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和亲”政策：从屈辱的外嫁到国家制度.doc

1汉代的“和亲”政策：从屈辱的外嫁到国家制度西汉“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起，延续整个西汉王朝，出嫁匈奴、西域的“公主”数十人，而史书记载最多、人们记忆最深的就是“昭君出塞”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萧望之，他将西汉的“和亲”政策纳入了正常的轨道 一、西汉初期的“和亲”有缺陷 西汉政权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势力十分强大公元前 201 年，冒顿单于率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占据了晋阳(今太原)次年，刘邦亲自率领 32 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受困七天，经重贿匈奴阏氏才得突围刘邦感到自己实力虚弱，决定采纳刘敬(本名娄敬)的“和亲”之策《汉书·娄敬传》记载说，刘邦受挫于平城后，顾虑匈奴骑兵卷土重来，问于刘敬，刘敬献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抗)礼哉?可毋以以渐臣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只是因为吕后反对嫁长公主于匈奴，于是“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

刘敬的“甥婿关系论”决定了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即是汉廷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与匈奴言和，维持友好关系，又送与大量绣、锦、絮、缯、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这只能说是一种妥协政策，使双方矛盾在短时期获得暂时的和缓匈奴并未因西汉政府的妥协就收敛其进扰中原的气焰吕后执政时，冒顿竟写信与吕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侮辱，吕后也只能忍之，答以“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汉武帝时，“闻见”高、吕、文、景“四世”与匈奴交往关系的董仲舒对“和亲”政策有如下议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即是说，汉初“四世”的“和亲”之策，完全是以汉朝利益为前提的一时权宜之计，是变了花样的笼络和怀柔以这种“和亲观”作为发展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基础当然是不牢固的。

所以，翻开史书，“绝和亲”、“扰中原”这样的字眼在“和亲”政策实行几十年后仍不断出现，汉匈边境危机不断2汉武帝虽然依靠强力打败了匈奴，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反而造成“国用不足”，于是“悔征戍”，提出“轮台诏令”，务农力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了西汉朝廷的议事日程上 二、萧望之其人 据《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世代以田为业萧望之自小好学，受业于名儒学者，是京师有名的儒生汉昭帝年幼，霍光与桑弘羊等辅政霍光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和异己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防范，凡要见他者均须经过搜身检查萧望之是京中名儒，亦曾因推荐受到霍光召见，进门时，门卫强制脱衣搜查他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这种傲霜风骨，不为霍光所容萧望之报国无门，便心安理得地去看守城门以为生计曾受霍光搜身之辱而得官的王仲翁来劝他屈从搜身之辱以求得官职，萧望之明确表示拒绝，并说“各从其志”后在民间多年的刘询即位，是为宣帝。

他在民间即闻萧望之大名，萧望之始得任用无论在不在官位上，萧望之都以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关注着西汉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反复向当政者阐述“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的观点，力谏朝廷应该动员贤者议政，以“立公道，塞奸邪”；主张废除官吏与民争利的弊端，因为“加海租，鱼不出”，“官尝自渔，海鱼不出”他力数宦官集团专权之弊，力诤朝廷不能让宦官专权而萧望之最值得历史记载的，便是他对处理民族关系的见解与行事三、萧望之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 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对汉朝构成威胁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 55 年)有诏书说：“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此时，朝廷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而时任御史的萧望之，在这个事关匈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力排众议，宣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指虚闾权渠)慕化乡(向)善称弟(悌)，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

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汉3朝)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汉宣帝对关于是乘匈奴“其坏乱举兵灭之”还是“救其灾患”的两种对立观点，反复权衡，采纳了萧望之建议，“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萧望之不仅主张要对匈奴“救其灾患”，助之“定其国”，还主张要以平等相待呼韩邪单于复国后，到汉廷来感谢，众公卿议其接待规格，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汉朝)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享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萧望之关于汉朝应对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观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诚如他所说：各民族是汉朝之外的独立体，汉朝法度难以约束单于，所以就不能视他们为汉朝的臣属，自然也就不能以汉臣相待，应尊单于地位在汉朝的诸侯及诸王之上，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称藩”、“称臣”，汉朝也应谦让而不应待之为汉臣。

匈奴后嗣不来朝觐，也不能算叛臣这样相处下去，汉朝的德与信必然影响天下人，那将是造福无穷的“万世之长策”汉宣帝又一次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为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廷觐见汉宣帝汉宣帝认为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举国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准备《汉书》记载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汉朝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认他掌有印文为“匈奴单于玺”的黄金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汉朝的印玺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诸王侯为金质，由此表明汉宣帝的民族平等联合的立足点是十分坚定和开明的这是汉匈两族关系的根本转变，由敌对而变为和平友好由于汉朝待呼韩邪单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后仍在漠北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以示友好，“汉遇之甚厚”。

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汉匈边境实现了真正的和平《汉书》记载说，汉宣帝去世后，汉元帝主政，汉匈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朝边将韩昌、张猛和呼韩邪甚至登诺水东山歃血结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4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四、萧望之处理汉匈关系策略的影响 正是在萧望之关于汉匈关系处理策略的影响下，汉朝的边患问题才真正获得了解决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被击杀，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统治，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换各种产品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方法、穿井、机械、修筑房舍等相继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族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方法也传给了汉族，密切了匈奴与汉的关系《汉书·匈奴传》盛赞当时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正是在汉匈两族已经和平友好的情况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朝廷)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并非如某些书中所说其“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经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她出塞的意义在于使汉匈两族之间已经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和平友好期间的“出塞”，不是贿赂，不是屈辱，而是加强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发挥出比其他“和亲”者更不一样的效果她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和记载她确实为加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汉代的“和亲”女纵然有数十人，而人们最记得的还是王昭君萧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汉宣帝承认并亲自授于匈奴单于掌“与天子同”的黄金玺，此后各帝，无不子承父业，继承这个制度而到了西汉末期，篡了权的王莽企图改匈奴为“恭奴”，把玺改为“章”，匈奴子孙认为这“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王莽对匈奴政治歧视显而易见，于是汉匈边塞又有“乱起”幸得王昭君与呼韩邪的后代，奔走南北，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弥合了这一民族关系的裂痕这亦证明，只有按萧望之的设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关系，作为双方恪守的政治制度并坚持下去，才是边境和平、人民友好的万世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