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哲学家屈原.docx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梅琼林〔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闻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提醒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开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觉和复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相识，形象与深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关键词屈原哲学屈赋中图号Ｂ２２一关于诗人屈原是否为哲学家，乃至在何种意义上为哲学家，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探究屈原的哲学思想时曾经慨叹：他文学成就太大了，以至掩盖了他的哲学思想［１］郭沫假设在《屈原探究》中认定屈原美政根本是儒家思想，好像确认了其哲人身份，但又重申“屈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２］张正明认为，“确定的史实缺乏以证明屈原是政治家”，也“很难称之为思想家”，“屈原就是屈原一位志洁行廉的宏大诗歌艺术家，“一位无与伦比的巫学家”［３］唯有近人梁启超哲学论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把屈原思想纳入南派老子支流，认为“当时思想大体可分为南北，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世，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可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志向，那么南派之特色也。

屈原那么重于此种思想空气之人也”诗人屈原是否为哲学家，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对屈原精神深度的考察方式和界说思路虽然否认屈原为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于闻名学者，而且几乎形成了一种大势所趋的普遍共识，但是，这些观点还是很值得反思和商榷的无论是冯友兰、郭沫假设、张正明，还是梁启超，他们几乎不谋而合地用了一种知性标准，从中国哲学史既定框架去相识和论定屈原，以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诸子之学的根本倾向界划屈原，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他们把艺术和哲学，把诗人与哲学家割裂开来，而坚执一种艺术与哲学断然分别的二元论立场，屈原也就由此被剥夺了哲学家的重要身份然而，只要我们超越这种知性化相识方式的巨大局限，只要我们抛弃先秦时代老孔墨荀诸家的既定哲学程式，转而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提醒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和深思看法，去开掘和再现屈原的心灵意蕴，那么，我们将不仅发觉一个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的思想家，而且，也还会将其复原为一个宏大的诗人哲学家二确认屈原为诗人哲学家的重要依据，首先是屈赋文本屈赋文本始终被视为中国诗史上超绝千古的浪漫主义佳作，也始终囿限于从诗学艺术视角阐释其价值与意义但究其实际，屈赋文本从根本上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浪漫主义范型；它肯定不仅仅供应了一种辉煌华美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其它作品而言，它所到达的思想境界和哲学视野是无与伦比、震惊古今的。

屈赋文本的自叙性和抒情性是以作者个体的感性体验，自我探究和自我提醒为前提的；由此启程，整个屈赋文本构成一个类似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艺术中进展思索”［４］的封闭性世界在这个限定状况中，诗人倾诉着、自语着，将生存最沉痛的人生挫折，通过密码深思和象寓显现出来，展示了悲剧视境中一种深邃的人格世界观和哲学运思深度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艺术在其根源上看，是通过直观地表现此在中的存在的一个确认功能，照明生存的东西［５］屈赋文本还是在这种意义上以直观的诗性思维进展有关自我心灵的哲思纵览屈赋２５篇，我们可以发觉这些并非一时一地完成的众多作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全部都是生存思维者对于自我生存挫折的深层体验和内心反思诗人在生存悖论和道德两难的逆境之中，从辉煌走向颓败，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隐忍看法徘徊于生存的边缘极限因此，诗在这里作为唯一的与自我相关的世界，不仅触及了历史演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在担当生存照明的思之使命诗也由此成为生存的功能，思维的功能，指明白自我在挫折境遇中对悲剧之知的追询和所能到达的悲剧深度因此，在这里，“诗作的思维”和“思维的诗作”，“思维和诗作、哲学家与诗人”到达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趋同和整一；这也是海德格尔所一再倡议的“一切诗作的根源是思维”、“诗作的本质寓于思维之中”，“一切深思的思维是诗作，一切诗作是思维”［６］，感性之诗与深思之哲学具有两者相互依存的相随性关系。

