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与风险评价.doc

文章源于科技论文发表网： :1003 59168 生态环境论文：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与风险评价摘要:于2005－2007年夏季采集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68个经济水产品样品，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中的六六六(BHCs)、滴滴涕(DDTs)的残留量，并对其残留水平、分布趋势和组成特征，以及污染现状、食用安全和人体健康风险进行探讨与评价结果表明:贝类、虾类、蟹类和鱼类的BHC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未检出～1．53μg/kg、未检出～0．830μg/kg、未检出～1．21μg/kg、未检出～4．02μg/kg(湿重)，DDT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0．184～66．9μg/kg、未检出～2．87μg/kg、8．04～126μg/kg、0．891～310μg/kg(湿重)BHCs污染指数均小于0．5，未受到BHCs的污染;71．2%的样品DDTs的污染指数在0．581～31．0之间，不同程度受到DDTs的污染与国内外其它海域相比，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残留量处于较低水平，而DDTs残留量处于国内邻近海域中等水平、亚太等国外海域较高水平贝类和鱼类的p，p'-DDT的含量较高，p，p'-DDT/DDTs平均含量比分别为43．8%和49．1%，推测有新的DDTs类污染物输入。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DDTs的残留量符合我国的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低于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安全限量;参照美国环保局(US EPA，2000)推荐的危害参考剂量RfD和可疑化学物质致癌斜率因子的接触风险指数ERI和致癌风险指数CRI分析表明，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消费引起的BHCs、DDTs的接触风险和潜在致癌风险均为可接受风险关键词:水产品;六六六;滴滴涕;风险评价;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六六六(BHCs)、滴滴涕(DDTs)因其高效广谱，是使用最早、应用最广的有机氯杀虫剂，由于有机氯农药在环境中的强持留性、在生物体内的高度积累性、以及对人体健康显著的危害作用，上世纪70年代起，六六六、滴滴涕的农业使用在世界范围内相继被禁止，但至今其残留在全球环境中仍普遍检出，其持久性的污染特点，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1－3］海洋被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的最终汇集地［4］，人体中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大多来自食物，尤其是水产品［5－6］，因此，六六六、滴滴涕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污染效应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7－8］近年我国某些沿海地区滴滴涕的残留水平，未能承接1990年代的降势，出现反弹现象，引起环境和食品安全领域研究者的关注［9－10］。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是国家海洋局2004年以来选建的18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之一，位于福建省的东北部沿海，范围包括宁德市蕉城区、福安市、霞浦县、福鼎市沿海近岸海域、滩涂，海岸线长878 km，总面积5 063 km2闽东沿岸是福建省重要的水产捕捞和养殖基地，2006年的海洋捕捞产量29．2万t;水产养殖面积3．8万hm2，产量46．1万t监控区内还有全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以及省级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东吾洋对虾产卵场、沙埕港蛏苗基地等本文根据2005－2007年“福建省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监测计划”项目对六六六、滴滴涕的监测，分析研究了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的经济鱼类、贝类及甲壳类六六六、滴滴涕的残留水平、变化趋势和积累特征，并对监控区内经济水产品六六六、滴滴涕的污染现状、食用安全和人体健康风险进行初步的评价，以期为我国沿海渔业环境保护和近岸海域经济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1材料与方法1．1样品的采集和预处理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分3个监控水域，即沙埕港(站位B1～B9)、福宁湾(站位B10～B16)、三都湾(站位B17～B29)海域2005－2007年的8－9月间三次采样，在沙埕港共采集贝类样品3种8个、甲壳类样品4种8个、鱼类样品6种8个，在福宁湾共采集贝类样品4种7个、甲壳类样品4种5个、鱼类样品7种8个，在三都湾共采集贝类样品3种10个、甲壳类样品6种7个、鱼类样品4种7个。

