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与旧眼光：电影“舶来”与中国电影开端再探.docx

新技术与旧眼光：电影“舶来〞与中国电影开端再探 张隽隽作为电影工业的后发国家，中国电影史以外来电影的消费和接受为开端在一个华洋杂陈的环境中观看外来电影，形成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初步认知，成为外乡电影观念和电影美学建构的土壤本文将关注舶来的活动影像作为一种新的观察技术让中国观众形成了怎样的感受和认知，这些感受和认知有着怎样的根源和意涵，以此为根基，思考外乡电影美学形成的动力一、电影的传入与传播中国电影史的开端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说法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根据?德臣西报?等中外文报纸的报道，1897年4月26日，法国人莫里斯·查维特教授〔Prof.MauriceCharvet〕在香港大会堂的圣安德鲁堂〔St.AndrewsHall〕用cinematagraph放映了?沙皇驾临巴黎?等短片【1】【2】，是电影传入香港的证据确凿的开端;1897年5月22日，哈利·威尔比库克〔HarryWelby-Cook〕在礼查饭店〔AstorHouseHotel〕用号称由爱迪生创造的ainimatascope放映了?海浪拍岸?等影片，是上海有據可查的第一次电影放映3】【4】香港大会堂和礼查饭店都是当时在华西人中的上流人士出入的地方，可见这两次放映的观众主要也是这些人。

随后，电影转移到了以中国人为主的娱乐场所，而票价也在不断下降，到20世纪10年代成为大局部城市居民都能消费得起的娱乐，外乡的制片也开始萌芽这样的描述，相比于更早的电影史研究者如程继华、余慕云等简单而缺乏论证地将“西洋影戏〞“奇巧洋画〞的放映视为电影传入的标志，显然深入细致了很多，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电影史最初时期的状态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同时忽略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放映活动能够被视为“电影的〞，而“西洋影戏〞“奇巧洋画〞那么不能？两者之间究竟差异何在？这个问题今天答复起来仍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因为通过简略而夸张的文字广告，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所谓的“影戏〞究竟是什么，与1897年放映的“电影〞有多大的差异，是否大到足以形成根本性的区分其次，从“本质〞层面界定最早期的电影，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电影学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是唯一有着明确诞生日期的艺术门类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大咖啡馆的公开放映，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而放映了自己摄制的?火车进站?等影片的卢米埃尔兄弟，那么是电影的创造人当然，一些美国学者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创造电影的是当时名扬天下的美国人爱迪生，并有着同样充足的理由来证明爱迪生的开创作用〔如建立了最早的摄影棚“黑玛丽〞[BlackMaria]，并先于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多种影片，等等〕。

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影学者逐渐放弃了这样的看法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已经明确指出，“摄影和活动形象的创造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个人如此复杂的创造是不可能单独由一个人来实现的〞5】并在其皇皇七卷本的?电影通史?中，花费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追溯了从19世纪20年代静态摄影技术萌芽到90年代各种电影技术出现的过程而近年来，许多电影史著作也不再将电影的创造归结到某一人名下例如，美国学者查尔斯·马瑟〔CharlesMusser〕详细考察了17世纪以来各种投影装置〔如magiclantern、fantasmagorie、stereopiticon等〕的出现和流行，为爱迪生名下的vitascope所铺设的社会文化语境①综合现有的早期电影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单纯地从其呈现形态上来看，早期电影具有这样的特征：〔1〕连续、快速地摄制;〔2〕清晰地洗印;〔3〕投映为真人大小的影像;〔4〕匀速、稳定地放映只有同时到达这样几个条件，才能最大程度地营造真实的幻象和运动的幻觉，从而与其他视觉娱乐形成明显的区分但这几个条件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实现的，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并非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做到。

集摄、印、放于一体的cinématographe固然具备了全部上述特点，但更多是对其他产品的改良而非创新;同时，面对众多模仿者和竞争者，卢米埃尔兄弟及其代理人未能采取恰当的保护和还击措施，不能有效占领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引领电影技术的开展方向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形制的机器被市场淘汰意味着“电影〞的终结，但认为它的出现意味着电影的诞生同样不可取至于kinetoscope、vitascope及animatascope等，虽然是由爱迪生提出的最初设想，但他并没有亲自参与研发，而是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助手迪克森〔W.K.L.Dickson〕，而且占用了阿尔马特〔ThomasArmat〕、拉泰姆父子〔theLathams〕等人的创意，②不但没有从无到有地“创造〞电影，甚至有欺世盗名之嫌可以说，无论是cinématographe、vitascope，还是其他以“-graph〔e〕〞“-scope〞等词缀来命名的多种技术产品，往往相互模仿乃至抄袭，彼此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而在制造这些机器的企业当中，如爱迪生主导成立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PicturePatentCompany〕那样规模较大、掌控力较强的，那么在专利保护、产权界定、胶片格式、影片租售、放映条件等方面制定出全行业的通行规那么，导致电影逐渐标准化、狭义化，形成了制式统一、形态固定的电影。

