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书籍《中国女工》

1、摘要打工妹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生群体,有着多重身份认同: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以及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打工妹的多重身份认同主要是建构主义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打工妹承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打工妹多重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于导致打工妹权利的缺失,应该在打工妹的“自我充权”行动和国家的“增权行动”的双重作用下保护打工妹的合法权益。关键词：中国女工；认识；现状引言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此时大量非城市人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变成了打工仔或打工妹。关于这群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已有很多研究,有的侧重于女工的来源地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帮派”之间的冲突,有的以女工要比男工承受更多苦难的假设而将矛头直指性别差异,有的探讨工人的自卑意识和树立身份认同的努力等。(P117)香港科技大学潘毅的中国女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作者通过从1995年秋至1996年上半年在深圳的一家港资工厂“流星厂”近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与女工一起生活和工作,为我们展现了当代中国女工的生存

2、现状。一、读中国女工带来的认识( 一) 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 资本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那个时期冷冰冰的机厂机器。因此，国家、资本和市场的冲突可以直接进厂机械和物理冲突。具体来说，身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机构，它更是“痴迷”和依赖于女性的身体。“生产机器的微观权力对平凡的身体不感兴趣；它是更加对特殊的身体，也就是女性的身体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认为是更温顺、更有耐心、更适合工厂的机器。”研究资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是主要依靠廉价、驯服的女职工”。这意味着，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工厂机器对女性身体直接操纵的基础上。( 二) 男权社会与打工妹如果上述因素主要指的是全球化的外部因素。那么，打工妹必须面对它的国内环境，中国整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1990年代的工作打工妹能够外出工作，许多移民妇女的“积极行动”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要主动争取家庭（与男性的父亲或丈夫）的同意，获得其支持出去打工。而这一点既是打工妹所要极力抗争的, 也是女工一书作者所极力控诉的“父权制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一个令人沮丧的宏观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和父权制事实上如此稳

3、定和谐共处，无论是在想象还是在现实中。” 然而, 女工们如此积极行动, 多少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绝对地位和绝对控制的挑战、颠覆、撼动与松绑。( 三) 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上述的一个背景的冲突的存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冲突是外来务工工人和家庭的冲突。对于每一个打工妹来说，外出务工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选择去外面打工，或是和他的父母呆在家里，到了一定年龄就面临结婚这一个问题。即使外出打工，到了一定年龄，首先面对的就是回到农村结婚，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仍然会面临着是否出去打工的问题。”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斗争，并会支持他们的家长制家庭真正的在一起。紧张关系几乎不可能消除。”正是这种结婚，并作为女性生活的重要的边界，从而导致不少女工工作者犹豫、迷茫和无助的痛苦。而这一切围绕的正是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这二者之间的冲突问题。( 四) 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打工妹外出来打工的原因还有就是涉及一种背景因素就是，建国以来由于不断扩大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工作女孩面临的冲突之间的外来打工和家庭为导向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时候

4、，冲突也跟着加剧。”打工妹的身体抵抗不仅是特殊意义的宗法关系，同时也对一般意义上的巨大城乡差异，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日益严重的农村贫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当工作的女孩试图挑战和改变中国的家庭和农村社会欲望，恰逢全球资本企图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和欲望满足国际市场。”更深的意义在于，打工妹热切的愿望早已淹没在滚滚的无限贪婪的猖獗的资本欲望里了。这是注定的打工妹的欲望悲剧色彩，从而也注定是一个悲剧命运的移民妇女农民工在城乡分割下，通过打工妹出来打工来破解农村发展的困境。如果上面的冲突是一个冲突的背景下，那么在打工妹的身体，还有一些真实的、有切肤之痛的、有些甚至是超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痛, 以下几个方面非常典型。( 五) 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 打工妹的身体总是面临着资金钳制而成为成为温顺的身体和保护自己的身体成为战斗冲突。想要摆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最好的只能减少控制的程度；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抗争对象，它似乎更不可能。毕竟，前者决定后者的命运。打工妹的斗争只能是有限的、适可而止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粉碎了自己的工作，也是别无选择。”无论打工妹的劳动身体是“驯服的身体

5、”或“智能的身体”，他们总是在被利用的环境下，甚至利用霸权话语来保护自己的“战斗的结构。”“驯服”另一个“积极”的表达是“合作”。“反抗与合作, 这两种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 每时每刻都在车间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地进行着。”( 六) 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打工妹”这三个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蕴所在。“打工”者, 地位低下也;“妹”者, 不仅年龄小,而且是女性, 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 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乡差异的原因所致。户籍来源与血缘网络也不断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广东三大民系: 广府人( 老广州人) 、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 广东人与外省人之分。外省妹, 亦被成为“北妹”。不同区域的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同, 也导致甚至恶化了这种差异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厂的大部分中层管理职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据, 而几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产线工作”。打工妹必须不断地改变他们的个性风格，语言和身份，才能够适应工业化时代在特定时空里的生活。毕竟，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差异政治有着高度的政治性。从这一点来看，工厂系统本身不仅是一个金字塔式动力系统，并且也是受到性别认同、血缘-族群纽带的

