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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干预技术生命政治哲学研究 摘要:从基因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到会聚技术，身体日益成为现代技术改造、设计和建构的对象技术不仅从外部扩展身体的空间性和提升身体的功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日益侵入身体内部，从微观尺度上对身体进行塑造和建构技术对身体的建构和设计不断消弱自然身体和人工身体之间的界限，从而挑战了传统二元对立范畴，展现出自身的控制性权力新兴技术对身体的内在干预和建构的本质是对身体的规训和生命的重组在此过程中，技术对生命的资本控制会导致一系列社会与伦理问题 关键词:内部改造;控制性权力;生命权力;身体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社会，身体从被压抑走向彰显身体在医学美容、健身运动、生殖和死亡、消费和商品中日益凸显这种变化不仅是因为人类观念的改变，而且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身体成为技术作用的场地，特别是现代技术从外部干预转变为深入身体内部进行设计和构建，导致了诸如隐私、认同和监控等现实问题和价值冲突 一身体:技术的源泉与场域 身体是技术的来源和场域，而技术对身体的作用则表现在身体的延伸和扩展等［1］身体是对环境的技术干预的生产性源泉，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但也与自然相分离，人们有能力将自身及其周遭环境对象化/客体化，从而发展出一些工具，开始根据自己的设计来改造自然世界。

［2］192而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则明确地提出“器官投影理论”在卡普看来，“工具是人的器官投影，从器官衍生，人类在工具中继续生产自己”［3］和卡普相比，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ArnoldGehlen)则提出弥补人类身体缺陷的技术人类学理论他继承了舍勒、赫尔德等人的观点，以哲学人类学为视角，通过人与动物的对比来揭示人与技术活动的关系与意义在试图克服以往对人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中，盖伦论证了人的未确定性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且提出了人的生物意义上的缺陷———人的未确定性蕴含了技术创造活动的必要性;人的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提供了创造活动的可能性亦即为了弥补身体缺陷，获得安全与稳定，人必须通过技术活动塑造适应能力，来为自己定向［4］在此技术成为人类身体不健全器官的替代中介盖伦从器官强化和器官代替出发，把技术分为三种类型:代替技术、强化技术和省力技术［5］代替技术是指加强器官潜力的技术;强化技术是指能够扩大身体能力的技术;而省力技术则指摆脱负担以节省劳力的技术在人类学和现象学视域交融中，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提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类“身体的代具”与延异。

人作为一种技术代具性存在，在历史维度中不断创造与发明自我本质与可能性，即一种后种系的技术塑造与生成由此可见，技术创造亦即自我本质生成而在当代一些荷兰学派技术哲学家看来，技术不仅调节了人身体的经验感知和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作为中介塑造了我们的道德决策与实践，亦即塑造人的意向性此种意向性被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Verbeek)称之为“赛博格意向性”所谓赛博格意向性并不是技术对人意向性的简单影响，而是随着技术慢慢嵌入人类身体之中，技术与人融合而成的赛博格实体所具有的意向性由此，“赛博格意向性不仅包括技术中介意向性(mediatedinten-tionality)，而且还包括技术人工物与人融合而成的混合意向性(hybridintentionality)、人的意向性和技术人工物意向性共同导向与组合而成的复合意向性(compositeintentionality)”［6］ 二身体干预技术:从外部替代到内部改造 现代技术不仅成为我们工作和生存的支配性背景，而且技术日益侵入身体内部、重构和支配身体，使得身体有机属性的功能安排和空间安排发生改变［2］188现代身体干预技术能够在微观层面上对身体进行测量、操纵和建构，从而可以把原子和分子作为建造世界的基本材料，深入内部身体以增强人的能力、改造人的构成。

具体如下:(1)利用神经药物干预技术调节情绪、激素水平、血液循环和认知能力;(2)利用基因干预技术操纵特定的基因以改变人的身体行为和精神行为;(3)利用神经干预技术链接人特定的神经元，从而提升人的信息处理能力［7］当然，真正使得技术对人身体进行嵌入型干涉的技术是会聚技术(NBIC)会聚技术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多个领域内的会聚其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现实的计算化(computerizationofreality);第二个是设备的微型化(miniaturizationofdevices)技术会聚使人类拥有对有机世界和生命本身的“可制造能力”(makeability)［8］相比较传统的身体干预技术，例如美容技术、智能药物、情绪药物等，会聚技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身体从而提升人的感觉、运动、认知技术和能力这一切都源自基于会聚技术的人技融合在人技融合趋势中，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更为密切这种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体日益成为技术的产物或产品例如，会聚技术可以提供合成人工物以替代细胞、组织和器官，因而身体的功能是由技术人工物和自然身体共同决定甚至在未来生物电子系统的广泛使用和身体的嵌入导致我们很难区分何为身体特有的功能，何为技术的功能;二是身体将逐渐成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

