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的内涵流变探析.docx

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的内涵流变探析学术界普遍认同朱自清先生提出的观点"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但是对"诗言志";之"志";与"诗言志";之"诗";的内涵界定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探讨"诗言志";范畴，关乎了诗的源头和本质，关乎了上古时期"诗、乐、舞";同源的现象，关乎了君民的治国安邦愿望对于"志";内涵的理解，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认识：一种认为"志";是排斥个人情感的理性意志；一种认为"志";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文中不再将"诗言志";之"志";分为理性意义或感性意义来理解，而是在尊重原著、尊重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厘清"诗言志";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发展变化情况一、《尚书-尧典》：神人以和"诗言志";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时人对"诗";内涵的界定与当时的所谓"诗";"乐";"舞";一体，以及"诗、歌、声、律";一致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为"乐";之目的乃是教育贵族子弟《尧典》中曾经这样记载道：舜帝任命夔作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年轻人，让年轻人具有宽厚雍容、严谨肃穆、刚强正直、豁达大度、不傲气逼人的品格音乐具有这样功能的原因乃是"和";，即音乐陶冶人之性情，不可不及或太过其次，时人认为"诗、歌、声、律";是一致的，强调为"诗";的最终目的乃是"神人以和";。

如何形成"神人以和";呢？《尧典》回答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神人以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乐";之"和";是为教育贵族子弟，为"诗";的最终目的乃是"神人以和";音乐可以把"胄子";教育为品行高尚的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百兽和神明所谓"教胄子";"悦神明";"化百兽";皆由"乐";之"和";达到，而"乐";的核心是"诗";，"诗";的核心是"志";，因而"诗言志";之"志";是为了"感神明";"化百兽";"教胄子";，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人以和";最后，当时的诗或有关论述也印证了"诗言志";的目的是为了"神人以和";如："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2】；"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山海经-大荒北经》）【3】；"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4】以上3例中，有的是先民祈求农物丰收的祝祷；有的是先民集体的咒语；有的是颂神祭祖、祝祷丰年的祷文；先人的这种表述都是指向神的，希望通过"诗";的形式达到集体的目的还有，《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5】。

此处，"诗乐舞";一体，"诗";言人心中之感化神明之志；"歌";咏诗之声；"舞";动神之容"诗";只是器皿或者工具，是承载集体志向的再有，认为："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6】那么，显而言之《尚书-尧典》的"诗";是"巫祝之官";的祷告之词，"志";是"巫祝之官";表达的"神人以和";的愿望上述可见，《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的集体功利色彩，诗歌的创作者也往往是能够通向神灵的巫祝，"诗";言"志";的目的是为了"神人以和";二、《诗经》：讽颂治国 献诗陈志东周末年，有实力的诸侯王取代了相对统一的周王朝，士大夫们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诗言志";内涵也发了变化，由《尚书-尧典》中"神人以和";的集体意识逐渐转化为《诗经》中"讽颂治国";"献诗陈志";的具体治国理想，即对"诗";所言之"志";有了具体的界定就目的而言，"诗言志";之目的是讽颂治国"诗";言"志";的内容从"神人以和";到"讽颂治国";的变化，究其缘由而言，乃是此时天子失志《诗经》收入诗歌305篇，就内容而言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其中"颂";诗有40篇，主要内容是关于宗庙祭祀的。

"颂";诗的创作目的已经由"取悦神明";到"讽谏帝王诸侯";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通过分析《葛履》《墓门》《四牡》《节南山》《何人斯》《巷伯》《四月》《卷阿》《民劳》《桑柔》《崧高》《烝民》12首诗歌，强调了"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与颂，诗文里说得明白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7】再结合《毛诗正义》对这12首诗的做诗目的之分析：《葛屦》，刺褊也《墓门》，刺陈佗也《四牡》，劳使臣之来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人斯》，苏公刺暴公也《巷伯》，刺幽王也…《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可看出，"讽刺";的9首（刺天子6首，刺诸侯2首，刺卿士1首），"颂";的3首都是指向天子，但皆为个人好恶，与治国无关这里讽颂的对象主要是天子、诸侯等人，讽颂的目的是让统治者可以好好治理国家使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来源而言，朱自清先生用"献诗陈志";概括了《诗经》中收集的诗篇之来源及创作目的例如，《国语-周语》中邵公谏厉王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邵公认为不能使民不言，应采取恰当方式使民言，邵公的方法便是让公卿百姓"献诗";，这些诗的内容要关乎民情，有利于天子治国。