诗作和思维面对自我存在和对自我悲剧命运之内省体验而达成了最纯粹的相同性这种两者间同一的说法，是意指作为二元性的一元性、两重性的统一，是以体悟与哲思的双重观照到达对自身悲剧存在黑暗和解蔽，所以屈赋文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追问和探询着屈原的悲剧之知和存在真理，这也从根本上确定了２５篇诗作的整体构成性质，确定了诗哲辉映、情境深邃的屈赋特征在屈赋的系列诗作中，天空、大地、诸神和悲剧自我构成了千古罕见的巨型意象，组合为一个芳菲迷离、绚丽多姿的虚幻空间这些令人叹为观止，震惊莫名的浪漫主义情境，从其实质而言，仅仅为悲剧自我的追询之旅供应了一个廓大无比的诗性境界诗人带着对现实难以割舍的眷顾，对祖国满腔忠贞的情怀，以及身陷悲剧之境的孤独愤懑进入了对世界的悲剧性质疑和自我挽救然而，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冲突已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中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悲剧冲突，而是早已内化为个体自我的冲突与冲突尽管诗人以一种澄明的判定相识了外在世界及其巨大冲突，但对自我的挽救行动却照旧茫然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拖宕和延迟是屈赋自我叙写中最辉煌的章节，也是屈原根固难徙的道德化自我面临渴望挽救和坚持自我两难之境的巨大困惑，它仿佛一道无法超越的无情界限，“在这道界限上，他无法获得挽救。

相反，只有在其行动超越了他的个人存在，甚至以死实现其特性时，他才找到了补偿和解脱”［７］三悲剧中的屈原作为生命个体，标举出别出心裁、超绝尘俗的精神禀赋和优异品质，这是政治旋涡中的屈原真实存在的反映，同时也是悲剧艺术的一般要求，那就是呈示悲剧人物的辉煌价值以及这种价值消灭所引起的巨大心灵震憾虽然屈原身为政治家，具有非凡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但他的真诚人格却拒斥着任何超出真诚之外的手段、油滑，以致使人疑心起他是否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８］然而，这些纯净无私的气质却是悲剧人物所必备的高尚情操，也是屈原悲剧性之发生的根源性根底他从这一根底启程体察世事人生，感悟宇宙万物和社会政治，不仅发觉了世界的荒唐和自我的孤独，而且，以一种坚执的个体精神，一种超离社会视象的卓越品德，向世界和存在提出了真正的疑问，这个疑问发自个体陷于悲剧之境的震惊和困惑中，犹如俄狄甫斯、哈姆雷特的生存质疑一样令人惊怵和恐慌，它充分地表达了悲剧个体的精神之真和对荒唐世界的无情抗议，它所提醒的生存世界的深度，不亚于哲学深思对人的存在的考察，它仿佛一道刺眼的闪电，照亮了被沉没于悲剧苦难的个体和被荒唐模糊了的世界的根本轮廓，以一种感人至深的真诚性，呈现出超越文化时代视野的千古价值。

雅斯贝尔斯曾在对悲剧的分析中指出：“个体与一般的规律、标准、势必性相对立：当他表现的不过是反对规律的任性时，他的行为不带有悲剧性；只有当他提出了真正的异议，这一异议虽然反对规律，但从他那方面看仍旧具有真理性时，他的行为才带有悲剧性［９］“一般性原那么在社会力气、社会阶层、习惯与职责中得到集中，因此社会能产生悲剧另一方面一般性原那么可以在人类性格里得到集中，作为永恒律与个体开展趋势和个体分道扬镳因此也存在由性格而引起的悲剧［１０］屈原的悲剧就表现他具有超凡的纯净品质和内在精神，并且以它的全部真实性与抽象的一般规律，与政治的落后习俗相遇、相冲突后，仍旧坚执个体的志向人格，向存在本身的荒唐性提出“真正的异议”尽管这种悲剧个体是弱小、失败乃至消灭的，但他却由此升华为一种不朽的精神之光，烛照着世界的黑暗和理性的幽蔽，这是人于悲剧逆境的极限状态用精神生命获至的苦难之知和生存哲学这也许正是雅斯贝尔斯在其煌煌大著《哲学》中言说的“艺术本身成为生存的功能”［１１］它也展示了个体深度深思中艺术与哲学的彼此关联和密不行分哲学探究可能成为艺术，真正艺术作为照射生存真理，是哲学的器官与哲学的合理的相识方法遇到限界时，艺术每每向哲学开拓新的可能性。