29个站位共采集样品68个，其中贝类样品25个，种类为僧帽牡蛎(Saccostrea cucullata)、缢蛏(Sinonovaculaconstricta)、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泥蚶(Tegillarca granosa);甲壳类样品20个，种类为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刀额新对虾(Metapwnaeus ensis)、哈氏仿对虾(Parapen-aeopsishardwickii)、锯缘青蟹(Scylla serata)、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鱼类样品23个，种类为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叫姑鱼(Johniusbelengerii)、鲻(Mugil cephalus)、黄姑鱼(Nibeaalbiflora)、(Nibea miichthioides)、真鲷(Pagrosomus major)、鲈(Lateolabras japnicus)和美国红鱼(Sciaenops ocellatus)刀额新对虾、哈氏仿对虾、叫姑鱼、黄姑鱼为海洋捕捞品种，其余的为养殖品种。

鱼、虾类样品采样量1～2 kg，贝、蟹类样品采样量2～5 kg，采集后贮存于冷藏箱，当日送回实验室，取样品可食部分，匀浆后－18℃冷冻保存待分析1．2分析方法以气相色谱法测定样品中有机氯残留量取5 g(准确至0．01 g，湿重)试样，正已烷超声萃取，浓硫酸净化，减压旋转蒸发至干，定容至1．00mL，气相色谱分析，外标法定量气相色谱条件:美国Agilent公司6 890 N气相色谱仪、HP－5毛细管柱(30 m×0．32 mm×0．30μm)、63N微电子捕获检测器，高纯氮流速1．5 mL/min、进样量1．0μL、进样口温度250℃、检测器温度300℃;柱温箱升温程序:80℃保持1 min，以25℃/min速率升至190℃，以5℃/min速率升至280℃，再以25℃/min速率升至300℃，保持2 minBHCs包括α-BHC、β-BHC、γ-BHC、δ-BHC，DDTs包括p，p'-DDE、p，p'-DDD、o，p'-DDT、p，p'-DDT，标准溶液BHCs、DDTs单体浓度为100μg/mL(由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提供)，BHCs和DDTs的检测限分别为0．02μg/kg(湿重)、0．03μg/kg(湿重)。

每批样品测定时，作标准曲线、试剂空白和加标回收实验，BHCs和DDTs单体添加量为20μg/kg时，回收率分别为72%～100%、84%～117%1．3风险评价方法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BHCs和DDTs的污染现状以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11］第一类标准、采用《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12］规定的单因子污染指数评价方法，即评价模式Pi=Ci/Co，其中Pi为BHCs、DDTs的污染指数，Ci为样品中BHCs、DDTs残留量的检测值，Co为GB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第一类BHCs、DDTs的标准值(20μg/kg，10μg/kg)污染指数Pi＜0．5表示未受到污染，0．5≤Pi≤1．0表示受到污染，Pi＞1．0表示已受到污染经济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按现行的国内外六六六、滴滴涕限量标准进行符合性评价参照美国环保局(US EPA，2000)推荐的相关危害参考剂量RfD(reference dose)和可疑化学物质致癌斜率因子q1*(cancer slope factor)，［13］，对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BHCs和DDTs残留的人体接触风险和潜在致癌风险进行评估。

根据RfD、每人每千克体重日均水产品的消费量CW(按中国沿海居民日均消费水产品100 g［14］、成年男子平均体重60 kg［5］估算)、水产品中农药的残留量Ci估算某种农药的接触风险指数ERI(exposure risk index)，即ERI=Ci×CW/RfD，当ERI≤1，接触风险被认为可以接受［15－16］;根据q1*估算某种农药的致癌风险指数CRI(carcinogenic riskindex)，即CRI=Ci×CW×q1*，将CRI≤10－4作为可接受的潜在致癌风险［13，16］2结果与分析2．1 BHCs和DDTs的残留水平和种间差异为2005－2007年在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3次采集的68个经济水产品测得的BHCs和DDTs残留量范围和平均值，贝类、虾类、蟹类和鱼类的BHC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未检出～1．53μg/kg(湿重，下同)、未检出～0．830μg/kg、未检出～1．21μg/kg、未检出～4．02μg/kg;DDT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0．184～66．9μg/kg、未检出～2．87μg/kg、8．04～126μg/kg、0．891～310μg/kgDDTs的残留水平比BHCs高1～2个数量级，64%的贝类、83%的虾类、63%的蟹类、37%的鱼类的BHCs残留低于检测限，这与BHCs比DDTs易降解的事实一致。

