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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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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迁移,也会闹得“民咨胥怨”(《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盘庚》三篇、有了《二京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 “平王东迁”、 “晋室南渡”、 “安史之乱”、 “泥马渡康王”等等 “迁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不过这些神话,本来就有传说失实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会,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实的体现出那时候都城迁移的轨迹而且,在中原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遗址综上种种原因,关于神话时代的都城迁移,我们不加以考察说明具体可以考知的都城迁移,已经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北迁时代(殷商):环境决定一切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尚书》中看见《盘庚》三篇,那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商朝民众的讲话稿。

      商朝享国时间不可考, 《竹书纪年》说是四百九十六年, 《三统历》说是六百二十九年,说法不一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 2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东方有乐土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据《诗经》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而由豳而迁到岐山之下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 3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县;而迁移的目的地岐下,则是今天陕西省的岐山县周原在地图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为什么《诗经》说是“率西水浒”呢?《毛诗正义》是这样解释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侧,东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毛诗正义·卷十六》) 毛诗中的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率西水浒”条有专门的辨析,可参见。

      总之,这次周人的迁徙,可以看做是一次“迁都”的预演因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迁移还有数次,且都是明确的东迁: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书》),程大约在今陕西咸阳县,在岐下的东方,这是一次东迁;王季之子文王“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记·卷四·周本纪》),丰大约在今陕西长安县,在程的东南方向,这是又一次东迁;文王之子“武王都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镐也在今陕西长安县内,而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所以这一次依然是东迁在殷商末年,处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渐渐强大而对于殷人来说,周人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威胁 《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 4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史记·卷三·殷本纪》) 以前我们说过,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由这一点,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 ”(《史记·卷四·周本纪》) 可见“崇侯虎”不但不是一个佞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谮”字来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适。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5西周孝王时,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大约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那时候尚处于戎狄之间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与戎狄杂处,日日与之攻战自“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竹书纪年》)后,其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渐强盛在东西周之际,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无力驱除戎狄收复失地,遂将岐西之地封赐给秦襄公。

      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与誓,封爵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复周失地的大业,并最终在“伐戎而至岐”时死去接过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败犬戎,从而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汧渭水交汇处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 ”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到宪公时(公元前 701 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 6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 350 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 383~350 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 “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 ”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 “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了感谢娄敬在定都这件事上的功劳,特赐娄敬姓“刘”司马迁在7《史记》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即便是“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保佑这个王朝长久的安宁下去两百年后,在一场“禅让”的闹剧中,国号被改称为“新” 但“新”没有新鲜多久,又继续“卯金修德为天子”但在战争中,各路人马出入长安城,城内建筑多有损毁其中,又以赤眉军的破坏最有毁灭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

      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 ”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 ”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 (《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 8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 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 220 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了 从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 220 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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