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轮山上读书记.doc

月轮山上读书记1951年11月，中国教育部在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拟订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的基础上，于1952年进行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浙江大学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被并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法学院停办，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而文学院、师范学院则一部分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一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成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也被并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浙江大学本身只保留工学院的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个系因为这次的调整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于是，浙江省文教厅就积极决定，将全省1951—1952年春季班毕业的这一届高中毕业生统一“分配”进入新创办的“浙江师范学院”就读我从高中一年级至三年级上学期都是在临海的私立回浦中学读的，到了三年级下学期，临海的回浦中学和振华中学都被并入位于临海的台州中学了，因此，我作为台州中学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也便和浙江其他地区的应届毕业生一起，不经高考就进了浙江师范学院那天早上，我们六点钟从临海出发，到晚上八点才到达杭州车站，再转车去学校因为是一辆木炭车，开车前司机和两个助手轮流摇动把手，让木炭烧得更旺一些。

一种难闻的气味常让我透不过气来由于动力不足，车子只能一步步地上，而且怕车子上不去会倒滑下来，不得不在车轮后垫一块木质三角砖来挡如此每开几步，便都要用三角砖挡一挡这样的乘车，搞得我一路昏昏沉沉、不断呕吐从这天晚上开始，晕车使我不吃不喝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四天，脑子里总是不断地有车轮在滚动但是等我清醒过来之后，学校的环境使我的情绪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浙江师范学院位于西湖之南六和塔旁的月轮山上月轮”这一颇有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过一些传说元代钱塘（杭州）诗人钱惟善曾在《江月松风集》中写道：“宋时，张君房为钱塘令，夜宿月轮山，寺僧报曰：‘月中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纷如烟雾，回旋成穗，散坠如牵牛子，黄白相间，咀之无味真有几分浪漫梦幻的色彩月轮山景色如画站上山巅极目南望，在湿爽怡人的习习江风吹拂之下，映入眼帘的是六和古塔、钱江大桥和“之”字形的钱江那别具雄浑气质的壮丽图画学校是学校“之江大学”的旧址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前几年在回忆中说，之江大学是他的“母校”，或许是记忆模糊这里，高达四层的主楼是一间间教室和教职员的办公室，主楼正对面有一座高高的钟楼“慎思堂”，主楼左右两边东斋和西斋分别为男女生的宿舍。

后面山坡上，散散落落分布着教授住宿的小洋楼整个校园都掩映在浓郁的树荫之下后山还有一条小溪，溪上架有一座小桥，被称作“情人桥”……我們日常的生活条件也很好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待遇方面传统上都要比其他学校的学生优越在这里，我们不但不需缴纳学费，连饭费也不必支付，且伙食也好每天早餐是米粥和油炸花生米，中、晚两餐都有鱼有肉，常常吃不完得倒掉除此之外，还发给我们生活费，最低的标准是每月五至六元，最高的两档是十元和十五元这标准由班干部根据我们的家庭情况来定，个别的干部就把自己定为最高一档对我们更优待的是最初一段时间，每天早晨都有工友给送一壶洗脸热水放在我们的寝室门口虽然如此，有些同学对“保送”到这里、不让投考大学仍然心存不满他们曾写信向中央反映，据说省厅受到批评后，保证下不为例，只是对现今的决定不作更改我班有个同学一学期后，偷偷去参加高考，连续三年均顺利考上，按当时的做法，录取登上报纸，但均被学校发现，发去公函，称该生系我院在校学生，于是次次都被取消录取资格我因出身不好，本来就夹着尾巴做人；“土改”之后又已家徒四壁，更不敢造次，觉得将来有一个中学教师的固定职业，可以养活母亲，也就只能如此了于是我就安心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

