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书在明代科举中地们的确立及其对文学的影响.docx

    论“四书”在明代科举中地们的确立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内容Reference：“四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典籍，历来为各代统治者和文人所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的科举政策，由此四书就被当做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并确立了“四书”在明代文学中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而“四书”地位的确立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本文主要以“四书”在历史上地位的沿袭为研究对象，同时简要分析四书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依据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Keys；四书 儒家经典 文学地位 明代科举 负面影响一．“四书”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在明代科举中地位的确立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中的著作是先秦就有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四书之说四书都是儒家的经典典籍汉代汉武帝采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立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因此儒家的经典也就被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在汉代，儿童识字课本之后就要读《论语》，而且根据赵岐《孟子题辞》说：“孝文皇帝欲广文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可见，《论语》、《孟子》在汉代虽未列入经书，但地位已经在其他典籍之上了。

但是在汉代，世人对于《论语》和《孟子》的看法是有区别的《论语》已为专门之学，有专人教授，《孟子》则虽常被人称引，而却未见有人将其列为经传《汉书·艺文志》亦将《论语》列入六艺类（即后世所说的经类），而将《孟子》列入诸子类，即说明在刘向、班固等人的心目中，《孟子》连作六经传记的资格都没有汉以后《论语》的地位越来越高，魏晋间注家甚多，梁黄侃且为之作疏，其地位已经和经等同《孟子》则虽因赵岐的注释和宣扬，且尊孟子为“亚圣”，仍不能与《论语》并列，故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等均有批评孟子之作《孟子》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唐代古文家韩愈及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鼓吹它被列为经，大概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然当时仍有非议它的，至南宋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并将《孟子》编入四书，它与《论语》并列的地位才确立下来《中庸》也是从汉代开始被重视的《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是出自孑L子孙子子思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两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宋戴颐《中庸传》二卷、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二卷，可见《中庸》很早就受到特别的注意，并且已经单独研究但是如今这些书大部分都散轶了，所以可以推断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大学》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相传它是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到了唐代，《大学》和《中庸》一起受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推崇，把他们和《论语》、《孟子》并列韩愈和他的朋友李翱对《大学》和《中庸》的推崇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李翱的《复性书》将《大学》、《中庸》的一些观点融为一体并加以发挥而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尤为宋代理学家开启了先路至北宋程颢、程颐对《大学》极力保养和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艺术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在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把《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相提并论，并亲自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大学》便成了《四书》之一，而且朱熹还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宋代时，学者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义理”，也就是经书中的根本道理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提倡把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准则加以抽象化、哲学化，看做先天地而存在的永恒的“天理”，简称为“理”理学家们认为，读经的目的就在于明“理”，读经不明“理”，就算白读所以宋代的儒学叫做“理学”理学家们认为，要探究经书中的“理”，首先要明白“圣人本意”程颐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本意与圣人所用之心。

因此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成了探究“圣人之心”的最直接的材料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程颢、程颐的观点，朱熹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把这四种材料汇编成为一套丛书，叫做《四书章句集解》，并分别为这四部书做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故称为“集注”这便是“四书”的来历朱熹编辑《四书》的根本用意，正如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实始尊此篇而表章之既而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精，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矢，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这一篇对《大学章句》的议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朱熹对他编写《四书集注》整个工作的议论。

总的说他是要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所补益，即为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有所贡献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之所以得以成为四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学者和统治者看重的都是四书中思想的社会教化作用程朱尊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撰写和刊刻《四书集注》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们明确的目的——传播新儒学的需要由孔子始创的儒家学说，是以封建宗法制伦理道德作为其核心的，孔子的政治教育思想大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阐述的，孔子主张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宣传和论证封建道德礼教的合理性，这是儒家学派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尊宠的主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现，仅靠刑罚杀戮等强制手段是远远不能维护其统治的因此必须借助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宣传，建立其在精神上、思想上的统治，而儒家学说刚好可以满足统治者的这一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儒者们总是需要寻找新的形式来对传统儒学中的基本伦理道德思想重新加以肯定和发挥，而这种以唯心主义的天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恰好就是刚立国不久，急于稳定统治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所需要的于是“四书”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之作理所当然的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了一起。

