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粹德国的战时妇女就业动员政策.doc

试论纳粹德国的战时妇女就业动员政策徐盐城[作者简介]徐盐城（1980– ），男，江苏响水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整体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2）摘 要：在纳粹精英们的意识形态理想中，妇女是作为“民族母亲”这一传统性身份而存在的但当面临夺取“生存空间”这一更为迫切的反现代主义的现实需求时，纳粹政权做出了必要的政策调整并且实施了战时妇女就业动员政策研究表明，该妇女就业动员政策具有某些矛盾性与等级差别性的特质，并且该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如此，那些就业妇女还是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而纳粹精英们正是利用这些现代性的工具手段来为实现其反现代主义的目标服务的关键词：纳粹;德国;妇女;就业动员;政策 纳粹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妇女应作为“民族母亲”的传统性身份而存在，并在上台后不久就实施了“迫使妇女回家”的政策但是当面临“夺取生存空间”这一更为迫切的反现代主义的现实需求时，纳粹不得不进行现行政策的调整并实施了战时妇女就业动员政策为了对纳粹战时妇女就业动员政策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本文试从该政策实施的过程、实施的效果、政策的特征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从现代性与传统性辨证关系角度对该政策进行概括，以说明一个反现代主义的政党（纳粹党）是如何利用现代性的工具手段来为其反现代主义的目标（夺取生存空间）服务的。

一、妇女就业动员政策的实施纳粹掌权后不久就公开的鼓吹：纳粹政权与以往政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排他的、侵略的男性特征”[1]，“男子是家庭的安全保卫者和经济来源的提供者”[2]，“妇女则应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其最大的责职就是为帝国生育后代”[3]为了贯彻这种关于妇女以做母亲作为“天然职责”的思想，纳粹政权采取了一系列促使妇女离职的措施：1933年6月1日，纳粹政府颁布了《减少失业法》，其措施之一就是发放婚姻贷款，并规定“如果新近结婚的妇女放弃其工作，就可以获得1000马克的婚姻贷款（相当于普通工人9个月收入的总和）[2]显然，该法令的目的是想促使已婚妇女放弃工作在专业领域，纳粹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妇女就业措施1933年，已婚的女性医生和公务员被强行解雇；从1936年6月起，妇女不得再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然而，纳粹“迫使妇女回家”的政策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从1933—1936年，尽管妇女的就业百分比是下降了，但由于实际就业岗位的增加，妇女就业的绝对数还是增加了300,000名 随着1936年开始实施扩充军备的“四年计划”以及大量的男子应征入伍，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于是，一系列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纷纷被放宽或解除。

1937年，关于鼓励妇女放弃工作的婚姻贷款政策被取消同年，纳粹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所有的青年妇女必须从事一年的义务工作（Duty Year）这意味着她们要在工厂农场等地方为纳粹的“经济神话”进行“爱国主义”性质的劳作由于女性工人的工资较低，据战后的调查，一个普通女工每个月报酬仅为10马克，[4]因此，在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以及食品制造业中，她们深受雇主的欢迎这样，到1939年，妇女在这些部门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就业总人数也从1933年的11,400,000名上升到1938年的14,800,000名[5]这些增加的妇女就业人数并不能满足德国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到1939年，随着战争的临近，大批的男子应征入伍，工业劳动力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纳粹宣传机构开始大张旗鼓的号召妇女离开家庭和学校，重新参加工厂和农场的工作当中显然，让妇女参加工作是与纳粹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对此，一位负责妇女工作的纳粹高级官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众所周知，我们坚信妇女的岗位在家庭，但由于整个德国都是我们的家，因此我们的妇女必须在国家的任何地方为祖国效劳！”[6]1939年2月，纳粹政府正式实施了1935年制定的《帝国防御法》，该法第一节宣称：“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德国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为祖国提供服务的义务。

在德国攻击波兰的前夕，其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已使得军备工厂不能按时完成生产合同的要求纳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如果没有妇女参加德国的劳动力队伍，德国的经济将无法维系其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随着战争爆发，纳粹政府实施了女青年的义务工作服务（Work Service）计划最后在1943年1月7日，实施了《征募法令》，该法令规定，征募所有年龄在17—45岁之间的未怀孕的或没有幼儿的妇女至此，纳粹的妇女就业动员政策开始驶入战争轨道二、妇女就业动员政策的效果纳粹妇女就业动员政策实施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据统计，从1939年5月到1944年5月，妇女就业人数在除了行政部门外的所有行业中，都呈下降趋势：在农业领域，妇女就业人数下降了800,000人,在工业领域下降了244,000人，在商业领域下降了800，000人，在家政业中下降了159,000人，[5] 尽管由于在政府等部门妇女就业人数的上升才使得妇女就业总人数有了限的增长实际上，纳粹对妇女的战时就业动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把女性劳工从消费性行业转移到制造性行业来，而不是通过雇佣新的劳动力来实现的从1939年5月到1943年5月，在制造性行业中，妇女就业总数由760,000人增加到1,515,400人，增加了795,200人，而同期在消费性行业中妇女就业总数则从1，625,300人减少到1,284,500人，减少了有340,800人。