进校后，一开始就让我们自由选择就读专业原来，我家因母亲患病，连续两年，每隔一天，都得打轿请城里的医生来给母亲治病，并每次都要付高昂的出诊费，使家里不得不卖掉几十亩田地因此，父亲希望我将来做一个医生，并曾允诺要送我去德国学医但现在师范学院没有医学专业，我这学医的理想就无从说起那么选什么呢？我小学的同学中有一位女同学叫杜月娥，她的父亲杜秉正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她家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我们常在一起玩耍后来我去新桥中学就读，她进了黄岩中学1951年再次见面时，她曾将他父亲翻译的拜伦诗作《海盗》和《可林斯的围攻》拿给我看虽然读不太懂，但故事却使我喜欢；加上在初中和高中时就对英语有一些兴趣，所以我希望读英语专业但是师范学院没有这个专业，于是只好另选我一向喜爱的文学专业我们中文专业的老师确实都是第一流的，学的除了教育学和中国历史，加上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全都是文学专业课，没有政治课讲授教育学的郑晓沧老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虽然我们是和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听他“上大课”，但他讲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爱弥儿》中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德育教育和爱情教育，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夏承焘老师作为一代“词学宗师”，他每一节课重点只讲解一二首词，确实讲得极好。

尽管他的温州话，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也觉得很有兴味至今还记得他讲述苏轼的《江城子》，我印象尤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夏老师从作者的生平谈起，说苏轼十九岁时与年轻貌美的王弗结婚，二人恩爱情深，可是妻子二十多岁就去世了苏轼已对自己十年来在政治生涯中的遭遇无限感慨，妻子的死更是对他的沉重打击夏老师结合苏轼写在妻子墓志铭上的话，指出因心中有如此的无限沉痛，有感而发，才写出这样一首好词，抒发他对亡妻王弗“不思量，自难忘”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怀念在讲述过这样的背景之后，夏老师再一句句分析^p ，并将这词和另外几首悼亡词进行比较，听起来令人异常感动当时听夏老师讲这首词时，我的心都在不住地颤抖，原因是我不止一次夜里梦见我的母亲，其情境与此十分相似，有几次也见母亲正在梳妆，有几次见母亲也是“尘满面，鬓如霜”可见，文学作品，只要深刻地表现了真实的人性，尽管情景有异，时空不同，也都能够感动人另外，夏老师讲辛弃疾、姜白石的一些词，也让我十分爱听几年后，一段时间，夏老师每个周日，都在杭州的浙江文化馆，在助手怀霜（田宝荣）陪同下，公开为文学爱好者讲解宋词，我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去听，从不缺席。

夏老师没有讲稿，只发给我们钢板刻印的词，要求我们每天能背诵五至十首诗词，我都很认真地背了所以至今我还能背出许多我喜欢的宋词孙席珍老师教的外国文学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初，先是听说孙老师曾是郭沫若的秘书，我们的心中便认为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我对郭沫若的看法不像今日还有孙老师的讲课，虽然也像其他老师一样没有讲稿，只是以他們长期研究的积累随心而讲，但孙老师是有讲课提纲的，他一般都在上课的前几分钟写在他抽烟的香烟壳上，仅仅只有几个字，就会在课堂上侃侃而谈，讲得十分有味他说的又是普通话，所以我很爱听另外，孙老师讲课时，都在黑板上写出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外文名，而且读音也是外国式的，使我觉得他大有学问孙老师板书的汉字和外文字，不论英文、法文、德文和中文，都写得很漂亮，一段时间，我暗暗地拼命学习他写在黑板上的书法孙老师大概只是俄文可能不懂，因为讲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时，他没有写俄文，而是写的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孙老师讲拉伯雷时，说到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卡刚都亚和庞大固埃》）时，他念“卡刚都亚”，读出的完全不是“都”词的音，而读成拼音字母的“dv”音，大概是法语的读音还有，孙老师在讲课中喜欢穿插一些作家的轶事，如说到拜伦时，就说了不少拜伦的浪漫情史，我感到特别有兴味。

