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地域文化自信：《新安文献志》的范式意义.docx

          建构地域文化自信《新安文献志》的范式意义                    摘要：明中叶徽州学者程敏政(1444-1499)通过蒐集、编纂大型地域文化图书《新安文献志》，弘扬乡邦先哲嘉言懿行，传承儒文化学脉，始终以朱子之学为归依，有意统一徽州学术文化理念，同时以文献作为徽州地域文化的媒介，实现文化立邦的意图《新安文献志》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徽州地域图书文献，同时为建构地域文化自信提供范式意义关键词：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徽州；文化自信；范式意义G02：A：1002-3240( 2017 )04-0156-05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构源于特定地域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场域，且对外有着较强的辐射性明中叶，徽州杰出学者程敏政以其国史之才，蒐集、编纂大型地域文化文献《新安文献志》该书共一百卷一百二十多万字，为程氏积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为第一部徽州图书文献汇编《新安文献志》的编撰不仅体现了程氏整理地域文化的高度自觉，还为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即以总结地方文献人手，通过取舍排比，诵法先贤，统一文化观念，强调文化立邦，从而彰显地域文化自信。

一、诵法先贤：明确的编纂主旨程敏政于书无所不读，文章为一代宗匠《四库全书总目·篁墩文集提要》称：“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博学雄才，高视阔步，其考证精当者亦多有可取，要为一时之冠冕，未可尽以繁芜废也徽州号称“程朱阙里”，自宋以来就是文献之乡程敏政编纂的《新安文献志》，其中辞命68篇、奏疏40篇、书40篇、记71篇、序52篇、题跋61篇、议4篇、谥议2篇、论26篇、辨8篇、说9篇、原4篇、考8篇、杂著36篇、问对4篇、策问6篇、策2篇、讲义4篇、道5篇、檄19篇、表笺奏附17篇、启44篇、碑13篇、祭文20篇、铭13篇、箴8篇、赞14篇、颂3篇、赋11篇、行实360篇，另有诗词曲1000多首该志所收或取自正史本传，或取自地方志谱乘，或取自墓志铭、行状、神道碑，或取自别集、笔记和信函，几乎囊括徽州文献的各个方面程氏“广搜博集，多方补充，材料丰富，荟萃赅备”，可补方志之未备程敏政为何要、又如何能凭个人之力去蒐集图书文献，编纂《新安文献志》呢？首先，徽州文化经历从“崇武”到“尚文”的转变古徽州本属山越之地，崇武之风由来已久魏晋以来，由于中原世家大族的迁入，又因为北宋宣和三年( 1121)改歙州为徽州，更因为公元1132年南宋王朝南迁临安，徽州作为临安西北门户，成为畿辅要地。

徽州文化由此蓬勃发展起来，开始以“文献之邦”、“东南邹鲁”之名闻名于世为使大量图书文献不湮灭失传，深受徽州文化沾溉而成长起来的学者程敏政，自觉意识到有承担蒐集编纂徽州地域图书文献的责任，故其明确宣称：“宣子聘鲁，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备；孔子说二代之礼，而叹杞宋之难征则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乡之文献，非大阙与？”其次，有计划地搜集乡邦先贤的著作程敏政出身世代文化世家，家中藏书颇丰据明末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所记“昭代藏书之家”，程敏政亦是与宋濂、刘基、李东阳、王守仁、杨慎、王世贞、袁宏道、汤显祖、李贽等有明一代著名的文人学士齐名的藏书家在姜绍书看来，这些学人著述宏富，名重当时，“翱翔艺苑，含英咀华，尚论千古”，所收藏的文献典籍必然丰富，“纵未必有张茂先之三十乘、金楼子之八万卷”，但从他们广博的学识来看，“亦可见其插架（藏书）之多”程氏自己则说：“发先世之所藏，搜别集之所录而友人汪英、黄莆、王琮植暨宗侄隐充，亦各以其所有者来馈；参伍相乘，诠择考订，为甲集六十卷，以载其言，乙集四十卷，以列其行盖积之三十年始克成也《新安文献志》是程敏政花费30年的时间，有计划地搜集乡邦先贤遗著，并在此基础上编撰的徽州文献总集。