闽东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有机氯农药污染以DDTs为主要污染特点，DDTs的污染问题亦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闽东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BHCs和DDTs的残量在种类间存在一定的差异，鱼类的残留量最高，蟹类次高，贝类次低，虾类最低，分布趋势与大亚湾［17］、深圳湾［18］的监测结果相近所检的4种双壳贝类，缢蛏、泥蚶和菲律宾蛤仔为滩涂养殖贝类，僧帽牡蛎为浅海筏式养殖贝类3种滩涂养殖贝类BHCs的均值相近，在0．352～0．407μg/kg之间，而浅海筏式养殖的僧帽牡蛎BHCs相对较低，均值为0．145μg/kg，滩涂底栖贝类受BHCs的污染程度较浅海筏式养殖贝类大DDTs残留量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缢蛏、牡蛎、泥蚶、菲律宾蛤仔软体双壳类营水管或鳃滤食生活，除栖息环境外，其滤水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其对污染物的积累，据报道，福建闽南四种贝类滤水率的大小次序:僧帽牡蛎＞缢蛏＞翡翠贻贝＞菲律宾蛤仔［19］滩涂底栖、滤水率较高的缢蛏DDTs含量最高，滤水率最高、浅海筏式养殖的僧帽牡蛎DDTs含量次之，贝类种间DDTs的分布趋势与浙江沿岸的监测结果［9］相似缢蛏和牡蛎DDTs残留量均值相近(22．4，21．3μg/kg)，与泥蚶和菲律宾蛤仔(6．04，5．87μg/kg)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

有机氯农药的疏水性特征，使得脂含量成为影响其在生物体内富集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生物体中有机氯含量与其脂含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有机氯的累积还与生物脂的组分有关，非极性脂含量越高越易富集有机氯，生物脂的组分不同，导致不同生物体内有机氯含量存在差异［16，20－21］同为甲壳类生物，所检的蟹和虾的DDTs含量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1)，蟹的DDTs含量均值(48．5μg/kg)是虾(1．22μg/kg)的37倍，与蟹的脂含量(4．10%)比虾(0．96%)高存在相关性、鲈、大黄鱼的脂含量分别为1．7%、3．1%、3．4%，BHCs和DDTs残留量亦依次增高，DDTs均值分别为41．6、72．3、176μg/kg;鲈和大黄鱼的脂含量相近，但大黄鱼的DDTs残留量为鲈的2．4倍，除了两者的脂含量和生物脂组成的差别外，还可能与它们的生物特性、养殖方式和环境因素等相关2．2 BHCs和DDTs残留的区域分布沙埕港海区缢蛏DDTs的残留量均值最高(32．3μg/kg)，分别为福宁湾、三都湾的1．5倍、2．4倍;沙埕港、福宁湾的对虾DDTs残留量均值相近(1．40，1．39μg/kg)，是三都湾的1．6倍;沙埕港海区大黄鱼DDTs的残留量均值最高(242μg/kg)，是三都湾的1．5倍、福宁湾的2．9倍。

沙埕港海区经济水产品的DDTs残留水平总体高于福宁湾和三都湾，这可能与该水域的地理特点有关，三个监控水域同为福建省重要的渔港，但沙埕港修造船业较发达，且水域相对三都湾和福宁湾狭长封闭，纵深长达37 km，湾口宽仅1．76km，呈狭长弯曲状［22］，水体交换能力差，影响船舶、航运及陆源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加速了污染物的生物富集和食物链的放大作用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BHCs目前处于极低含量水平，区域差异表现不明显2．3 BHCs和DDTs残留的年际变化2005－2007年闽东生态沿岸监控区经济水产品BHCs和DDTs残留水平贝类、虾类和蟹类的DDTs含量年际间呈上升之势，蟹类的DDTs含量升幅较大，鱼类的DDTs含量有微弱下降以采样量较大的缢蛏、对虾和大黄鱼含量的年际间变化进行统计，缢蛏、对虾呈上升趋势，而大黄鱼则呈下降趋势但2005－2007年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的DDTs残留总体水平年际间无显著差异(P＞0．05)，未有下降趋势2005－2007年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的BHCs残留有小幅波动，但含量水平很低，有待于更多的监测和研究因对闽东生态沿岸监控区环境介质中BHCs和DDTs残留缺少长期系统的观测研究，可比对的相关历史研究资料不多。