6、和城乡差距因素造成的权力和等级的万花筒。二、通过中国女工对现在女工的思考(一)女工反映了当时国家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各种所有制都变成了公有制性质，国家逐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当时，宣扬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女工的工作单位工厂，处处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从工厂中产品的计划生产和统一销售，到女工的工资、福利由国家统一发配。在实际生活中，女工的子女可以有入托的机会，而生产集体化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因此，女工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反映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性质。(二)国家在场下的女性就业观 新中国初期，不管是报刊杂志的封面还是各种宣传画上的女工人形象，都是一副投身于建设的积极向上的形象。一首诗这样描述女车工:马达催起一千轮太阳，车刀车落一千轮月亮，铁屑在她身旁磁曦冒着蓝烟，刀光里暂新的零件儿成排成行。为祖国已车出了多少零件?女车工从来不把它们计量，她顾自己像一个闪光的零件，紧扣在祖国隆隆前进的车轮上。在政府大力鼓励节约增产、提高技术，进行劳动竞赛下，各厂的女工都投以积极、饱满、忘我的工作热情。对比新中国建立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

7、的今天，在女性的就业观方面有根本性的不同，而新中国初期的北京女性就业观是国家在场下的具有当时时代特点的女性就业观:1、“为社会做贡献”的崇高就业观 新中国初期，理想、信仰和情操远比物质生活条件更重要，工作和劳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多做贡献。在工厂中，女工学习的榜样是“劳模夕，佩服的是做工好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人。女工的这种崇高的就业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当时时代特点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思想理念是神圣的，它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需要的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物资极度的匾乏，客观上要求人们多一点崇高的奉献精神、少一点物质享受。而政府大力的宣扬无私奉献精神、极力的贬低物质享受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2、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所谓的“利”是物质利益，而“义”是指伦理道德，在新中国初期重义轻利是中国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念。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对个人道德上的内在培养始终处于价值需求的中心位置，对伦理道德价值的关切压倒了对功利的需求，儒家思想的主流是重义轻利，甚至是崇义贬利，传统的义利观虽历经社会变革冲击，有所衰变

8、，但重利轻义的传统具有延续性，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因从根本上讲不是利益杠杆，不是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因而物质性需求在那个年代不能得到充分肯定。(三)单位制下的女性解放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成功地对整个城市社会单位化，使得单位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基本单元。所有就业者被紧紧地束缚于单位体制上。国家通过控制单位的几乎全部资源，从而控制了单位，也控制了单位中的所有就业者，并以此为轴心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功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新中国初期的工作单位是全能式、全控式的、是以家庭方式运营的。单位不仅负责生产和经营，负责处理好它所管辖的那些社会事务，而且，单位还解决单位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政府则通过单位落实它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当时，党和政府从政策和措施上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并对女性就业给予了种种特殊照顾和保护。而单位是政府的延伸，政府的意志通过单位得到了实际贯彻。比如:工厂照顾女工的所有需要，包括对女工的“四期”保护;工作单位负责

9、分发所有的社会福利，从票证、医疗保险到养老金;开办食堂、澡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单位还负责批准结婚，帮助解决各种私人纠纷如夫妻争吵之类的小事。 通过政府和单位的努力，女性就业者与之前相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妇女解放也取得了进步。但是，这种单位体制下对女工成员“无孔不入”的管辖，给当时的女工甚至整个妇女解放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加速了女性从家庭中走向了社会、摆脱传统家庭中父权制束缚的进程，从而也加速了女性解放的进程。新中国初期，大量的中国女性在短时间内从家庭中走出来，改变了家务劳动者的角色，全面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中国女性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历史潮流中，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在优惠政策的保护和照顾下努力奋斗，基本改变了以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女性凤毛麟角的格局。另一方面，女性获得解放是国家给予的，而不是通过女性自身努力得来的，所以中国女性解放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新中国初期女性的命运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而是被掌控在了国家政府和单位的手中。也由于女性获得的劳动权利是国家给予的，并且受到了国家的特殊保护，所以新中国初期的女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国家和工厂有很大的依赖性。这也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再进行“大锅饭”式的统一的管理之后，女工较之男工在心理上和观念上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总结 不管怎么说,女工一书都给我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打工妹身处的“冲突”全景图。透过这整副图片, 我们看到了女工政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艰难性。单就冲突的来源而言, 既有来自国际的因素, 也有来自国内的因素; 既有来自家庭的因素,也有来自其自身的因素; 既有生产过程之外的因素, 也有生产过程之中的因素; 既有来自性别本身的因素, 也有来自性别之外, 诸如年龄、语言、地域、血缘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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