相反，艺术的直观只要它想要照射生存真理，就渴望在那里进展破译密码的形而上学的思辩［１２］可以说，２５篇屈赋艺术中凝集了屈原对自我与世界的剧烈思索，溶入了以生命本真情感对根源性的文化起源和社会人生的不断追问，它是一个艺术的直观世界，同时也是悲剧之知的深思空间；在自我与世界的巨大断裂中，以理性情感追寻着涵盖世界的始基性价值意义，故而它在艺术世界中暗含着哲学深思之维度，是一般诗歌艺术所难以企及的形而上境界假如说，悲剧标记着个体生命与生存世界关系的分别、冲突与冲突，其间势必引导出个体对自我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哲学观照，那么，屈赋作为一种悲剧形态的典型表达，那么显明地呈示了悲剧中屈原的最内在状态，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屈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内省型”的悲剧作品系列因此，既使弥布诗章间的剧烈情感意绪开展到迷狂的程度，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迷狂并非是超离理性范域的非理性的心智狂乱，而只是一种特定意向冲突上的情感强度张力的表征，仍旧归属于一种理性精神的潜在统驭，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一种价值的澄明，尤其是相对于古希腊俄狄甫斯式的命运悲剧中的悲剧个体盲目无知地被命运之神主宰而言，屈赋中的屈原是理智的、明晰的，他处于逆境之中，却照旧洞察世界，并对世界保持着有力批判。

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困难的，他既与世界相分别、相冲突，又仍旧眷恋着世界中的某种肯定价值，那就是对国家人民等的无限深情，这种生存境况中的悖论状况实质上指明白他无法超越的存在界限并在精神的两难中徘徊不定，并由此形成了内在个体的心灵分裂和自我对语，作为一种情感主体的探问主题几乎涵盖于全部诗章匈牙利汉学家托凯有感于这种绵绵无尽的自我对语的悲郁风格，因而把它作为一种悲剧类型——悲歌，并将它誉为中国悲歌的起源［１３］，其根本缘由在于屈赋突破了古希腊悲剧冲突的蒙昧和含混性，在一种澄明之境中展示悲剧个体的自我冲突，将外在的冲突内化为个体心灵的无法解脱的二元化深思在这种深层的悲剧语境中，精神二元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屈赋对话形式的普泛运用，这由此环绕悲剧问题而构成了诗章某种意义上的复调性，具有了悲剧主体表达的多重声部和多重声音［１４］，因而使理性视野中的悲剧绽开呈示了一种张力，一种放开悲剧的闭封性空间的契机而从根本意义上看，二元化趋向在屈赋中更多地表达了屈原道德价值上的坚决不移和精神取向上的高度纯洁所以，在经过众多对话的喧哗之声后，屈赋以更加苍凉有力的风格在《天问》中向肯定存在者——天一连诘问了１７０多个问题《天问》是诗人在心灵与世界产生断裂之后，对历史、文化和神话等诸多存在事项的涵盖者——天的顽固诘问。

这种疑心性的反问话语，透露着自我精神的执着和坚持以及对存在世界的真理性追问《天问》对社会意识形态所公认和流布的一般认知的疑心，正呈现着诗人遭受的现实冲突和精神怀疑这不是神话文献，也不是所谓的文化考据，它表达了了屈原站立于悲剧立场对悲剧之真的深切体悟，对悲剧非理性的荒唐感的反躬自问这种一贯究竟的问句话语，活现出一个站立于文化地平线上指问苍天的悲剧性灵魂其深度和气场具有了一种超绝千古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磅礴风格在屈赋中，艺术与相识，形象与深思在其根源意义上是相同的、兼容的它们的日常分别性被诗化思维所凝集，结合为一个不行拆解的整体在这里，诗作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是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一种象寓性密码；它是一种诗的哲学，同时又迥异于以客观世界作为阐释对象的哲学的理智明晰性屈原正如后来被认定的很多诗人哲学家一样，在诗的直观世界里，以世界整体的探询方式，从悲剧生命逆境中开掘重新构合断裂世界的整体概念他向整体的荒唐性发问，又从整体上进展二元化的自我解析，他对世界的相识具有哲学理性的透亮性与彻底性，又展示了自我根源意义上与世界的深切关联这些不仅使屈原诗作有一种罕见的精神深度，而且也在诗性底色之上透露着形而上的整体思索。

而这一切又是在屈原个体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