2002年福建省养殖贝类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闽东沿岸双壳贝类BHCs残留量为未检出，DDTs残留量落在2．8～6．1μg/kg之内，平均值4．6μg/kg［23］2005－2007年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双壳贝类BHC残留量介于未检出～1．53μg/kg之间，有小幅波动;DDTs残留量在0．184～66．9μg/kg之间，均值14．8μg/kg，较2002年有明显的上升闽东沿岸邻近海域的相关监测，也有相似的结果:2003－2005年广东沿海牡蛎体DDTs含量为1991－1993年的5．54倍，变化趋势由过去的小幅下降变为明显上升［10］;浙江沿岸软体动物1998年、2001年、2003年DDTs的年均含量分别为23．9μg/kg、60．6μg/kg、69．3μg/kg，年际间有较大的升幅［9］2．3 BHCs和DDTs残留的各同分异构体组成特征BHCs进入环境的时间越长，α(γ)-BHC/BHCs的比值越低;环境介质中高的p，p'-DDT/DDTs比值标志较多新的DDTs存在的可能性［17，24］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的积累以δ-BHC为主，各同分异构体百分组成由大至小依次为:δ-BHC 47．6%、β-BHC19．8%、α-BHC 18．1%、γ-BHC 14．6%，显示该区域近期无BHCs污染源输入。

DDTs同分异构体组成，DDTs同分异构体百分组成均值p，p'-DDT 36．3%＞p，p'-DDE 29．6%＞p，p'-DDD28．9%＞0，p'-DDT 6．34%，以p，p'-DDT占优势;p，p'-DDT百分组成均值鱼类49．1%＞贝类43．8%＞虾类35．9%＞蟹类16．4%;20%的贝类、30．4%的鱼类p，p'-DDT/DDTs＞0．5，部分站位的p，p'-DDT百分组成较高，如:沙埕港福鼎桐城外墩(B3站位)缢蛏72．7%、福宁湾霞浦州洋乡青岐海区(B15站位)缢蛏67．7%、沙埕港福鼎桐城叠下村(B5站位)凡纳滨对虾65．0%，据此推测监控区局部海域近期有新的DDTs污染源输入2005－2007年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的DDTs残留水平较2002年高，并未见有下降的趋势，部分原因可能是近年来闽东沿岸大规模的海湾围填海及土地开发［22］，环境中历史残留的DDTs重新释放，造成持续污染;关于进入环境介质新的DDTs的污染源，国内外学者认为与三氯杀螨醇(dicofol)的使用有关［1，10，25］，三氯杀螨醇为广谱高效的有机氯杀螨剂，目前被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广泛应用于种植业。

