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论林徽因、宗璞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差异性汇编

1、新版论林徽因、宗璞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差异性汇编 摘 要：从“发现人”“发现女人”的“五四”时期一直绵延到女性言说、女性主体凸显的21世纪，林徽因和宗璞两人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既表现出了惊人的同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由于时代语境和个人境遇差异，林徽因更多表达了对“死”的关注和对“女性解放”的社会诉求，宗璞则更倾向于对“生”的探求以及“和谐女性观”积极构建。 关键词：林徽因 宗璞 女性意识 差异性 林徽因和宗璞，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她们家学渊源，长辈们的熏陶影响伴随成长;她们学贯中西，东西方文化的精髓集于一身;她们历经沧桑，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激发了其剧烈的精神动荡和深刻的灵魂触动;她们崇尚“真”“诚”，始终恪守一种道德启示的精神热力，带领我们重新直面传统和现代中的女性身份、女性精神和女性文化。这份女性意识的流露和坚持，渗透在林徽因和宗璞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伴随着时代的更迭、环境的变迁，既表现出一定的同一性，又显示出各自卓立不群的特点。 一、林徽因、宗璞的小说创作概况 在现代文坛，林徽因通常被视为“新月派”的著名诗人。而在由学院派精英组成的京派作家中，后起之秀萧乾甚至称她为“京派的灵

2、魂”。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林徽因，留给后人的小说只有六个短篇，分别是窘九十九度中和总题为模影零篇中的四个短篇：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这些作品都创作并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小说中的芝、琼、钟绿、文珍和阿淑等形象，不乏古典女性的高雅、现代女性的智慧或乡村女性的淳朴，都有和时代抗争的烙印，都有宿命般的不完美结局，都有时代洪流中女性特有的渺小、悲剧之感。 宗璞的小说创作，带有浓郁的传记色彩，她以描摹具有独特知识背景和文化人格的女性为主，以一个精英知识分子与她所处时代的激情碰撞和精神对话为纬，表达了一个富有个人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命运的独一无二的认识和思考。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宗璞的小说创作分成三个阶段，主要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和野葫芦引等28篇。她笔下的一众女性，或者能“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或者能“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李子云语），使小说洋溢着浓郁的女性意识。 林徽因和宗璞的小说创作，沿着时光隧道，从“发现人”“发现女人”的“五四”时期一直绵延到女性言说、女性

3、主体凸显的21世纪。如果说，“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亦是妇女底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底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鲁迅语）生于斯、长于斯的林、宗二人，其小说都留下了20世纪至今特有的民族的、时代的和女性的烙印，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情结，都表现出完美的现代与古典的结合，都彰显了感性的自然生命和理性的社会生命的融合。 二、林徽因、宗璞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差异性 从呼唤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时期走来，经历了一个个政治色彩极浓*阶段，林徽因和宗璞因其不同的生活背景、情感体验和人生追求，用不同的女性视角、相异的女性话语将女性主体的、时代的、民族的画卷精心描绘，使女性文学天地里呈现出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绮丽风景。 （一）对“死”的关注和对“生”的探求 死亡是个体在时间中作为存在的终结。走向死亡，也就意味着个体在时间中的消失或者说是被时间定格和抛弃，在这个意义上思考死亡也就意味着思考生命在时间中的终极存在。林徽因对死亡有着相当的警觉，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我”记忆中第一个美人钟绿，爱人在结婚的前一天突然死去，两年后的一天，钟绿竟死在一条帆船上（钟绿）;

4、爱和美的化身的绣绣，一个“漂泊不得于父母的寂寞孩子”，在一个冬天落雪的清晨悄然逝去（绣绣）;聪明能干、勤劳善良的大家庭婢女文环，不堪承受和少爷的情感压力，跳井身亡林徽因对死的关注，并未因沉入悲哀与宿命的灰暗之中而丧失自我，更没有走向幻灭和虚无。相反，她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了悟了生存的悲剧性事实，进而生出一种超越绝望与死亡的生命感悟。 再看宗璞。如果说，“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实现女性作为人类另一半的自我价值，思考人性的全面伸张，表现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陈凤珍女性文学的创新与中国立场，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x年第4期）那么，宗璞小说中的女性，更多彰显的是对已有生存秩序的反思，对新的生活的认知和探求。无论是红豆中在追求理想和个人情感中犹豫彷徨，最终挣脱了感情的羁绊，投身于民主运动激流的江玫;还是三生石中拥有一颗“最真实的心”，在“文革”的恶劣环境里虽遭受迫害，却依然保持人的尊严，敢于承担、追求纯洁的爱情与友情的梅菩提;抑或是南渡记中贤惠却拥有自己的思想，顾家却更心系民族，成为勇敢男人的坚强后盾，与男人们一起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的吕碧初和凌雪妍们宗璞

