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授课课件ppt.pptx

佛,教,愿以此功德，庄亚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消除宿业障，同登无上觉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汇报人：XXX 汇报时间：20XX年XX月,目录,佛教与中国帝王,僧侣与宫廷社稷,佛教对权力的依附,政治对佛教的利用,佛教与中国帝王,禅理,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觉到佛教的色彩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中国国家的命运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教而治天下下面是涉足佛教较深，并且对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帝王禅理,1、汉明帝夜梦金人，初转中原大地，汉明帝起了重要作用。

汉明帝刘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公元5775年在位，年号永平相传，汉明帝在公元64年前后曾做一个梦，“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第二天，传问群臣，问：“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于是，就有了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的史实因为蔡愔、秦景的出使，最后就有了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就有了白马寺，就有了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由于汉明帝的一梦，从而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法，佛教也开始在中国展开了新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佛教第一次与中国结缘，就是先通过帝王开始的2、梁武帝虔心向佛，不做君主，做法王，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梁武帝萧衍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他礼请达摩祖师东来传法，不仅促成中国禅宗的产生，在佛教僧制的中国化和佛教素食方面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位期间，多次召集佛法大会，并亲自讲经说法晚年，甚至还抛弃位高权重的皇帝不做，四次舍身同泰寺为佛子，自愿服务众生成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景象，可以这样说，没有梁武帝，就没有江南大地佛教的繁盛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渊源最深的帝王，就是梁武帝。

禅理,3、唐朝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十四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的执政时期完成的另外，武则天对于僧团的敬重，也是历代皇帝无可比拟的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禅宗的北宗祖师神秀，都被武则天敕封为国师，甚至禅宗的南宗祖师惠能大师也受过她的礼敬另外，武则天在佛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佛教徒常念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她撰写的武则天对佛法有极深的造诣，还为经典做过注解佛教在唐朝能被如此地发扬光大，与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4、宋太祖赵匡胤遣使求法，大藏经初刊问世，为佛法在后世的弘扬奠定了文字基础宋太祖即位（公元951年）之初，即对后周世宗的废佛令予以停止，一反前代的政策，给了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为恢复被北周重创的佛教，他首先度童子八千人为僧，并建立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第一次将佛典翻译列为国家事业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命内官张从信赴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大藏经的刻制历十三年，总共完成四百八十函（也就是有四百八十个书套），五千零四十卷这是用木刻板印制藏经的开始，它后来成为中国一切官私刻藏经的范本，来传到高丽、日本，成为朝鲜、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宋太祖木板印刻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佛经，它为明清更大规模地印刷藏经开创了先河禅理,佛教与中国帝王的渊源当然不限于这些隋文帝广兴佛事；李世民玉华宫赞法；一代天骄马吉思汗“以佛治心”；和尚皇帝朱元璋把法事视为国事；雍正自称和尚和野僧；慈禧太后号称老佛爷可以说，与佛结缘的帝王曾出不穷当然，缘有善恶，与佛结“善缘”的帝王兴教弘法；与佛结“恶缘”的帝王带来法难比如：“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总之，佛教与中国帝王之间关系，大体表现为“既冲突又相辅”的格局，一致的部分表现为：弘扬佛教，拉拢僧侣；冲突的部分表现为：对佛教毁灭与对佛教徒的迫害佛教与宫廷社稷,,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侣与宫廷的往来就没有断绝过，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他们有的因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有的转而出仕朝廷，迁为宰相可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一位法师登上帝王宝座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最为深厚，他原来是一位沙弥，最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朱元璋是濠洲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自幼家贫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加入起义军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力量逐步扩大1368年，终于灭掉元朝，在应天（南京）即帝位，建国号洪武，成为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定鼎以后，“托身于寺四年，常思之”首先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觉寺并设僧录官主持，颁降龙兴寺印由于明太祖和佛教的这些因缘，在他即位之后，极力建寺度僧，印制经书，对佛教护持有加2、三位法师被钦定为宰相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曾出现过三位宰相级的法师佛祖通载（元释念常撰）载：有沙门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是为沙门参政之始南朝刘宋王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礼请慧琳法师为宰相，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缁衣宰相”，意思是以出家人的身分来辅佐朝政的宰相唐朝时，唐太宗召令明瞻法师入内殿，盛馔供养，并向他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他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封为帝相。