2004年调查表明，我国73%的滴滴涕作为中间体用于三氯杀螨醇的生产，市售的三氯杀螨醇产品含DDTs杂质14%以上，种植区土壤中三氯杀螨醇中的DDTs杂质随径流汇集于水环境中成为新的DDTs输入的陆源污染;此外，目前含有DDTs的船舶防污漆仍在使用［26］，闽东沿岸是我国东南沿海的港口重镇，港口航运、修造船业亦可能是沿岸水域DDTs的污染源2．4海域间BHCs和DDTs的残留水平的比较引用了近年的国内外部分海域海洋生物BHCs和DDTs残留水平的研究资料与国内临近海域的监测资料比较，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贝类BHCs均值0．298μg/kg，低于广东沿海，远低于浙江沿岸;虾类BHCs均值0．084 5μg/kg，略高于大亚湾，低于深圳湾，远低于浙江沿岸;蟹类BHCs均值0．359μg/kg，高于大亚湾，低于深圳湾，远低于浙江沿岸;鱼类BHCs均值0．800μg/kg，高于大亚湾、深圳湾，低于浙江沿岸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贝类DDTs均值14．8μg/kg，高于广东沿海，远低于浙江沿岸;虾类DDTs均值0．122μg/kg，均低于大亚湾、深圳湾，远低于浙江沿岸;蟹类DDTs均值45．4μg/kg、鱼类DDTs均值104μg/kg，高于大亚湾和浙江沿岸，略低于深圳湾。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含量处于国内比较海域的较低水平，而DDTs居中等水平与亚太等地区海域的调查资料比较，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含量处于国外比较海域较低水平，而DDTs含量，除贝类远低于埃及红海之外，均高于国外比较海域近一个数量级3风险评价3．1污染现状根据本次调查结果计算的各类经济水产品的BHCs、DDTs的污染指数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的BHCs污染指数均小于0．5，未受到BHCs的污染，此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近期无明显的BHCs输入24%的贝类未受到DDTs的污染;24%的贝类受到DDTs的污染，其中，缢蛏16．7%、牡蛎16．7%、泥蚶33．3%、菲律宾蛤仔50%;52%的贝类已受到DDTs的污染，其中，缢蛏66．7%、牡蛎66．7%、泥蚶16．7%虾类的污染指数均小于0．5，未受到DDTs的污染12．5%的蟹类、4．17%的鱼类受到DDTs的污染;87．5%的蟹类、91．6%的鱼类已受到DDTs的污染结果表明，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已不同程度受到DDTs的污染，对其进行例行监测是必要的3．2产品质量分析部分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水产品中六六六、滴滴涕的最大残留限量。

本调查在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3次采集的68个经济水产品测得的BHCs和DDTs残留量范围分别为未检出～4．02μg/kg和未检出～310μg/kg，符合我国的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要求，并远低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相关的最大残留限量3．3人体健康风险评估2005－2007年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α-BHC、β-BHC、γ-BHC、p，p'-DDT的接触风险指数ERI介于2．1×10－6～0．17之间，均小于1;α-BHC、β-BHC、γ-BHC、p，p'-DDE、p，p'-DDD、p，p'-DDT的致癌风险指数CRI值在2．2×10－8～2．9×10－5之间，6种农药的总CRI落在1．2×10－6～5．8×10－5范围内，均小于1．0×10－4;因此，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消费引起的BHCs、DDTs的接触风险和潜在致癌风险为可接受风险但个别采样站位大黄鱼p，p'-DDT的CRI值较高，如沙埕港福鼎前岐下屿(B7站位)大黄鱼CRI值1．07×10－4，在可接受的致癌风险临界限;福鼎沙埕港海区(B6站位大黄鱼CRI值0．92×10－4，接近可接受的致癌风险临界限水产品是人类接触有机氯农药BHCs和DDTs的主要来源之一，2000年中国居民膳食中农药残留研究表明，在谷物、果蔬、豆、奶、蛋、肉、水产等各大类食物中，中国居民从水产类食物摄入BHCs、DDTs的比例最高，分别占总摄入量的46．2%、33．5%［5］。

