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思想？——早期子书中“十论”标语.doc

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思想？——早期子书中“十论”标语墨家“ 十论” 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 早期子书中的“ 十论” 标语【内容提要】现今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几乎都以“十论”来介绍墨子的思想，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通过详细阅读并对照《墨子》与其他早期子书，可以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一、“十论”或许不是墨子思想的最初产物，而是在《墨子》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周汉诸子在谈论墨家学说时，并非总是一致地以“十论”描述墨学，通常只提“十论”中的某几条标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常以“兼爱”为墨子核心的主张，但早期诸子(除孟子以外)并不都认为“兼爱”是专属于特定思想家或学派的理论如果我们留意古今学者在对墨家的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墨学先入为主的看法，并对早期墨学的面貌有不同的认识关 键 词】墨子/墨家/“标语”(motto)/十论/兼爱“十论”几乎总被认为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思想的第一个挑战者墨子，经常被描述成一位向门人宣讲“十论”的老师他用十个双字构成的标语(motto)来谈“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支持这种看法如杨义认为“十论”“在先秦诸子中是十分广博而分明的思想系统”①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在其近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墨子》呈现出一种“系统且一致的学说”，亦即《墨子》“十论”诸篇“是关于墨学基础学说的论述”②尽管这种看法是当代学界的主流，它却并不存在于早期中国典籍中(即晚周和汉代典籍)：据我所知，在清末的墨子研究之前，古籍中并没有关于墨家提出和推行这“十论”的记载关于“十论”唯一的信息来是《墨子》一书本身，更具体地说是《墨子》中所提供的两条“证据”第一条证据是“墨语”的《鲁问》篇的一段对话墨子在周游列国时，魏越问他如果见四方的君子会说什么，他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③曰择务而从事焉这段话以五组“标语”来呈现墨子的主张如此整洁的呈现方式使这五组“标语”看起来像是在总结墨子的政治思想(关于“标语”所指为何，参见本文第三部分)这表明至少《鲁问》的作者是从这十个标语来把握墨子的思想第二条支持“十论”说的证据是“核心篇章”(即第 8－37 篇)的标题。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表明《墨子》在汉代已经包含这 30 篇④；这些篇章原来都有上、中、下三篇(又称之为“三元组 triplet/triad”)：即尚贤(第 8－10 篇)、尚同(第 11－13 篇)、兼爱(第 14－16 篇)、非攻(第17－19 篇)、节用(第 20－22 篇，22 篇已佚)、节葬(第 23－25 篇，23 和 24 篇已佚)、天志(第 26－28 篇)、明鬼(第 29－31 篇，29 和30 篇已佚)、非乐(第 32－34 篇，33 和 34 篇已佚)、非命(第 35－37篇)这两条“证据”使学界倾向于相信：墨子最初就是个力倡“十论”以反对统治阶层既定价值观的哲学家，而他的弟子将这“十论”写进“三元组”中⑤本文的目的并非否定这个主流看法的可能性，而是试图消解这种僵滞的认识，改以一种较为开放的方式重新阅读《墨子》一书，并反省主流诠释背后的预设我首先从《墨子》文本出发，表明《墨子》对“十论”的支持是相对的：不仅上述两条证据值得怀疑，而且《墨子》其他篇章的作者也没意识到有一套完全成熟的“十论”接下来我会试着追述《墨子》书中“十论”逐渐形成的来，接着集中考察“十论”中最为知名且可能是最早的“兼爱”学说。