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非为自己扬名立万，而是为了诵法先贤，从而使徽州文化得以名扬天下，垂范后世其《新安文献志序》云：“凡吾党之士，抚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发高山景行之思，而日从事乎身心，由一家以达四海，使言与行符，华与实称，文章德业，无愧前闻；又进而诵法程朱氏，以上窥邹鲁，庶几新安之山川，所以炳灵毓秀者，不徒重一乡，将可以名天下；不徒荣一时，或可以垂后世，而此编亦不为无用之空言也哉ci明人治学，素遭后人“空疏”之讥程敏政非不善理学，其《道一编》和合朱陆，颇见思辨功力然《新安文献志》不作无用之空言，不仅爬梳博采，荟萃赅备，而且辨证排比，严加分类，主题突出，平正醇粹程氏所选之文，或表彰雄才大略、安邦定国之重臣、将军，如《宋端明殿大学士程公王必行状》、《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蒋公贵神道碑》；或称颂兴利除害、为民请命的直臣良吏，如《方吏部岳传》、《松江府知事俞公师鲁行状》；或赞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富商大贾，如《记外大父祝公确事》；或讴歌相夫教子、睦邻和族的贤妻良母，如《孺人陈氏墓志铭》、《程给事中母宜人胡氏墓志铭》此外，弘扬正气，敢于与黑暗势力斗争的诤臣义士；标新立异，不为陈规陋俗所禁锢的奇才异士；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良医术士等，皆在程氏表彰之列。

徽州专志的编修较多，流传下来且较有影响的有梁萧几《新安山水记》、王笃《新安记》、唐代的《歙州图经》、宋代李宗谔《州郡图经》、罗愿《新安志》、傅岩的《歙纪》、程瞳的《新安学系录》、赵滂的《程朱阙里志》等其中罗愿《新安志》在传统的地记、图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对之进行了扬弃，从而使古代方志走向成熟《新安名族志》则是由程尚宽根据戴廷明的《新安大族志》续补而成的徽州重要宗族史著《新安学系录》则是第一部新安理学的“学案”性著作，该书收录了105位著名新安学者的传记资料以及言行、遗事，对徽州人物的研究和徽州文献的保存均有重要意义至于《程朱阙里志》这部篁墩村志，则在考证朱熹、程颢、程颐三人出自徽州这一问题上具有文献价值程氏《新安文献志》虽与诸家一样，同为专志，但别具一格其以文献为中心，又不仅仅以文献保存、传承为目的，而志在表彰先贤精神品格，凝练徽州地域文化的基本要旨，凸显地域文化自信所依赖的合理基础二、彰显朱学：统一的文化观念钱谦益曾对程敏政高度赞许，“克勤修眉长髯，风神清茂，考证古今，精详博洽，追配其先龙图大昌，近儒莫及也……他所撰辑《宋纪受终考》、《遗民录》．《新安文献志》，皆可观钱谦益指出程敏政有南宋徽州大儒程大昌之遗风，反映出程敏政特别重视向徽州乡贤学习，其《新安文献志》就是欲集成徽州乡贤之文献。

当然，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并非意图汇编一部徽州文献大全，故其不曾竭泽而渔，将徽州文献一网打尽其目的在于表彰乡邦“先正之嘉言懿行”否则，“虽脍炙人口，不在录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在中国历史留下深刻影响的徽州大儒朱熹就必须得到重视事实上，少年程敏政就曾写出《苏氏祷杌》，其中多萃取朱熹黜苏轼之言《苏氏祷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未见著录，但据《篁墩文集·拾遗·苏氏祷杌序》可见程敏政的主张，该序中云：“……今去子朱子之后益远，而为苏学者益盛，窃不自揆，谨取子朱子平日所黜苏氏之言，萃为一编；凡近世诸贤，其议论有合于此者，悉附其后，题日《苏氏祷杌》，以寓除恶务本之义钱谦益在高度评价程敏政的同时，也指出其“惟著《苏氏祷杌》，力诋眉山，以报洛、蜀九世之仇，则腐而近愚，且比于妄矣”据《苏氏祷杌序》，该书成于天顺五年( 1461)，当时程敏政才16岁，书中所言自有少年意气失之偏颇之处，但也较早地奠定其尊崇朱熹的思想基础在程敏政的时代，由于朱熹、陆九渊治学方法不同而引发的“朱、陆异同”之争，这已成宋明学术史上的热点朱熹强调“道问学”，认为为学先要泛观博览，反对粗心浮气，失之太简；陆九渊则强调“尊德行”，认为为学先要发明本心，反对支离烦琐，欠缺涵养本原。