明朝刚刚立国不久，明成祖朱元璋意识到新的政权初立，正值用人之际于是他决定通过科举取士把天下所有有才华、有知识、有抱负的能人志士招于麾下，为朝廷效力，巩固大明的基业洪武三年，明太祖下诏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于是“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命题试士由此确立了四书五经在明代科举考试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浅谈“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对文学的影响朱元璋为了“稍变其试之法”，颠覆科举考试的传统在考试的内容上，用“经义”取代“文学”；在考试形式上，用“八股”取代“诗赋”这样，从明代开始，“经义”成了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核心标准，并且形式只能以八股“代古人语气为之”而在明代的“经义”中，主要指的也就是“四书文”据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中提到“八股文考题限制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内，所以成为‘四书文’……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明清两代县、府、院试以及乡试、会试都以‘四书’题的八股文为重”这一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有提到：“乡会试虽日三场，实止一场，而第一场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并且，明代科举所考的“经义”仅限于官方指定的解释，绝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或是加入自己的理解。

明代的《四书五经大全》“编自永乐，颁于学宫，而诸书皆废”（顾炎武《日知录》）这就对考生的见识与才气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使科举考试变成一种对既有成说的变相重复甚至抄袭，在这样的背景下，考生只有人云亦云更荒谬的是，经义还必须“代圣人立言”所谓“代”，就是揣摩圣人的意图，模仿圣人的口气写作，不得以第三者的语气加以客观评述；所谓“立”就是正面论证圣人之言的合理性，决不能对它作评判性的解读按照明人的理解，“作文时替圣贤说话，必知圣贤之心，然后能发圣人之心，有一毫不与圣贤之意相肖者，非文也譬之传神然，眉目须发有一毫不逼真者，非为良工也”（武之望《举业厄言》卷三），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本应是作者发自内心之作，而在明代科举的影响下，人们为了考取功名，不得不死记硬背四书文，以在考试中获得好的成绩，对其他的书籍一概置之不理广泛的涉猎书籍，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而明代的学子仅读四书和五经，这对于文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放逐[来自www.lw5U.coM]更为严重的是，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在功名利禄的催动之下，根本不认真的钻研四书五经等基本典籍，而是怀着投机速成的心理去研磨时文，或者干脆请人代为拟题顾炎武云：“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

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课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悉入场命题，十符八九《日知录》）也就是说，学子们在参加考试之前可以请人先根据题目拟好文章，只要将可能出现的题目都罗列出来，然后熟记它，在考试的时候将与题目相近的抄在试卷上，就有可能高中，既然这样就可以考取功名，又何必苦苦研读原著呢？这样就形成了“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的风气这样“专攻时文”的风气给明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大多数的文人都是希望可以入仕，发挥自己的才华为国家效力而对于一般文人而言，要实现这一抱负，唯一的途径便是参加科举考试明代的文人既是在这样的教育格局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就必然会受到这种考试的影响首先，只读四书五经，就从根本上弱化了明代文学的基础，而文学基础弱化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雅文学的衰落在明代功利主义教育背景的影响之下，从事文学活动已成为全社会排斥的对象，唐代那种全民崇尚文学的社会风气以不复存在，从事文学创作的群体少之又少，再加上科举的毒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群中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其次是在“代圣人立言”的思维束缚下，明代文学避免不了的沾染上了难以挥去的复古之气明代的复古与唐宋文学的古文运动相比，不是在创新中复古，而是在“抄袭”中复古明代的作品往往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就算可以在形式上找到突破口，也只能是内[来自www.lw5u.Com]容空洞之作，难以成为文学中的上品由此可见，“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对文学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它极大的束缚了明代文学的发展但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负面的影响与四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腐朽的八股文毒害了人们的思想四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总体上来说，四书属于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他本身所包含的积极方面，如民本思想，教育思想，无论是对国家或是对于个人都有着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撼动的Reference：[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2]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4]韩秀丽等．四书五经与现代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5]黄宗羲，黄梨洲文集[H]．北京：中华书局．1959[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孙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