最后本文讨论其他晚周和汉代典籍，对其提出两个简单和稍有重复的问题：每当这些典籍提到墨翟、墨子、墨者时，他们有没有将“兼爱”或“十论”中其他九论关联在一起？反之，每当“兼爱”出现时，它是和墨子还是其他诸子关联在一起？这两个主要问题不仅涉及许多关于早期墨家的其他看法，而且涉及一般早期中国文献作者、篇题、学派归属，以及现代学者对于这些文献的认识与预设等议题一、《墨子》“ 十论”我们或许会认为《鲁问》那段对话与“十论”诸篇的标题是支持墨家主张“十论”的两条有力证据然而，这两条证据的效力建立在两个预设的基础上，而这两个预设又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p 第一个预设是：《鲁问》所提出的十大政治主张反映的是墨子本人的思想但假使我们否定这个预设，认为《鲁问》呈现的是后期《墨子》作者的观点，这条证据的效力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第二个预设是：“十论”说有“十论”诸篇的标题作为证据，因此是对墨学可靠的诠释但战国时代的文献经常还没有固定的标题因此，“十论”诸篇的标题在何种意义上能成为“十论”说的证据，还有待商榷我并不是说这两个预设是错的，我想说的只是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做这两个预设⑥如上所述，《墨子》中第一处支持早期墨家“十论”的证据出现在《鲁问》--“墨语”之一。

因为“墨语”中记载许多墨子的故事及其与国君、门人，与论敌的对话，所以它们给我们一种印象：墨翟在现实中是一位周游列国以宣传自己观点的思想家由于这些篇章与《论语》颇为相似，所以被称为《墨语》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墨子》一书中年代最早的文本⑦现在，不同学者在《墨语》的成篇时间上仍有分歧，有人认为其大致成篇于公元前 4 世纪中期(如方克涛 Chris Fraser)或汉代(如丁四新)，白妙子(Taeko Brooks)认为《鲁问》成篇于公元前 262 年⑧虽然如果《鲁问》成篇相对较晚就会削弱其记载的真实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以“子”命名的古籍中包含了混杂的和不确定的历史记载：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实记录了老师的言行，但也同时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和关注点老师的真实言行可能被学生选择性地引用或记录下来，或者老师的说法被大幅修改过，也如鲁威仪(Mark Lewis)所说，老师常被塑造或重塑为真知灼见的来⑨我并不试图探讨，墨子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群后继学者所逐渐塑造出来的，从而使得其观点和主张具有权威性的人物，但是墨子创作“十论”的说法可能是墨者创造出来的产物：《鲁问》中的十大主张可能是墨者托名墨子，并以之作为墨子思想的精简提纲。

既然《鲁问》的十大主张与“十论”诸篇的标题大体一致，它们或许有某种联系一般认为，“十论”诸篇是《墨子》中最早的篇章，始于公元前 4 世纪前期，完成于战国末期(如方克涛)或者汉代(如渡边卓Watanabe Takashi)学者经常预设“十论”诸篇与其标题是同时产生的，就好像当代的学术论文一样但近期的研究表明，新出土的战国文献通常没有标题，就如林清所说：“战国时期思想类文献罕见书写标题语，且其标题格式似乎尚未形成严格规律⑩因而有可能“十论”诸篇在早期也没有标题林清又指出与其他类型文献的相反情况：思想类文献在出土时所带的标题通常是概括其通篇内容的(11)，“十论”诸篇的标题看似属于这种情况但是这些标题到底是何时何人所取，又为何取这些标题呢(12)？艾瑞克曼德尔(Eric Maeder)早已指出，如同一般早期中国文献一样，《墨子》一书(包括“十论”诸篇)是由不同编辑者，在不同时期，搜集和编辑(或重新编辑)各种文献片段的成果这类编辑者与我们理解中的“真实作者”不同：他们可能根据某些理由，赋予某部书及其篇章一个特定的结构(13)最近关于“十论”诸篇的研究表明，其最早的作者群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字后来会被加上这些标题，因为这些标题不仅在文中很少出现，而且有时与本文内容也不太契合。