5、对生的渴望和热爱，温和而坚毅，平静而执著，纯净而清晰。 从对“死”的关注到对“生”的探求，林徽因和宗璞笔下的这一女性意识的差异源于两大原因。 1.时代语境差异 林徽因创作并发表小说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创痛深巨的时期，其物质语境是死亡特别是女性的死亡变得司空见惯。在当时中国女性的写作中，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垂死和死亡身体的形象，就绝非偶然。甚至连以超验的“母爱”为特色的“闺秀女子”冰心，也把苦难和死亡放到了作品中的未成年儿童身上。同时，这一时期的不少女作家都英年早逝，秋瑾、石评梅、庐隐和萧红，社会动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生活。而死亡，则成为在历史的瓦砾堆中奋斗挣扎的女性时时直面的物质语境之一。 宗璞生活的时代则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十七年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社会经历了大规模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贯穿几十年的关键词非“建设”莫属。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新生取代了挣扎和死亡。这一时期，社会在女性身心留下的印迹，更多的是生存的理性思考，生活的困惑迷惘和生命的孜孜追求。她们一改战争烽火中呐喊者的形象，更多体现出基于本土文化

6、背景的人性召唤下的“生”的意识萌动和勃发。 2.个人境遇差异 1931年，林徽因开始创作小说，并渐渐崭露头角。此前，林徽因自身经历了太多亲友的死亡，祖母游氏、祖父林孝恂、妹妹麟趾、婆婆李惠仙、父亲林长民、公公梁启超和挚友徐志摩先后离开人世，这些预料不到却纷至沓来的死亡讯息带给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心理压抑和阴影。而且1928年以后，林徽因的肺病日趋严重，时时威胁着她的生命。加之日本全面侵华，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人民流亡。在这样的大悲剧里，个人渺小如草芥、如浮尘。“曾经宁静富足的生活，转瞬间变成几件随身颠簸的行李。”（林徽因语）这样的境遇，令林徽因对时间、死亡、人生等*存在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考和追问。 宗璞虽然也多病，但她有一段极其特殊*经历。抗战时期，她随父母南迁，在云南度过了八年。“这一阶段，备受艰辛。除有轰炸、疾病等外，生活十分清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忍不拔地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可以说，是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壮美生活，为宗璞奠定了心理结构中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小说的丰富素材，也成为其小说中洋溢着“生”之欢喜的重

7、要源泉。此后几十年，她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高等学府，生活在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中，其笔下人物在新生活的开创过程中，都具有对高雅格调、深厚修养和美好人性的矢志追求。 （二）从“女性解放”到“和谐女性观” 1.弱者天性与强者意愿 20世纪初，认知和思考能力的缺位和匮乏被认为是性别化了的女性灵魂自然的属性和特征，女性被打上了“主体之最底层”的标记，构成了“天然弱者”的属性，其天性在于她对自身被欲求被消化而成为“强者”之机能的“意愿”。这种观点随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不攻自破。此后，“弱者天性”和“强者意愿”之间的角力、平衡始终伴随着20世纪的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 2.男女平等与和谐女性观 作为一个“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更自由”（张幼仪语）的女性，林徽因显然不苟同于女性弱者天性、强者意愿的观点。她在小说中创造的女性形象乐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她们渴望美、爱情和自由。她理性地审视女性的心灵和她们的命运，因此有了“文珍出走”这一开放式的结尾。她也充分审视男性的精神世界，从窘中男主人公维杉的视角去写女性之美，从吉公中男主人公的入赘选择去写男性的无奈和抗争。可以说，林徽因的小说从两

8、性不同的角度呼唤着男女平等，呼唤着女性冲破樊笼，争取解放。 宗璞同样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可她“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家，而首先还是无性别的作家”。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的女性观不一样，她提出“天生有阴阳”，“人本该照自己本来面目过活”，“认真地、自由地做一个人，也认真地、自由地做一个女人”。在宗璞的作品中，女人与男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是社会的人，平等的人，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从红豆到东藏记，宗璞选取了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知识分子为自己创作的独特对象世界，写她们随时代漂流的命运，写她们的真挚追求、失落与欢欣。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宗璞站在了一个比一般女性更高的角度来描写女性，审视自我，就像伍尔夫所强调的，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应该是：“她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在宗璞的世界里，“她并不希望女性作为特殊群体（甚或直接就是弱者天性）而接受来自四面八方更多同情、怜悯的关注，而是期冀女性作为大写的人，勇敢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与风采，不甘示弱地与男性一道去追寻人生的最高*，以达到女性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最终的统一，这恐怕才是宗璞心中优美、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理想图景”。纵观宗璞笔下的

9、传统女性，既具有古典女性的淑良贤德，又具有现代女性的刚柔相济，还多了一份忧国忧天下的情怀，这便构筑了宗璞深厚、平凡、崇高的“和谐”女性观。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纵观林徽因和宗璞的小说创作，大气中透着坚毅，理智中带着感性，古典中不乏现代，让读者对中国女性、对中国女性文学更多了一份全新的理解和思考。虽然因为个人人生经历的差异、生活体验的不同、选择职业的迥然，这两位女作家小说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存在着些微差异，但“万紫千红总是春”，她们以小说中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以其自身演绎着美好女性的生活姿态。 参考文献 1 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x. 3 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学报，202x（4）. 4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92. 5 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学报，202x（2）. 6 陈新瑶.论冯友兰对作家宗璞的创作影响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x（1）. 7 李翠芳.激情时代的宽广深厚J.文艺评论，202x（2）. 8 赵金钟.霞散成绮冯友兰家族文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x. 9 付子英.论林徽因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2x（11）. 10 冯颖艳.试论宗璞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主体性特征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2x（6）. 11 郭丽冰.“万古人间四月天”试论林徽因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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