贞观之治”的盛世，明瞻法师以善识治国之方，闻名于朝野最有名的“缁衣宰相”要算是明代的道衍法师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辅佐诸侯王朱棣，最后帮燕王夺得天下燕王朱棣鉴于道衍法师在“靖难之役”中的贡献，不但“论功以为第一”，还封为“资善大夫”，而且赐名广孝，受封“荣国公”，位及宰相3、五十多位法师被封为国师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封号据佛祖统纪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诏高僧法常法师入宫讲涅槃经，尊法常法师为国师；“国师”之名由此之始自法常法师开始，1500年间，先后有52位法师被不同朝代的帝王封为国师南朝陈宣帝封天台宗智顗为国师；唐代高祖封智满为国师；禅宗中的神秀法师，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元朝时，世祖封海云法师为国师；明代朝廷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永乐五年，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其领导天下佛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

洪熙元年（1425年）封智光为大国师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诏玉琳法师入宫说法，并赐紫衣及国师尊号4、不计其数的出家人影响了国家政治走向佛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法师对帝王的影响上为帝说法，福德遍及一切生灵”南北朝时战乱频繁，石虎、石勒雄据北方，嗜杀成性西域高僧佛图澄军营中会见石虎、石勒，对他们现场说法，石虎、石勒从此一改残暴的本性，并拜佛图澄为师，凡有国事都请教于佛图澄此后，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出家人更是层出不穷释道安追晋室过江，后又利用苻坚对自己的信任，力劝苻坚不伐东晋；释僧慧以“协道匡世，补益之功”被称为“秃头官家”；释玄畅为宋文帝太子师，“弘道济物，广宣名教”；玄奘大师接受太宗的国事咨询；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拜为太子太傅，传授爱民之策据高僧传(梁慧皎)、续高僧传(唐道宣)、大明高僧传(明如惺)载：自两汉至唐就有摄摩腾、竺法兰、严佛调、支曜、昙翼、道壹、慧永、僧睿、僧慧、慧通等114位高僧与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有过交往太宗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有的甚至达到称兄道弟的程度这些曾与帝王亲近的法师，在兴国安邦方面，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佛教对权力的依附,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

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宗教在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要想方设法争取统治者的理解与接受，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扩大影响两千多年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说，是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理论上：寻求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免地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理体系中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提出了佛法和王法“二法不可违”，并以宝行王正论和劝戒王颂宣扬佛教的尊孝与忠君思想，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2、思想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语出自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务。

僧侣们在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沙门高僧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贵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亲则近之，不亲，则敬而远之”3、导向上：帝王即佛把帝王视为“现世佛”，这一提法出自北魏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利用皇权“弘我道法”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寻觅利用皇权的最佳方式帝王即佛” 论，可以说是利用皇权“弘我道法”的最佳体现北魏道武帝（386408）时，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为了佛教的弘扬，发出“帝王即佛”、“能鸿道者，人主也”、“圣上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敬礼”、“我非拜天子，乃是拜佛耳”法果和尚第一次弥合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鸿沟不仅使君主的崇高在宗教界获得了承认也为佛法的弘扬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依靠，从而奠定了我国佛教活动中突出政府领导的特征，实现了教权与皇权在理论上的初次结合，为佛教的弘扬与传播扫清了权力上的障碍4、行为上：把帝王雕琢成等身佛像以帝王为原型雕凿佛像，是佛教依附政治最现实的表现自南北朝至唐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以帝王为原型的佛教造像北魏文成帝登位，于兴安元年(452年)大造佛像。

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下、足上各有黑子同帝体上下黑子”高宗咸享三年(672) ，于龙门石窟中造卢舍那佛，类于中年妇女，与武氏方额广颐相合”等身佛”的出现，使佛与帝王在形像上的合二为一，佛教给君王赋予了同佛一般的尊贵和神圣，宗教崇拜与皇帝崇拜通过“等身佛”巧妙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佛与帝王的统一等身佛”是佛教依附政治的表现，也是政教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