可能受这影响，今天我还喜欢写外国文学作品的背景故事，其中穿插一些作家轶事等后来讲到苏联文学时，孙老师的课就由蒋炳贤老师来教了蒋老师是外语系的系主任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带来一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英译本来讲这本书，念书中的人名也不是俄文原文，而是英语的语音另外几位老师，如讲授先秦文学的王驾吾老师，讲授明清话本小说的胡士莹老师，讲授汉语的任铭善老师，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和专家其他的几位老师，虽然还不是教授，但讲课也都很有特色任铭善老师是一位汉语专家，可能是他当时还担任学校的教务长，事务繁忙，所以教的时间很短接下去的汉语课就由蒋礼鸿老师来教蒋老师后来成为著名的敦煌学家，当时可能还只是一名讲师，但他的课讲得很好记得他举当时苏联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上的发言为例，其中的一句话，仅仅是一句，译成中文多达五六百字，他分析^p 它的句法结构头头是道，引发我对语法的兴趣课后我就常常喜欢自己从报刊上选出长句子来学习分析^p 蒋礼鸿老师讲词法短语结构中的主谓结构、动宾动补结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我听来也很入味，对以后在写作时颇有帮助还记得几年前，一位在《杭州日报》工作的朋友为了一个句子的语法对错，和同事发生争论，来问我后，我就是以语法角度来帮他分清对错的。

宋云彬先生不是我们浙师院的老师，是特聘来教我们历史课的当时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他讲课的内容也不太记得了但宋老师戴一副黑色玳瑁眼镜、拿一只大烟斗和一支手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他是浙江省文联主席，职位已经不算低了，但我看他都先是乘四路公交车，下车后一步步踏上月轮山的石阶，来我们学校上课的我很敬佩他的认真态度，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因为说了一句“宋云彬怎么会是右派呢？”结果被视为右倾，打入另册教我们现代文学兼写作实习的是张仲浦老师，他讲的都是主流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鲁迅、茅盾、巴金我也是爱听的张老师是我唯一去过他房间的一位老师，别的老师我都没有单独来往过，因为我是张老师的课代表，张老师多次让我转告他，同学们对他的课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老师虽然只是讲师，但上课很认真，常见他讲得汗流满面，课也讲得很好，多年前我还看到他出版的著作：《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他与助教王荣初先生合著的《〈故事新编〉论析》等另外，张老师在评讲我们的习作时，几乎每次都以我写的习作为例子表扬我这增添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还有一位蒋祖怡老师虽然也是讲师，他不但普通话标准，据说还会演剧，他讲田汉、郭沫若和曹禺剧作时，不但分析^p 作品，还结合舞台演出来谈，听起来也很有味道的。

听课时，让我记忆尤深的是当时完全不像在中学里，学生固定在一个教室，而是不断地转换地点一节课下课后，便匆匆忙忙去厕所，然后立刻搬一把椅子去往另一个指定的教室有时候一时找不到指定的教室，急得团团转，后来才渐渐习惯了学生坐的椅子是特别的，连着椅子的右手边有一个宽宽的把手，可以把笔记本放在这把手上记笔记因为学校对我们的定位是中学教师，所以没有给我们开外语课但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一边倒”和“苏联老大哥”是大家的口头禅，无论是听报告还是小组讨论，甚至个人之间的聊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当时，学习苏联在全国都是一种政治自觉，各个阶层都在向苏联学习我们这些学生主要就是读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那时，读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译作是一种时髦，谁若是背不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几首诗，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便会被人看不起如果还能背伊萨可夫斯基的诗，能唱《三套马车》、《喀秋莎》，甚至还会用俄语唱几句，那就足够可以在任何人面前骄傲一番的另外，像《日日夜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当代的苏联文学作品也是必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的“新人的故事”，是我们平时常常谈论的，因为这是列宁所欣赏的作品。

小说的俄语名和列宁的著作《做什么》原文都是Что Делать？我们就常常不用中文，而用刚刚学会的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来称这部书，并十分赞赏书中男、女主人公普罗霍夫和薇拉巴夫洛夫娜这对新人婚前的“约法三章”自然，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