[5]到1944年5月，德国雇佣的妇女人数比战前增长了1.2%，与此相比，在1943年美国雇佣妇女的人数就已经比战前增长了50%，英国的雇佣的妇女人数也比战前增长了50%左右[7]对于纳粹德国妇女就业动员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由于在1939年，德国的妇女就业百分比就已达到36.7% [1]，那些出于经济需要、家庭状况以及个人兴趣而愿意去工作的妇女已经基本被雇佣完毕，所以当战时就业动员政策真正实施时，德国可供就业动员的潜在妇女人数已非常有限其次，纳粹政府实施的家庭补贴政策也对妇女就业起了抑制作用考虑到一战期间德国军人妻子的艰苦生活状况曾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士气的低落，纳粹政府于1939年10月为军人家庭设立了慷慨的补贴政策补贴额相当于军人丈夫先前收入（包括现金收入、租金以及保险金等）的85%，但是如果妇女参加工作，就将失去其家庭补贴额的45%[5]很显然，该补贴政策抑制了妇女去参加工作，并促使许多已经工作的妇女放弃其工作再次，战争爆发后，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也是促使妇女放弃工作或不愿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原因之一这些工人妇女白天被长时间的劳作累得筋疲力尽，法律规定妇女的周工作时间长达56小时，而妇女的实际工作时间比这还要长；而且工人妇女还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在被空袭破坏得破烂不堪的道路上上班和下班，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妇女的折磨；持续的空袭警报以及随之而来的空袭，使得工人妇女的睡眠受到了干扰，并长时间处于一种极度精神紧张状态之中；即使如此，工作妇女们还得面临家务重担：“家务活、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对孩子的照料、有限的购物时间以及空袭对房屋的破坏”。

显然，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都导致妇女不愿去工作最后，纳粹征募妇女就业时规定的许多免除条款，也是导致纳粹的妇女就业动员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保护妇女的生育功能以及维系士气，纳粹当局在妇女就业动员政策中规定了许多保护与免除条款1938年9月16日，由纳粹劳工部长所签署的《关于动员妇女就业的几点指导意见》中有这样的内容：“战时对妇女劳工的雇佣必须受到限制，否则就可能威胁民族生命的延续因此，在战时，妇女不能被置于对她们身体健康构成威胁的工作岗位中，因为这迟早会对她们完成母亲职责构成破坏作用而且，被雇佣妇女的年龄上限为45岁，超过45岁的妇女可免于被雇佣[5]在1943年1月27日纳粹政府颁布的《关于为帝国国防事业征募男女劳工法令》规定：“以下情况可免于被征募：自1943年1月1日以来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妇女；孕妇；有学龄前幼儿或2个以上14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因此，大于45岁的妇女或者有学龄前幼儿或有2个以上14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她们纷纷离开其正在从事的工作三、妇女就业动员政策的特征在纳粹传统意识形态中，“妇女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家庭、孩子和家”，“妇女所能实现的最光荣的任务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个孩子”，成为未来民族勇敢士兵的母亲。

这种以强调妇女生育功能为核心的纳粹妇女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考虑种族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按照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应当主宰世界；犹太人、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应当被驱逐或灭绝而纳粹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维持种族的纯洁与繁盛希特勒宣称，“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由此，妇女的婚姻和生育也必须以种族为中心妇女们最伟大的事业就是为祖国生育更多的种族纯洁的孩子，“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8]这样，妇女的婚姻和生育被纳入到了纳粹种族主义的框架中，成为贯彻纳粹种族主义政策的工具其次是基于夺取“生存空间”的需要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建立欧洲及世界霸权，纳粹奉战争为国策希特勒宣称，“历史是诸民族的斗争，这是一场几乎无可避免的竞争，为了生存与繁荣，一个民族需要足够的领土来给予它自己正当的支持因此，我们未来的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占有并掌握足够的生存空间”[9]而人口问题又是和纳粹的称霸计划密切相关的。

对此，希特勒谈到：“今天我们在欧洲有8000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100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2.5亿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8]但实际情况是，20世纪初，德国的婴儿出生率开始稳定下降，1899年每千人中有35.6个新生儿，但到1913年仅为27.5个，到魏玛共和国时这种下降趋势加速，1932年婴儿出生率达到最低点15.19‰，与之相应的1932年人口增长率降为0.43%而在希特勒看来，人口增长率下降对发动战争和谋取霸权是十分不利的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转述了希特勒对人口减少的忧虑，“生育减少对我们民族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在20至45年内以及之后，我们将缺少多少师团[10]这样，纳粹从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观出发，迫切要求妇女回家做母亲并尽可能多生孩子 如前所述，纳粹妇女就业动员政策执行得并不理想，但该政策还是与其宣称妇女的“天然职责”在于做母亲的纳粹传统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对此，研究纳粹妇女问题的学者特罗格（Trger）做了这样的解释：“纳粹对于德国妇女的职责有两套理论模式：第一，血缘与家庭模式，它强调妇女的母亲角色，在1933年到1935年特别盛行；第二，社会建设模式，它详细规定了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以及和其家庭职责的关联，在1937年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都很盛行”。

但是，这两种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上先后相继关系，第二种模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第一种模式的消失，实际上二者往往并存于纳粹的妇女战时就业动员政策之中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中——妇女作为母亲的本性、人口政策的优先性以及对社会公正和士气的关注，他对动员妇女从事战时工作的态度是犹豫不决尽管迫于现实的需要和战时经济部门（军备部、国防部的经济部门以及劳工部等）的强烈要求，希特勒不得不接受妇女在战时有从事以前被认为是男子领域工作的必要，但他并不准备去征募那些被认为是不适合工厂工作的有幼儿的已婚妇女、老年妇女以及中间阶层的妇女直到1945年3月，第三帝国即将倾覆之际，希特勒才决定把80万主要由妇女构成的劳动大军投入到军火工业甚至是军队中，并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