到明中叶，随着陆九渊心学思想流布渐广，甚至渗透到素有“程朱阙里”之称的徽州，朱熹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当时的学人纷纷弃朱而从陆，二派之间纷争不断，学术文化争辩之风极为激烈在这种背景之下，程敏政专门撰述《道一编》提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希冀平息朱、陆纷争《道一编》在其中所选的一篇《朱子答吕子约书》后云：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对此，程敏政作了按语：此书朱子未与陆子相见时语，所谓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与《中庸》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之说，乃朱陆最异处今考陆子与其门人书，亦孜孜以讲学为务，而独切切以空言为戒，疑所谓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岂倡为空言哉？其说可谓大不审矣！程敏政承认朱、陆早期有异同，同时又积极维护朱子程敏政在《道一编》选录《朱子答吕子约书》《朱子答蔡季通书》后云：以上二书，朱子始谓陆子全是禅学，且叹其深误后生之好资质者今考象山之书，往往以异端为忧，其于儒释之辨亦严盖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说太过，而疑其为禅耳然陆子与朱子书，则又讥其为葛藤末说，不知萦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气盛语健之时，学者未可执以为定论也程敏政认为朱、陆分歧主要是由于早年年轻气盛，学者不能以此为定论，应以各自晚年思想为依据。

程敏政著《道一编》宣扬朱、陆“早异晚同”，曾招致当时及后人的非议，认为其“抑朱扶陆”、“辱朱荣陆”，这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程敏政的本意程敏政曾明确表明“求孔子之道，必自程朱”的立场，其和合朱、陆的目的，正式为了维护受到陆学冲击的朱子之学的地位和影响《道一编》成书于弘治二年(1489)，《新安文献志》成书于弘治三年(1490)．这时程敏政年近五十，是其思想成熟的时期为维护朱熹的地位和影响，程敏政在《新安文献志序》中开宗明义：“婺源之朱南徙闽，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统，而开绝学于无穷就《新安文献志》选录内容而言，程氏广搜朱熹与新安相关的材料，详加录入其于《凡例》云：“朱子诗文录有关于新安者，及本集所遗阙者，及尝流传故乡而刻石锓梓者皆一一录入就《新安文献志序》编纂体例而言，其甲集悉遵真德秀《文章正宗》体例，而实际在构建全书的过程中，一方面遵从朱熹注书之例，“朱子注书，例凡先达称官，如云范太史；称爵，如云司马温公；称谥，如云[来自WW]范文正公；否则称字，如云吕伯恭；或兼以号举，如云张南轩，今悉遵此例，不敢称名，亦景仰忠厚之一端也”另一方面，“行实中有文字冗长或牵书者，遵朱子《伊洛渊源》例，略加删节……”就材料取舍而言，程氏特别指出：“先达时文，多有晚年手自窜定之本，致与刊本、石本异者，又有经后贤所删润者，今参伍相校，务从善本。

可见，程敏政特别看重作者晚年手自窜定之本，其用意不仅是保证文献的可信度，同时也有其良苦用心，那就是针对一些人以朱子早年与晚年自相矛盾的一些观点批驳朱子的学术局面的一种匡正地域文化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的过程形成固有传统，而这种传统有可被感知的、异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地域文化以一定的观念作为核心，然后渗透到物质层面和其他文化元素之中因此，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构同样需要确立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徽州是朱熹的祖籍，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导、科举的引导，更因为徽州历代学人对朱子理学的维护和固守，朱子理学是宋明以来徽州地域文化最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程敏政在朱子理学在徽州经典化的建构进程中，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新安文献志》作为徽州地方文献的总集，程敏政有意识地以朱子理学作为统一的文化理念，以此来揭示徽州文化的核心价值程敏政在《新安文献志》中除古诗以外，选录了朱熹46篇文章，意在突出朱熹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其有意识地标榜朱子之学，企图以之为徽州树立一个统一的学术文化理念《新安文献志》以朱子为最高典范，在朱子之学普遍遭受怀疑的学术背景下，其统一徽州学术文化理念的意义自不待多言实际上，程氏之前的元代有朱子后学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笃遵朱子学的基本原则进行教授、讲习和著述，使得朱熹逐渐在徽州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