一方面，可以说电影在技术、资本、市场、法律乃至个人魅力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认为它在某一个确定的日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修辞性说法虽然形象生动，却经不起推敲正因为如此，萨杜尔从摄影技术开展和完善的角度，马瑟从技术普及和惯例形成的角度，论证了cinématographe和vitascope的优越性，但在成认这些技术设备标志性意义的同时，两位严谨的学者更注重它们与前后历史事件之间的延续，而防止生硬地制造断裂另一方面，侧重点各有不同的电影史论述同时也说明，早期电影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的存在如果成认电影复数、渐进的形态，那么电影与之前的“影戏〞之间的区分并不泾渭清楚，电影及其“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脆弱且可疑的我们不能以电影的“创造〞为参照点来确定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更何况，根据台湾学者李道明教授研究了放映片单之后所作的推测，虽然查维特打出了cinematograph的名号，库克宣称自己的机器为爱迪生所创造，但两人所使用的很有可能并非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公司生产的正品，而分别是英国R.W.Paul和Ottway&Son公司的仿制品6】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成认卢米埃爾和爱迪生及其技术成果是世界电影史的起点，香港和上海这两次放映的也不是“正宗〞的电影，和两位“创造者〞的技术研发、商业推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查维特和库克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说不加思辨地将他们的放映确立为电影史的开端，那么割裂了电影与其形成和传播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遮蔽了他们的放映活动除了作为中国电影史开端之外的意义如果换一种思路，反而可能为电影史论述翻开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思考，这些放映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进行的？这样的语境，给了观众怎样的视觉经验？这样的经验，导致他们如何理解和接受电影？这样的理解和接受，是否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串联起怎样的中国电影史表达？很显然，要答复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将“电影的〞放映视为孤立的事件，而需要将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囊括进来，加以综合考虑和交叉比照而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思索之后，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电影这样一种舶来的新技术，如何与中国外乡的旧眼光融合，进而成长为一门外乡工业和民族艺术二、新技术：作为现代视觉文化的电影按照诸多电影史家的思路，将静态摄影、魔术幻灯〔magiclantern〕等纳为“前史〞，那么电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一个漫长的视觉文化脉络中获得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乔纳森·克拉里〔JohnathanCrary〕教授看来，这一脉络是由文艺复兴之后普及于绘画领域的暗箱开启的。

进入19世纪，借助化学试剂的自动显影又取代了画家的人工描摹，逐步消除了人的主观介入，开启了机械复制的时代从暗箱到立体视镜〔stereoscope〕、幻透镜〔phenakistiscope〕，再到摄影和电影，这些看似写实的视觉经验形式，导致了视觉与触觉之间的别离，也导致了实在世界与其图像之间的别离制造出来的大量无差异的复制图像和符号，被从原有的场域或指涉物中抽离出来，打破社会等级的桎梏而自由流动，成为新的文化价值和交易经济的关键组件之一由此，新型的观察者也从旧的权力体制、农业与技艺生产以及大家族的组织中抽离出来，在占据观看的主体位置的同时，也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监视和管控的对象，并被精确地加以符码化，进入一个严格界定的视觉消费系统之中7】可以说，这一视觉文化的脉络在继承古典透视原那么的同时，也与之产生了明显的断裂;同时，内嵌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社会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冠以“现代〞的状语如米莲姆·汉森〔MiriamHansen〕教授认为，这种经过重组的感知方式广泛出现于各种文化实践之中，比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装、设计、广告、建筑和城市环境以及摄影、播送和电影〞等等对应于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些文化实践可以被界定为“白话现代主义〞。

[8]当然，使用“现代性/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含混而充满矛盾的词语来修饰这一视觉文化脉络，可能很容易流于空疏无当，但也让这一脉络中的光学设计在具有概念上的独立性的同时，成为广阔文化网络之中的一个节点，在与其他事物的勾连中产生更加丰厚的历史化、语境化的意义因此，汤姆·甘宁〔TomGunning〕教授那么一直致力于证明，电影因其机械本质、运动特性和群众魅力而成为现代性的隐喻，他的理论在电影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甘宁教授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电影在“在场/缺席〞的不断转变中，围绕一个景观或者行动，以展示和炫耀的方式满足“眼睛的欲望〞〔lustoftheeye〕围绕这种审美机制开展的电影可称为“吸引力电影〞〔cinemaofattractions〕吸引力电影〞让时间在运动中展开，构成了一种重新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打破了静态的古典绘画对和谐与稳定的追求，展现出勃勃生机和解放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先锋艺术家纷纷尝试涉足电影，由此传达一种弥漫于现代都市却难以言传的创伤性体验而“吸引力电影〞类似于“去/回〞〔fort/da〕游戏的展现方式，也从元心理学层面，象征性地处理了现代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产生的别离焦虑。

[9]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电影不再是封闭自洽的艺术门类，而是从一个复杂交错、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中获得形式和意义如果我们同意克拉里教授对于电影出现之前的观察者与观察技术之间关系的论断，“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一切视觉影像的流通与接受，已经形成彼此紧密相连的态势，因此，任何一种媒介或形式的视觉再现，已不再具有意义深刻的独立自主身份任何单一影像的意义与效力，总是毗连着负荷过度的多元感官环境，也毗连着居住在此一环境之中的观察者〞[10]那么就不难理解，如果电影被单独抽离出其所在的视觉文化脉络，就丧失了其意义生成的文化语境，其作为符码的图像很有可能会产生失真、扭曲等各种可能性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引用过这样一那么短小有趣的故事——一位西方人在非洲放映短片以教育当地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但放完之后，当地人只看到了画面右下角一闪而过的一只鸡麦克卢汉认为，这些观众不具有别离的视角，不能以立体透视的方式去观看整个画面，更无法理解画面的用意[11]通过这那么故事，麦克卢汉断言，观看电影的本领并非与生俱来，相关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技巧需要训练才能获得麦克卢汉认为，这些知识和能力蕴含于西方的“书面文化〞传统之中，而在我们看来，同样可以理解为电影赖以形成的现代视觉文化脉络。

当然，电影在中国的处境和在非洲不可同日而语，现代视觉文化产品流传到中国的历史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