环境也并非乏善可陈这方面，傅斯年本人有着颇为深刻的体会他15岁投考清华大学时，因其本来的志愿是武备学堂而非清华大学，所以虽然在家人的压力下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并不专心应考，当时的清华监督周自齐乃其父好友，有意徇私录取，“惟傅斯年受祖父之道德熏染，不肯作弊”[22]在这种人生经历的影响下，傅斯年坚持认为，要推动留学教育真正走向发达，必须平衡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同步共进、共同发展惟其如此，国内大学才能为国外留学的发展提供“绝大之助力”，否则国外留学教育失去国内方面的支持，终究不免成为“无根的泡影”关于此点，傅斯年在1920年9月写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明言，吴稚晖“最近欲举所有北大国文门教员移之里昂”的建议“颇不是办法”，其错误之处是没有正确看待国内外教育的差异，“太注重片面之益，不想到各方面比较之益”[23]分析20世纪20年代国内教育界关于留学教育的论争不难看出，傅斯年极力主张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平衡发展，实际上是要在发展国内教育的基础上提高出国留学生的选拔标准，这种主张对于充分利用稀缺的留学经费并确保留学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与傅斯年同时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陶孟和也曾经“极论轻派留学生之非”[24]陶孟和认为，我国以往派遣留学生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资格规定，出去的学生往往因为“根底太浅”而一无所成既然留学教育“应当占我们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为了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研究深博的学者和专门家”[25]，就要提高留学生的选拔标准，这是改良留学教育的首要之义，这种主张与傅斯年的观点不谋而合陶、傅二人虽然在政治取向上大相径庭，在个人关系上也一度失和，但在提高留学生的派遣标准上却观点一致三、留学类别：探求学术与接受欧化据台湾学者林子勋统计，1921-1925年在欧洲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189人[26]，这些留学生按照学费的来源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一)教育部官费生；(二)各省津贴费生；(三)各衙署津贴费生；(四)俭学生；(五)勤工俭学生；(六)非俭学的自费生[27]在这些留学生中，傅斯年认为，“最无道理”的是第三类各衙署津贴生，因为这些人出国留学“颇多以差使为心”，所以“与教育不生丝毫影响”[28]在傅斯年看来，中央或外省所属各衙署出于学习技术或提高管理的需要，派员出国学习本属应该，但中国的各级官厅要么“原不曾有造就人才的目的”，要么在选派的时候“仍以私而不以公”，所以最后被选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亲族故旧或善于钻营之人。

这些人出国留学无非抱有两种目的：其一是大发其财，即借出国留学之际“熟悉外国话，交接外国人，也于将来大发其财，就是大卖其国上，有很大的方便”其二是鬼混其差事，即打着出国留学的旗号享受优厚的国外生活，既没有任何事业上的压力，也“没有因总长省长更动而坍台的危险”[29]这些人在国外整日忙于官场钻营，既懒得去接受欧洲文化，也无心学习专门技术所以国家选派这些人出国留学不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搅坏了留学界的风气至于第二类各省津贴费生，一来各省有各省的资助办法，二来每省的资助办法又经常不固定，“有时资送俭学生，有时资送失风的政客”[30]因此傅斯年认为，可以将其分解后分别归入其他类别一并加以分析，即将资送的失风的小人物归入第三类各衙署津贴费生，将资送的俭学生归入第四类俭学生傅斯年指出，一些在国内做事多年的人因官场失意而往国外求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这些失意的政客大半心绪繁杂，根本无法沉下心来成就其学问在傅斯年看来，留学界之所以会出现留而不学的怪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上有一种极不好的心理，就是以留学作为一种投机的准备”一些人在国内玩不转了就往国外“潜息”，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又“转回国内玩去”，这种视留学为官场缓冲的社会心理对留学事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