我国1983年禁止BHCs和DDTs在农业中的使用以来，水产品中BHCs、DDTs的残留量持续下降，但近年来，DDTs在某些海域的残留出现明显的反弹，有新的污染源输入的迹象，由此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参考文献:［1］刘征涛．持久性有机污染的主要特征和研究进展［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3):93－102．［2］Wania F，Macka D．Tracking the distribution of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J］．Environ Sci Technol，1996，30(9):391－396．［3］Binelli A，Provini A．DDT is still a problem indeveloped countries:the heavy pollution of LakeMaggiore［J］．Chemosphere，2003，52:717－723．［4］Iwata H，Tanabe S，Aramoto M，et al．Persistentorganochlorine residues in sediments from the chukchisea，Bering Sea and Gulf of Alaska［J］．MarinePollution Bulletin，1994，28(12):746－753．［5］赵云峰，吴永宁，王绪卿，等．中国居民膳食中农药残留的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3):661－664．［6］Dougherty C P，Holtz S H，Reinert J C，et al．Dietaryexposures to food contaminants across the UnitedStates［J］．Environmental Research，2000，84:170－l85．［7］Kannan K，Tanabe S，Tatsukawa R．Geographical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 features oforganochlorine residues in fish tropical Asia andOceania［J］．Environ Sei Technol，1995，29:2673－2683．［8］Yim U H，Hong S H，Shim W J，et al．Levels ofpersistent organochlofine contaminants in fish fromKorea and their potential health risk［J］．Arch EnvironContam Toxicol，2005，48(3):358－366．［9］王益呜，王晓华，胡颢琰，等．浙江沿岸海产品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水平［J］．东海海洋，2005，23(1):54－64．［10］甘居利，贾小平，林钦，等．2003－2005年和1991－1993年广东沿海牡蛎体六六六和滴滴涕残留比较［J］．中国水产科学，2008，15(4):652－658．［11］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S］．［12］徐恒振(主编)．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S］．北京:国家海洋局，2002:5－8．［13］Karen H W，Frank W D，Arunthavarani T，et al．Fishtissue quality in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and healthrisks from fish consumption［J］．The Science of theTotal Environment，2003，302:109－126．［14］李秀珠．福建三都湾渔业环境和养殖生物体总汞含量及人体暴露健康风险评价［J］．中国水产科学，2008，15(6):17－25．［15］Barnes D G，Dourson M．Reference dose(RfD):description and use in health risk assessments［J］．Regul Tox icol Pharmcol，1998，8:471－486．［16］甘居利，林钦，贾小平，等．广东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有机氯农药残留与健康风险评估［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7，26(6):2323－2328．［17］丘耀文，张干，郭玲利，等．大亚湾海域典型有机氯农药生物积累特征及变化因素研究［J］．海洋学报，2007，29(2):51－58．［18］丘耀文，郭玲利，张干．深圳湾典型有机氯农药的生物积累及其人体健康风险［J］．生态毒理学报，2008，3(1):42－47．［19］林元烧，曹文清，罗文新，等．几种养殖贝类滤水率的研究［J］．海洋学报，2003，25(1):86－91．［20］Bentzen E，Lean D R S，Taylor W D，Mackay D．Roleof food web structure on lipid and bioaccumulation onorganic contaminants by lake trout［J］．Can J FishAquat Sci，1996，53:2397－2407．［21］Evans M S，Noguchi G E，Rice C P．Thebiomagnifications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toxaphene，and DDT compounds in a Lake Michiganoffshore food web［J］．Arch Environ Contam Toxicol，1991，20:87－93．［22］余兴光，马志远，林志兰，等．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化学与环境容量影响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7．［23］薛秀玲，袁东星，吴翠琴，等．福建沿海养殖贝类中农药残留的含量及来源分析［J］．海洋环境科学，2004，23(2):40－42．［24］Aguilar A．Relationship of DDE/DDT in MarineMammals to the Chronology of DDT input into theecosystem［J］．Can J Fish Squat Sci，l984，41(6):840－844．［25］Yang X L，Wang S S，Bian Y R，et al．Dicofolapplication resulted in high DDTs residue in cottonfields from northhern Jiangsu Province，China［J］．JHazardous Mater，2008，150:92－98．［26］李惠娟，王国建．船舶防污涂料的研究与发展［J］．上海涂料，2005(1):14－19．［27］Kim S K，Oh J R，Shim W J，et al．Geographical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 features oforganochlorine residues in bivalves from coastal areasof South Korea［J］．Mar Pollut Bull，2002，45:268－279．［28］Azza K，Ahmed E N，Tarek O S，et al．Polychlorinatedbiphenyls and chlorinated pesticides in mussels fromthe Egyptian Red Sea coast［J］．Chemosphere，2004，54:1407－1412．［29］GB 18406．4—2001，农产品质量安全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S］．［30］葛志农，李元平，黄冠胜，等．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