虽然《鲁问》明显较“十论”诸篇晚出，但它可能早于甚至还影响了“十论”诸篇的成型及其篇题的产生以上对这两条证据的效力的反思，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具有挑衅的意味首先，我不否定《鲁问》可能记载了墨子本人的话，我也不完全否定“十论”诸篇可能是由某个墨徒开始尝试用十大标语来概括墨子思想的内容(可能是墨翟所作的一次讲演及其片段)其次，我并不企图颠覆旧说，提供一个关于墨子其人其书的新理论毕竟，这样的理论需要假定许多关于诸子的材料的真实性，也就是预设这些材料反映的是史实而非那些材料的作者的个人观点再者，随着我们对于古代文献及其汇编、作者、篇题情况和思想归属有更多的认识，自然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这种不确定有时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但也给我们认识文本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早期文献中的观点的多样性最后，认清这两条“证据”的迷惑性，能使我们从现代学术的关注点中解放出来与《墨子》其他对话相比，《鲁问》这则简短的对话(只有几行话)自晚清以来才特别受到学界关注，这可能是因为它描述了一套系统的哲学观点(墨学思想的概要)十论”诸篇的标题也被认为是这些篇章内容的来和墨翟原创思想的概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质疑这两条证据之于早期文献中的墨子“十论”的重要性(而不质疑其真实性)。

这两条证据--无论是何时进入《墨子》--确实能从侧面证明在某个时期，有某些墨家作者或编辑者提出了“十论”，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墨子》的其他篇章或是其他早期文献没有证实这“十论”的重要性我的两点推想是：其一，将“十论”归诸墨子的观点可能是在《墨子》成书过程中(具体说是“十论”诸篇的编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二，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十论”并不像在现代学界中一样广为流传与接受二、《墨子》中“ 标语” 的出现《墨子》中有关“十论”的两条线索互相支持，但也存在细微差异一方面，《鲁问》确实表明了“十论”诸篇标题的重要性，可是除了《鲁问》以外，《墨子》中的许多篇章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标题作为早期墨家思想“标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鲁问》也暗示不同标语的存在，而这些标语反而比“十论”诸篇的篇题更贴近《墨子》本文使这两条证据所暗示的东西变得不确定的是，以这些标语命名的篇章，并没有使用这些标语，例如，《明鬼》中没有“明鬼”，《非命》中没有“非命”我并不否定“十论”诸篇的标题与内容有所联系：这些标题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或随心所欲取的例如，即使《明鬼下》没有出现“明鬼”这个标语，但它也确实把“明”和“鬼”一起讨论。

《非命》三篇也确实称赞否定(非)命定观点(命)的人这些标语没有出现在本文中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这些作为标题的简洁词语(特别是“非 _”这样的结构)不适用于行文间(running te_t)，而是具有标语的功能但是这些标语没出现于文中，确实也透露“十论”诸篇(或其较早写成的片段)相对早期的作者还没有把这些标题看作概括墨学的口号如表 1 所示，以下这种情况适合除前两个“三元组”之外(即《尚贤》、《尚同》)的所有“三元组”：标题在以其命名的“三元组”中出现了一两次例如说：“明鬼”这个“标语”不但在《明鬼》中没有出现而且在《明鬼》之外也没有(14)这确实与《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尚贤》三篇中“尚贤”出现了 22 次，在《尚同》三篇中“上同”或“尚同”出现了 36 次)，这表明《尚贤》三篇和《尚同》三篇的最终作者或编者意识到了这些作为“标语”的标题代表了其内容前两个“三元组”和其他八个之间的显著差别，表明或许只有在《尚贤》三篇和《尚同》三篇中，作者才在已经知道标题的情况下写定这些篇章(16)在“非攻”、“非乐”、“非命”和“明鬼”里，用字遣词的相似，显示出这些篇章的标题可能影响了篇章的内容，而在其他“十论”诸篇中，标题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假如墨家“十论”很早就已经存在，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作者几乎没有使用这些标语这个情况不仅出现在“十论”诸篇中，还出现在《墨子》其他篇章中甚至在《尚贤》三篇和《尚同》三篇之外，“尚贤”和“尚同”这两个标语也几乎没被使用《鲁问》所引用的这十大标语中，除了“兼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