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1、1“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诚如胡适所概述，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影响。一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1917 年 6 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 ”2不久后，他在 1918 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 ”31930 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总结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

2、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 “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421936 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 1915 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 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 ”5直至晚年，胡适仍然强调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地了解。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 ”他还具体举例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6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受益于西方学理的切身体会，胡适自觉地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1918 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他即明确

3、提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7此后不久，在 1919 年 11 月所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在 1923 年 1 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同样也呼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 ”他并且还详细论证说：“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3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8除胡适以外，作为近代中国引入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也坦然承认受到了西学的启发。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 “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后来还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

4、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10平心而论，梁启超一生虽“流质易变”，然而他始终不曾否认西学对他的影响。即使是在游历了战后一派肃杀凄凉的欧洲之后，他仍在 1922 年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客观地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分析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 ”11很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体认，梁启超在 1902 年就断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121923 年 1 月 9 日，他在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发表告别演讲时更阐明：国学“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

5、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13同月，他在为创立文化学4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 ”14二其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启发。其一，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之“整理”一词，极有可能便是源于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启发。此前，章太炎曾言：“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 ”15其中虽提及了“理董”一词，但毕竟与“整理”仍有不同。而 1917 年 7 月， 新青年第 3卷第 3 号转载了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桑原在该文中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 ”16今天看来，这应是“整理”一词最初出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这一提法还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胡适，恰巧在东京购买了该期新青年

6、。他在读了桑原此文后，即在日记中记述道：“其大皆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 整理即英文之 Systematize 也。 ”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 “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5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 “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 “结帐式”、 “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

7、“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三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其一， “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 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191921 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6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20而正如伍启元在 30 年代所回顾， “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

8、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1919 年 1 月 12 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 ”22在 1926 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 ”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 ”23通过胡适的介绍与示范，顾颉刚也逐渐掌握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24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

9、对此，胡适评价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7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 ”25其二，除了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之外， “整理国故运动”还在其它方面也吸纳了西方的学理。例如，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采取了“截断众流”的手段。以往我们在探讨此方法的渊源所自时，大多归之于康有为、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启发。而邵东方则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截断众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研读过格罗特所著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鉴于早期希腊史中神话传说与史实难以区分的情况，格罗特采取疑古的态度，所以他以公元前 776 年作为古希腊信史的开始。格罗特处理古希腊史的方法显然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断言，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罗特的作法。 ”26客观看来，这一推论虽不免断之过勇，却也颇合情理。又如，据统计，2719231927 年间，北大国学季刊先后刊载了 37 篇学术论文，其中语言文字学方面即有 15 篇。这一方面固然与北大国学门盛行章氏学问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却也缘于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影响，28尤其是在这 15 篇文章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 6 篇，占据了 2/5。与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不同，国外学者凭藉精通多种语言的便利，倡导语言学上的比较研究。如钢和泰在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上所发表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便主张应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与音译咒语对照，来考知汉字在古代中国的读音。而高本汉在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国学季刊1 卷 3 号）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国古音的变化，8于韵书及反切之外，应该注意四种重要的译音，即高丽译汉字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及安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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