例如，身体和身体的功能能够被会聚技术系统进行检查和监控，从而把信息和计算机系统相联结以应对身体疾病和健康的威胁在这种图景中，身体逐渐被认为是由不同部件所构成的整体，而这些部件在必要时可以修理、增强或替换身体的出生、功能和生长愈来愈少地具有先天性和固定性，而是更多地被技术控制［9］真正在微观层面对身体内部进行重组和建构的技术是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生命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对基因组完成精确修饰以及兴趣基因的定点敲除、突变、敲入、多位点同时突变和小片段的删失等［10］以上功能赋予了此技术强大的身体干预能力，被称之为“上帝的手术刀”此“手术刀”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细胞以修复人身体的缺陷;也可进行基因修饰预防后代患有家族遗传病或者其他基因有关的疾病在未来基因编辑技术甚至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强人类自身一种是医学层面，通过基因修饰把特定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中从而能够抵御某种病毒;另一种是非医学层面，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设计孩子的基因，从而让后代更加具有竞争力［11］由此可见，在基因编辑技术视域中，身体不再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统一有机体，而是被视为离散和可改变的元素组合相比较传统身体干预技术，新兴基因编辑技术开始在分子层面可视化生命，从而向微观层面发展。

由此，“微观身体概念出场，其具有两个全新的维度:第一是微观身体具有不同的尺度;第二是微观身体内在具有可以进行改变的基因信息就尺度而言，传统生物技术往往使得身体在血液、组织与器官层面上呈现和可见;而基因编辑技术从干预身体器官层面深入到更为微观的维度，对身体的理解方式也转变为信息范式，即把身体的基因、生物组织与遗传因素进行信息检索、编码与储存”［12］116－118 三身体的设计与构建:身体规训与生命权力 从会聚技术到基因编辑技术，新兴技术不断干预、操纵、建构和控制人类的身体，即认知科学家思考身体，纳米科学家增强身体，生物科学家创造身体，而信息科学家则监控身体简言之，身体干预技术正在不断展现自身的控制性权力当然，技术作为一种控制性权力在培根时代就存在从历史角度而言，技术与权力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17世纪就提出了科技作为权力的观点对于培根而言，科学技术不仅以自身为目的，即追求真理和增强知识，而且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但是，在培根时代，技术控制的对象是自然界，其目标在于理解和开发自然界的根本性规则和力量从而提高人类生活条件，因此技术更多是控制自然界的工具性手段。

但是，新兴身体干预技术控制的对象是人的身体这种控制性最早体现在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的控制论理论(cybernetics)，其核心思想认为生物系统和机器共享同样的反馈机制而随后作为控制论思想的产物之一的“赛博格”(cyborg)概念产生Cyborg”取自“cyberneticorganism”，本意为控制有机体创造“赛博格”概念的曼弗雷德柯林斯(ManfredClynes)和内森科林(NathanKline)的目的是希望借助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干预和增强，从而提升人类在外层太空的生存能力［13］在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看来，“赛博格是一种受控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它既是社会现实的动物又是虚构的动物”［14］赛博格作为一种有机物和机械混合的生物控制系统，成为人类未来进化的存在形态由此，技术对身体的干预也导致动物和人的界限、有机体和机器的边界、物质和非物质的边界的消融新兴生命技术对身体内在干预和建构的本质是规训身体和重组生命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等方面的进展都加强了对身体的控制，导致身体的实在性日益不确定［2］5由此，“技术对身体内部的干预达到一种新水平，将异质成分进行新的组合，使之成为以往前所未有的生命形式。

例如分子生物技术将生命重新定义为一种文化，与大脑扫描、基因分析、移植医学、繁育技术等有关科技相关，其打破了身体完整性的概念，身体日益不被视为一种有机基质，而是被视为一种分子软件，既可以按照设想解读，也可以进行重写”［15］生命的开始与延续也日益与技术对身体的干预和规训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生命的持续持存日渐成为生命权力所规制的对象，人在逃避生命风险的同时却陷入更加受制于生命权力的悖论，即更加依赖于它所提供的安全机制［16］真正对“身体规训和生命权力”进行深刻剖析的是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福柯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体都受到严厉的权力控制权力强加给身体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人体不被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被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和微妙的强制［17］155“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17］242规训权力的目标在于驯服个体身体，与此同时所有人的身体则成为生命权力征服的对象与目标正如福柯认为:“生命权力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把身体当作机器，对身体的力量、能力进行训练和最大化，增强身体的效用性从而把身体融入控制系统之中，是一种身体的解剖政治学;第二种生命权力则关涉物种的身体，充满力学的身体构成生物进程，包括出生、传播、死亡、生命健康、生命延长等，对生命的监督和管理是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干预、管理和控制，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权力。

［18］简言之，解剖政治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生命政治是以物种的肉体、浸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介入与控制机制［19］因而，生命权力是一种让人活甚至活的更好的技术，其目的在于改善生命、投资生命，让生命变得更安全和健康为了满足此目标，社会开始利用新兴的身体干预技术和生命技术对整个“社会身体”进行干涉和塑造，包括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建立医疗健康数据，提升人的寿命，控制人口流动由此，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相辅相成，组成了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两种维度:一个针对个体，一个针对全体人口［20］ 四身体与生命的技术资本化 技术对身体的干预，导致生命的不断工具化和资本化，即生命本身具有了价值所谓的生命价值，是一种有序化的经济秩序，一种可以计算的，具有等级性的价值体系，技术可以强化和增强种种生命形式的价值新兴技术沿着人类工程的路线对生命本身进行改造和生产，当前最具有生产力的生命价值是将生命改编为信息密码，并录入到与资本经济融合的生命信息经济中［21］当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