再如，《国语-晋语》中载到："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君王为了解民情，提倡"在列者献诗";，诗的内容多是关于民情的，献诗的人是卿士因而，献诗者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一方面考察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一方面体察民情更好的治理国家就诗歌的发展史来看，"献诗陈志";与"神人以和";相比，前者的作诗目的更加明确，虽然也是集体创作，但是诗歌的来源较为明确了三、从屈原到魏晋南北朝：诗人时期的"情志合一";从屈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逐渐彰显诗人个性，"诗言志";的含义也随之变化战国末期出现了表达个人怨愤之情新诗体"楚辞";，此时诗歌除了可以表达讽颂治国的志向之外，还融进了诗人个人对君主小人失望的悲愤之情；随之出现了"乐府诗";，虽然"乐府诗";采自民间但表达内容却更加的广泛，在后来出现了游仙诗、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等形式的诗歌样式，诗歌内容逐渐偏向于表达个人之情感从《楚辞》开始，个体诗人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楚辞";与《诗经》共同铸成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收集的"诗";的作者并未明确，诗歌内容也是反映普遍问题的居多，但是从屈原开始，诗歌内容逐渐演变为歌咏作者自己心中情感的的文学样式了，而且作者是很明确的。

屈原的《离骚》《九章》篇目，强调从自己的情感出发讽谏君王，在这里"诗言志";有了新义"诗";表达的内容突破了《诗经》的范围，"志";的内涵也随之变化司马迁如是说屈原所著《离骚》："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的评价，一方面强调了《离骚》是一种兼有《国风》《小雅》特征的新的诗体，另一方面强调了《离骚》创作缘由是个人忧愤情感；再者，还强调了《离骚》之"志";是一种对黑暗政治的愤慨、爱国不能的悲痛、个人遭遇不公待遇的哀怨感情的抒发总之，从屈原开始诗歌已开始彰显个人的情感了，诗人创作已不再是职责使然了，而是出于自我的意愿了屈原把"言志";与"抒情";在表达个人情感中合二为一了，此处"志";包含"情";的因素，接纳"情";进入"志";的范围，"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得到了肯定继而，有了汉乐府与文人诗，"情";与"志";的开始交融在诗歌发展过程中，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的诗体现存的乐府诗的作者涵盖面广泛，有作于庙堂的帝王，有采自民间的百姓。

《汉书-艺文志》上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招致欧、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从客观上看，乐府诗有国风、小雅的"观民俗、知得失";的作用，但创作的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的，国风是为君王而著，乐府诗则重在表现个人的情意，这种对"情";的表达还留有讽的内涵，所有"情";可以归为"志";的范围继而，郭璞的游仙诗、东晋文人的玄言诗、南朝梁陈之时的宫体诗等，诗歌描写的范围已大大扩展了，诗人个人的爱好成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这时的诗歌完全是一种自由创作，不再出于职责和政教得失，而是一种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总之，这个时期的乐府诗、魏晋文人诗侧重表现个人之情，然而对这些"情";，"志";是有选择的接纳的，也即是说"诗言志";之"志";对情有规范作用另外，时人文论家对"诗言志";的内涵也有所论及刘勰《明诗》说:"大舜曰：诗言志，歌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在论及"诗言志";时，并未区分个人与集体，认为"诗言志";就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的作用是持人性情的钟嵘的《诗品序》中谈及："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强调外界引起情感的变化，使用舞蹈来表现总而言之，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的内涵随着文学的发展而演变就创作目的而言，从集体创作的《尚书-尧典》的"神人以和";到作者不明确《诗经》的"讽颂治国";，再到魏晋文人的感情自由抒发；就创作的来源而言，"诗";先是非个人创作的集体功利意识的载体，然后发展至卿大夫的工作职责使然，再发展至文人自由凸显个人感情的创作因而，"诗言志";之"志";的内涵相应的经历了通向神明、治国之志、失志之情，最终形成了"情志一也";的观点虽然这个范畴受儒家影响，"志";与"情";地位是不平等的，"情志一也";并不是"志";包含"情";，而是用"志";规范"情";，此处的"志";决定"情";，但在文学发展史上已是一个进步参考文献：〔1〕〔1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06.〔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1454.〔3〕郭璞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6.〔4〕张双棣等译.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5.〔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536.〔6〕，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11112.〔7〕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6.〔8〕李学勤.毛诗正义.诗经-葛履.360.陈风-墓门.447448.小雅-四牡.560.小雅-节南山.696.小雅-何人斯.759.小雅-巷伯.766.小雅-四月.790.大雅-卷阿.1126.大雅-民劳.1138.大雅-桑柔.1177.大雅-崧高.1206.大雅-烝民.121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0.〔10〕（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1933-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